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涛：中国政府该怎么办?——人口的挑战(六)

　　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是复杂而多面的，并且每一个影响路径其实都依赖于之前的发展结果。政策能针对人口结构变化做出哪些应对呢？我们认为政府需要首先意识到人口结构变化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决策者需要在养老保险、服务业、城乡公共服务和金融、国有资产管理和教育等方面做出必要的改革。作为一个外生变量，人口结构变化的进程十分缓慢。因此，政府仍应主动推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进一步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仍有相当规模、未来将继续向非农部门转移。这是我们得出未来十年经济增长不会因劳动年龄人口见顶而受到显著拖累这一结论的重要依据。

　　政府有必要调整公共服务和金融政策以鼓励更多的农民进城、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从而确保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总量不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显著影响。我们预计政策将继续鼓励推进城镇化，但政府应将重心放在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上，包括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覆盖，从而减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出的经济和家庭成本。政府同样可以鼓励企业将生产业务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劳动力更“过剩”的地区。

　　通过教育和产业政策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产业政策方面，由于年轻低端劳动力供应预计将更快地下降，我们认为政府应鼓励并促进产业升级。此外，政府也有必要放宽私人部门进入服务业的准入限制，并通过减税促进其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将有助于转移农村地区较年长的过剩劳动力，并为年轻的高等教育人群创造工作机会。

　　教育政策方面，产业的转型升级又给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教育政策需要着力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培养技术人才，并将大学的培养体系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好地结合起来。另外，政府也可以鼓励企业提供在职培训和对农民工及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培训。

　　养老、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需要未雨绸缪

　　养老保险政策将需要进行几方面的改革。首先，养老保险支付应当根据缴费和预期寿命的增加进行调整，退休年龄也有必要逐渐提高。这会大大改善养老保险的收支（现金流）状况，使其更具可持续性。其次，提高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层次，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养老金的统一筹划，并且由中央政府解决遗留的养老金债务问题。再次，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增加对农民工、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服务。最后，由于快速的老龄化将会在未来几十年给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带来沉重的支付压力，我们认为进行国企改革，利用国企分红来充实养老保险体系将是一个可期的政策选择。

　　人口老龄化需要医疗卫生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毫无疑问，老年人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大大高于中年人和青年人。因此，日益膨胀的老龄人口数量也就意味着对医疗保健服务的更大需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应鼓励并促进民营资本进入这一行业，增加这一行业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覆盖也需要跟上，确保所有老年人群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

　　增长模式转型不会因人口结构变化而自动发生，政策仍需主动推进

　　人口结构变化有望促使中国从房地产和出口为引擎、重工业相关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逐步摆脱出来。我们预计年轻劳动力供给减少将给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业、出口加工业带来供给面压力，造成其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欧美经济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将制约外需，影响中国出口。此外，由于作为购房主力的人口数（25-35岁）下降，中国城镇房地产的需求将从过去十年间的爆发式发展逐步回归稳态。

　　但是，人口结构变化本身是十分缓慢的、且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往往让位于周期性的因素。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如果想要由投资拉动型转变为国内消费驱动型，不应过分指望人口结构变化本身所带来的推动作用，仍应依靠政策的主动调整。

　　政府仍需继续推进改革，包括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减轻劳动力税负、发展服务业以促进就业并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降低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进一步推进和扩大国企分红、建立投资约束以降低企业部门储蓄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调整资源、能源、资金价格以降低经济对重工业投资的依赖度、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加汇率弹性、改进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以吸收经济中过剩的流动性等。

　　决策者对于是否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预计会持谨慎态度

　　虽然目前已有呼声要求放开“独生子女政策”，且放松政策限制的确有助于缓和未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幅度，但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我们认为未来几年里决策者对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基调仍会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如前文所述，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间面临的劳动力供给压力实际上被夸大了。此外，在总人口数于2030年左右见顶之前，中国数量庞大的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力之间存在的严重矛盾仍将不断加剧。当然，前瞻性地考虑十年以后更长远的情况，政府还是有可能对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进行局部微调，针对部分人群、部分区域逐步放宽限制。

　　（本文作者汪涛是瑞银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本文节选自瑞银集团报告《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二）：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挑战》。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