推动达成事实上的亚洲货币基金

　　专访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首席执行官河合正弘：

　　东亚区域金融合作正以超出想象的速度推进。实际上，1997年日本曾提议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在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CMIM）与东盟10+3宏观经济研究室（AMRO）的名义下，已经基本实现。

　　在5月2日菲律

宾马尼拉举行的第十五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不仅决定将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CMIM）下设立的东亚外汇储备基金规模扩大一倍到2400亿美元，将其与IMF贷款条件的“不挂钩比例”由20%提高到30%，还明确要将AMRO进一步升级为国际机构。

　　对于中国来说，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努力，正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和东亚金融合作战略两条道路上推进。但这两条道路的方向却又是不同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清晰推进了日元国际化战略，但新世纪2003年之后日本则倾力打造东亚金融合作。

　　在日本的定义中，东亚金融合作当前的直接目标依然是将CMIM多边化成立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1997年时这一建议曾受到美国的激烈反对，对日本当前成立事实上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这一目标，中国各界认识是否清晰？东亚金融合作的未来将是怎样的图景？中国与日本在其中各扮演什么角色，怎么理解中日的竞争与合作？在日元国际化道路基本失败之后，日本是否在改变其东亚整体金融战略？东亚金融合作将怎样影响美国的利益？

　　《第一财经日报》就此在北京专访了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首席执行官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在东亚金融合作体系里，河合正弘一直是日本最为重要的智囊。

　　不断趋近达到事实上的AMF

　　第一财经日报：东亚外汇储备库已经翻一番达到2400亿美元，脱钩IMF比例也达到了30%，如何评价地区整体金融合作？

　　河合正弘：清迈倡议多边化是非常好的尝试，但目前的问题是资金还较少，同时与IMF的挂钩比例还很高。“脱钩”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几年致力于使脱钩比例达到40%。亚洲国家自己出资在危机中使用，这和欧债危机中欧洲的做法一样，这种资金的增加将会推动亚洲金融稳定。

　　同时我们看到，这种机制由中国和日本的合作驱动，并得到了韩国和东盟国家的支持，是亚洲合作中非常好的机制。

　　日报：AMRO目前还不是国际组织，你认为它变成国际组织的前景如何？日本的意见怎样？

　　河合正弘：如果AMRO能够变成一个国际组织，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能够促进地区金融监管。我个人强烈支持它成为国际组织，也希望各国能够支持它的升级。但同时需要看到，各国决策者希望看到AMRO的工作有实质进展，AMRO需要表现出应有的能力，才能赢得支持。

　　如果亚洲很多国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组织，并希望推动它成为国际组织的话，日本的决策者也会支持这个倡议。但和中国一样，日本也希望见到这个机构的实质进展，包括能够发布高质量的报告，对地区各国有好的分析。

　　日报：1997年日本曾提议成立AMF，当时提议的规模是1000亿美元。现在清迈倡议的资金规模已经翻番，而且挂钩比例也在降低，东亚自主运用的资金规模已经达到720亿美元。这是否表明日本最初的构想已基本实现？

　　河合正弘：还没有，AMRO和CMIM都是朝向那个方向的努力，但显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97年日本提出AMF倡议时，正是泰国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当时美国和IMF都拒绝了日本的提议，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中国没有说什么，没有支持也没有拒绝，因为中国的意见很重要，日本不知该怎么做，所以放弃了。如果中国同意，双方本可以在韩国和东盟国家的支持下一起推进AMF，但没有中国的支持，日本只能后退。

　　自那以后，作为替代，亚洲国家建立起了清迈倡议（CMI），之后10+3国家用了10年时间来加强CMI并将之多边化扩大为CMIM，并建立起了AMRO。

　　目前我们看到，虽然CMIM中资金的脱钩过程已经开始，但IMF的挂钩条件仍然存在并且比例还很高，一个更加独立于IMF的CMIM是非常重要的。如果CMIM的贷款条件不挂钩IMF，而且AMRO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健全的机构，那我们就可以说有了事实上的AMF。目前，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现在还正在朝事实上的AMF努力。

　　同时，如果要建立真正的AMF，AMRO需要成为真正的国际组织，各国需要像IMF一样有实际的资金贡献，而不仅仅是在桌面上谈提供流动性。我们也希望有IMF一样的制度性安排，我们需要这种安排来使他们变成真正的AMF。

　　我们还有一些差距需要弥合，如果10+3努力继续加强CMIM和AMRO，AMRO的表现能够不断提升，我们就会不断趋近于达到事实上的AMF，现在中日韩和东盟国家都全力进行合作，这种情况已经同1997年有了很大的不同。

　　美国不会为未来的东亚潜在危机埋单

　　日报：这种合作是否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比如，如果东亚国家目前试图自主运用CMIM的资金，不挂钩IMF贷款条件，但首先需要清迈机制资金提供国在国际市场上卖出目前的外汇储备资产，主要是美元资产，然后拿出钱来供给到资金使用国。那么这一资金使用机制，首先意味着对美元资产的卖出。

　　河合正弘：我不认为向储备库注入资金这件事本身会对金融市场产生负面的影响。如果你看现在的欧元区工程，你会发现市场上的人们尤其是私人部门，都担心没有足够高的防火墙，相反的，资金不够是一个问题。在亚洲，如果各国政府说我们需要共同筹集资金，这就为金融市场提供了很大的信心，所以没有负面的影响。这对美国的金融市场也没有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不是一个问题。

　　日报：我们知道，在1997年日本试图成立AMF时，美国激烈反对。目前要成立事实上的AMF，亚洲国家应该如何看待美国可以在地区整合中发挥的作用？

　　河合正弘：如果亚洲发生危机，亚洲国家不得不为此埋单，因此需要为此筹集更多的资金，因为美国不会为我们埋单。亚洲国家不喜欢IMF，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经历，亚洲国家不希望依赖IMF，所以必须依靠地区国家自己的力量。

　　亚洲国家都意识到，如果继续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也不可能提供资金帮助。美国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它只在1995年帮助过墨西哥，因为墨西哥是美国的后院。亚洲太远，美国不会为我们埋单，所以我们需要加强协调和合作。我觉得，美国不应该为此感到沮丧。

　　亚洲国家可以说，是的，我们喜欢美国，但是你必须要出资。如果你不出钱，那么就请你保持安静。这是亚洲国家的普遍意见，亚洲国家认为和美国合作可能会有用，但这更多的只是空谈，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并不具有建设性。

　　日报：美国是否会容忍东亚金融合作的加强？你和美国方面有很多接触，他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河合正弘：我认为美国会接受，因为如果亚洲发生危机，谁来埋单呢？美国会说，亚洲的问题亚洲来解决。美国现在就对欧洲的问题非常失望，因为欧洲没有提供足够的资金来解决问题，欧洲应该动用更多资金来解决问题。

　　当然，美国也许会介意，但他们做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金融资源来帮助亚洲国家度过危机。有金融资源的国家才应该有发言权，美国希望不花代价取得发言权。

　　美国人知道美国难以在经济上提供帮助，所以他们接受亚洲国家一起合作的现实。但他们也意识到他们在这一地区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像TPP，或是安全机制上的安排。他们有有能力去做的事情，也有无能为力的事情，所以美国所做的，是努力继续保持和亚洲国家的良好关系，但那些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他们就不再做了。

　　中国和日本的竞争与合作

　　日报：在东亚金融整合中，你如何看待中国和日本的竞争和合作？

　　河合正弘：有一些竞争的因素，但两国都知道必须进行合作。

　　比如我之前提到的，日本在1997年提出了建立AMF的提议，但当时由于中国没有明确表态而没有得到落实。因此，日本需要中国的支持，没有中国的支持，日本做不了什么。这是表明两国应该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关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我想用两个例子来说明。清迈协议多边化之后，政府需要决定各国的出资份额，当时日本认为自己应该占最大的份额，因为在2008年时，日本经济总量仍比中国大得多，日本的金融系统更大，发展也更健全，日元是国际储备货币，而人民币还不是。但中国说不，中国的经济总量正在变大，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额比日本大，所以中国的份额不应低于日本。2008~2009年两年间大家进行了很多谈判，虽然双方彼此难以认同，但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都占到32%的份额，香港成为了新的成员，和内地共同占有这32%的份额。

　　日本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因为日本的份额高于中国内地的份额；中国也很满意，因为中国总的份额和日本是一样的。而从东盟国家来看，双方的份额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双方都作出了妥协。

　　另一个例子是AMRO，最初双方在选址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日本认为应该设在东京，而中国认为应该设在北京或上海，最终选定了第三国新加坡作为机构所在地。然后，哪一方应该成为首任负责人又出现了争议。中国希望是中国人，而日本希望是日本人，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一任负责人是中国人，任期是一年，第二任负责人是日本人，任期是两年，这也是一种妥协。因此他们虽然有竞争，最终还是会回归合作，因为双方认识到必须在一起，必须做出妥协。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妥协，他们把中日的目标绑定在一起，来推动地区合作，使很多亚洲的事务成为可能。

　　所以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我们有竞争，但也有很多的合作，这些都非常有必要。两国也知道他们必须合作。

　　日报：接下来几年会是更多竞争呢，还是更多合作？

　　河合正弘：两者会并存，但只有合作也是不好的，只有加入一些健康的竞争，才能促进双方的共同进步。

　　从日元国际化到东亚金融合作

　　日报：在1970~1997年间，日本大力推行日元国际化。但自2003年以来，日本力推东亚金融合作，而日元国际化暂时放在了一边，这是否意味着日本有一个政策转向？

　　河合正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日本长期以来致力于日元的国际化，但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虽然已经国际化，但仍和日本的经济规模以及经济潜力不匹配，远远小于日本的经济增长潜力。

　　目前可以说，日本已经放弃了直接进一步推动日元国际化的做法，但并没有改变推动东京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通过使东京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日元可能成为更加重要的国际货币，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所谓的“战略”和步骤。

　　至于地区金融合作，可以说是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种回应，危机提供了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的机遇，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日本财政部、央行对外缺乏联系，比如说，当时和中国财政部和央行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他们没有中方的电话号码，无法直接对话。他们当时和香港金管局有一些官方联系，所以日本让香港向内地传达希望建立AMF的想法。由此可以看到，当时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联系非常少，基本没有，或者说非常薄弱。危机让金融当局发现彼此对话的重要性，这就是地区合作的开始，日本认为加强地区的金融合作是很重要的，其他国家也有此共识，于是开始了地区合作。

　　这可以说和推动日元国际化的努力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而是由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驱动的。因为危机的发生，日本认识到维护亚洲的金融稳定符合日本的利益。因为日本在亚太地区享有广泛的利益，比如说在东盟国家的投资，而东盟国家在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由于日本认识到稳定的东亚金融秩序对日本是非常有益的，所以开始将加强地区的金融合作提上议事日程，成为了地区合作的有力推动者。而同时，中国也加入进来，成为了地区合作的有力推动者，双方开始有了很好的合作。

　　综合来说，日元国际化的议程仍然存在，但对日本来说，对危机的反应变成了更为重要的政策议程。危机发生了，占据了焦点位置，从而使日元国际化退居次要地位，但日本并没有完全放弃。

　　支持人民币与日元直接兑换

　　日报：你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与东亚金融整合的关系？

　　河合正弘：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但在外国人使用人民币方面仍有很多限制，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件好事，日本对此也很支持。

　　之前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和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中，谈了很多事情，比如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日元和人民币结算，在贸易中不使用美元而是使用彼此的货币直接结算，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双方还同意日本可以购买人民币债券作为外汇储备，这在以前在中国是被禁止的。虽然也还存在一些限制，比如日本购买人民币债券有一个上限，但双方达成的协议是非常好的开端。

　　我相信双方可以做更多，比如在东京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现在中国已经在香港、新加坡、伦敦发行人民币债券，我想东京可以成为下一个备选地。这对日本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日本在努力推动东京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日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支持人民币国际化。

　　另一件中日可以合作的事情，是一起开拓人民币和日元直接兑换的市场。目前如果要把人民币兑换成日元，需要通过美元作为中介，何必要如此呢？开拓了更大的直接兑换的市场，通过直接的货币交换可以支撑更大的贸易等市场的形成。这样的市场可以设在东京，通过支持人民币国际化，随着人民币逐渐被很多人以很多方式接受而成为储备货币，日本可以因此在推动东京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受益。因此，中日两国的这种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