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涛：中国会失去竞争力吗?——人口的挑战(三)

　　未来十年，非农劳动力供给将继续增长但劳动力市场供求将趋紧，那些主要雇佣年轻劳动力的行业会更深切地感受到劳动力供给减弱的影响。这是否意味着全社会劳动力成本将快速上升，从而引发全面的工资-物价螺旋式通胀压力呢？中国是否会丧失制造业大国的竞争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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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正经历“刘易斯拐点”

　　既然经济并未实现充分就业、农村中还有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为什么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企业招工难、工资快速上涨等现象呢？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

　　“刘易斯拐点”描述的是“无限”劳动力供给时代终结、名义工资开始上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认为，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而言，经济发展是现代工业部门扩张、传统农业部门收缩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此时工业部门面对着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工资仅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第二阶段，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已被工业部门吸收殆尽，此时工资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相对第一阶段有明显上升。这两个阶段的连接点就是所谓的“刘易斯第一拐点”（见图27）；到了第三阶段，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边际产出基本趋同，使得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工资水平大体相当、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经济由二元经济过渡到了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即经历了“刘易斯第二拐点”。

　　在我们看来，各方面证据显示中国确实已经到了“刘易斯第一拐点”。近年来中国的工资，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快速增长。这表明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不再是“无限的”、需要提高工资水平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名义工资的快速上涨正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特征。最容易转移至城市的15-29岁农村年轻劳动力人数比十年前已明显减少。因此，国家统计局进行的农民工调查数据显示，除去2008-09金融危机时的冲击，农村居民务工工资在近些年来开始加速增长（见图28）。

　　然而，即便到达了“刘易斯第一拐点”，非农劳动力供给仍可以继续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几年农民工工资的快速上涨伴随着非农就业的增长。当然，目前中国城乡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上的二元体制使得年长农民工在安置家庭、子女就学等方面进城的成本更加高昂，甚至必须以牺牲家庭为代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工资需要上涨得更多才能吸引农民工远离家乡、进入沿海大城市务工。另一个原因则是农村生活水准也在提升。

　　劳动力结构变化将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相互影响

　　虽然劳动力供求总量的变化在未来十年较为平衡，但不同年龄劳动力变化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会对不同行业乃至产业结构带来深远影响。例如，年轻劳动力减少将促使经济增长模式由房地产建设、低端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变。

　　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将更明显地感受到年轻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在过去十年年均增长了0.2%之后，未来十年年轻劳动力（15-29岁）将年均大幅下跌1.4%，而其中15-24岁的低龄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变化更是剧烈（见图30）。建筑业、低端出口加工行业、低端服务业等过去20年一直是年轻劳动力最大的雇佣行业，因此将更明显地感受到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压力。相比之下，未来十年年长劳动力（30-64岁）仍能维持0.9%的年平均增速，这意味着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未来面对的劳动力供给条件将会宽松一些。

　　此外，教育结构失衡问题导致了劳动力供求错配。近十几年来，我国制造业、建筑业持续高速发展，成为制造业大国，对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产生大量需求。然而与此同时，高校急剧扩招、每年毕业生高达600万人以上，而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仅缓慢发展（见图31）。这导致了企业招普工、技工难、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并存。如果产业没有相应快速地转型和升级、教育结构方面没有相应转变，中国目前业已存在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在未来十年中可能会随着年轻劳动力减少而进一步加剧。

　　劳动力结构变化与中国经济再平衡、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相一致。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政府也已经认识到转型的必要性。从外部环境看，发达经济体漫长的去杠杆化过程将长期抑制中国的出口需求；从国内需求看，房地产部门需要转向更可持续、也更缓慢的发展路径，而且来自于环境、资源、能源等方面的制约也越来越明显。而另一方面，过去增长模式所依赖的两大引擎：出口和房地产，均高度依赖于年轻、低端劳动力的供给。因此，未来十年年轻劳动力大幅减少、年长劳动力相对增多将会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房地产建设、出口加工拉动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推动转变。

　　中国的制造业会失去竞争力吗？

　　如前所述，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将面临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趋紧、工资上涨的压力。而年轻劳动力供给减少对于低端制造业和出口部门的打击尤为突出。这会侵蚀掉中国建立在低廉劳动力成本上的国际竞争优势吗？不一定。

　　如前所述，中国已经在经历着刘易斯第一拐点（当然，考虑到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特征仍然十分明显、仍然有7000多万左右可供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目前显然尚未实现一元经济、与“刘易斯第二拐点”还存在相当的距离）。到达刘易斯第一拐点后，劳动力供给──特别是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还可以维持明显增长。只不过，为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所需要的工资水平需要明显上涨。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工资的上涨，是否意味着会必然侵蚀中国建立在低廉劳动力成本上的国际竞争优势和带来通胀？不一定。

　　首先，应该区分工资上涨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刘易斯拐点说的是名义工资上涨，即工资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上升到边际产出的水平，而后者并不会带来竞争力的削弱和商品价格的攀升。我们估计中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过去十年中保持了年均约12%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全社会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速也高达9%左右。因此，虽然统计局数据显示城镇工业部门非私营单位工资过去十年年均增速已高达14%、而包含了私营单位的全社会工业部门工资增速估计也在13%左右，但扣除劳动生产率提升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只有4%左右的温和增长（见图32）。从宏观角度来说，我们认为目前还不用过于担心中国的制造业将迅速失去其竞争力、或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推高制造业商品价格。

　　其次，中国的工资水平目前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不及韩国和台湾。按照统计局的数字折算，中国当前国有单位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约为2.3美元、私营单位约为1.5美元。与美国劳工部（BLS）公布的其他各国工资水平相比，中国仅为美国的1/25-1/15，德国的1/29-1/19，日本的1/22-1/14，韩国的1/11-1/7，台湾的1/6-1/4。当然，考虑到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仍低于上述发达经济体，因此按单位劳动力成本衡量，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将会大幅收窄，但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

　　正是由于单位劳动成本的上升仍保持温和，中国在最近几年基本保持了稳定的核心CPI通胀率。因此，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价格也没有大幅上升（见图33）。

　　通胀压力会上升吗？

　　既然制造业工资的快速上涨并没有引起价格的明显上升，那么“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是否对通胀没有影响呢？答案是否定的。

　　的确，在过去十年中，通胀主要是由食品价格、能源价格和居住成本推动，而核心制造业商品价格仅温和上涨（见图34）。这一方面是因为本世纪初，制造业尤其是轻工业在90年代中后期积累的大量剩余产能因为出口和内需复苏而逐步得到消化，通胀压力不大；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企业能够吸收消化工资上涨的压力。

　　然而，刘易斯拐点对于通胀的最大影响恐怕还是会体现在食品和服务价格方面。在工资上涨成为引导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继续转移的时候，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自由转移使得工业工资的上涨也会带动其他部门工资上涨，导致经济体的整体工资攀升。工业、制造业可以通过使用技术设备提高劳动生产力，以此来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使单位劳动成本仍保持温和增长，抑制本部门价格的提升。但是，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力很难有同样幅度的进步（见图35）。在这些部门，劳动成本的上升势必推高农产品价格和服务价格。事实上，因为工业（可贸易品）的快速发展和劳动力转移而引起全社会工资上涨，并推动非贸易品行业价格上升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界早已被贝拉·巴拉萨和保罗·萨缪尔逊描述，被称为经济发展中的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

　　当然，近几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并非主要由劳动力成本上升所推动，而是源自于能源和其它投入价格的上涨，并且受到自然灾害、恶劣天气和“猪周期”的影响。同样，服务行业价格的上升近年来也深受能源运输价格上涨和土地价格、租金暴涨的影响。

　　那么，未来十年因为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对通胀有可能造成多大的影响呢？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定量分析框架，我们的静态分析表明未来十年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会把CPI较过去十年年均推高一个百分点。做这个估算时，我们假设未来十年名义工资增速比过去十年年均高2-3个百分点，并且只有大约不到一半被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抵消掉，低于过去十年的60%。在这种情况下，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会比过去十年更快，从而给CPI带来额外的一个百分点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一般合理的假设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导致通胀上升，但程度仍然是可控的。

　　需要提醒的是，上述估算并没有考虑需求面对价格上涨做出的反应。这显然只是理想状态下的情形、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仅从供给面成本角度出发就得出关于通胀压力的结论显然有失全面。在现实情况中，需求面因素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迅速的老龄化、劳动力供给萎缩，然而整个经济非但没有出现由劳动力成本上升引发的高通胀，反而由于前期货币政策过度宽松所导致的泡沫破裂而深陷通缩泥潭。因此，如果储蓄率、投资率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或其他因素而下降、拉低了总需求，那么反而会抑制通胀。此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其他周期性因素也会显著影响总需求，从而给最终的通胀结果带来变数。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将在未来十年给中国带来通胀压力，但并非所有行业都面临着相同程度的成本压力，大多数制造业部门仍然能够通过生产力进步来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

　　《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二）：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挑战》报告：

　　人口的挑战(二)：老龄化会否制约增长

　　人口的挑战(一)：中国会否未富先老?

　　（本文作者汪涛是瑞银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本文节选自瑞银集团报告《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二）：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挑战》。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