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废除审批制才能救中国股市

　　搜狐财经：您认为中国股市这些年有进步吗？

　　刘胜军：中国股市从1990年开始建立，到现在已经22年了，制度建设不能说没有任何进步，但是进步非常非常小。

　　搜狐财经：上证指数已经在2000点左右徘徊，股民辛苦十几年，可以说一夜回到原点。您和很多专家学者都指出了中国股市的制度性弊端，证监会可能也清楚，但为什么就是改不了？为何阻力如此之大，而且22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刘胜军：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把它说透而已。我们想一下证监会现在其实主要在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就是审批，我们知道这是非常大的权力。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执法，执法这个不是什么权力，甚至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情，对证监会来说是一个义务。

　　对证监会的官员来说，审批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有了这么大权力，别人都要讨好你去寻租，而且不用得罪人。但是执法就不一样了，执法一定要得罪人，比如说要查处内部交易案，查IPO的欺诈案，一定会得罪人，而且就证监会官员的个人利益来说，执法的好处是非常少的。所以两件工作在他手上，一个在左手，一个在右手，他就很清楚了，他肯定将兴趣都放在权力上面，而对执法没有兴趣。这是人趋利避害的本能。

　　曾经担任过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直到今天，我都觉得还是很针对现实。就是说对一个从计划经济体系脱胎的体系而言，要想放弃如此巨大的审批权力，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这句话的含义，一方面是权力就像阿克顿勋爵说的一样“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本身的诱惑确实像鸦片一样，你一旦拿到它之后，再从你手中拿走，可能只有靠外力才能做得到，而如果要靠内力的话，就是高西庆说的“灵魂的革命”。

　　我觉得中国股市目前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在利益链条中，证监会其实只是一个执行者，证监会不是最大的利益集团，最大利益集团是在证监会外围的。这些人有足够政治资本去影响证监会，在这种情况下，证监会就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即使郭树清想做一任“伟大的证监会主席”，他想放弃这个审批制，但那些权贵阶层却不会愿意。为什么？因为中国搞市场经济这么多年，权贵出于本能一直在寻求最好的寻租机会，他们发现股市是最理想的机会，最理想的寻租场所，而目前阶段，又是在中国股市发展历史中，最完美的寻租阶段。

　　对寻租而言，这是一个最理想的场所，最好的时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早期中国股市寻租主要靠什么？主要是股价操纵和内幕交易。特别是股价操纵，引起关注的是像德隆这样的庄家，但是这种行为其实风险很大，为什么风险大？因为会留下赤裸裸的证据，也是赤裸裸的违法行为，所以我们看到后来这些庄家都倒掉了。目前中国股市基本上已经告别了庄家时代，包括当时很轰动的基金黑幕，现在基金也有黑幕，但是已经过了基金黑幕那个时代。

　　那么，我们现在到了什么阶段呢，为什么说现在是寻租的最理想时机呢？因为在全流通之后，特别是创业板推出之后，市场出现的新腐败，即PE腐败。对于寻租的各方来说，这个形式确实是非常好，为什么非常好呢？

　　第一，它非常隐蔽，一家公司上市背后有几家风险投资公司，而风险投资公司的结构又很复杂，比如说它本身有很多合伙人，这里面就有很多权贵的身影，他们完全可以隐藏起来，不为人所知；第二，这种形式非常合法，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有政治资本的PE，我给这个企业说我来帮你运作上市，然后你给我比较好的价格入股。运作上市本身，就有很多灰色地带，但是要和内幕交易、股价操纵相比，并不是直接的违法，真的要查，最多就是行贿罪，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行贿罪可以很轻松把很多责任推给一些下面的人，也就是临时工。

　　在目前，PE腐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甚至说已经成了中国股市的一个头号的杀手，所以吴敬琏说我们处于“强盗贵族时代”。为什么说“强盗贵族时代”呢？因为有些PE就是一帮贵族变成了强盗。吴老寥寥数语就非常生动刻划出目前中国股市最本质的特征。

　　不夸张的说，中国股市现在就是一个财富的抢夺游戏，中国的上市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非常低，整个股市的财富瓜分盛宴中，真正获利的就是这些PE，还有公司的原始股东。上市公司圈了很多钱，然后这家公司挂牌之后，投资者从买这家公司股票那一刻起，就已经被套牢了。接下来那家上市公司出现的问题就是——业绩变脸，反复重组，在每次重组过程中，这些小股东其实又被掠夺了一次。为什么？因为别人有内幕消息，你没有。我们的中小投资者是非常可怜的，他们在这个市场上满怀希望，但是反反复复被掠夺，然后很多人还没有从这样一个游戏中醒过来，没有认清这样一个市场的本质。

　　而这所有问题的根源其实还是回到审批制度。因为IPO本应是所有企业的基本权利，在注册制下，任何企业都可以IPO，只要把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清楚了，甚至亏钱也可以去IPO，中国网络股在美国上市时不都亏钱吗？这个没有关系，只要信息披露充分了，投资者就会给一个合理的定价，至于说是卖榨菜的，还是卖飞机的，这个不重要，没有区别。卖榨菜可以市盈率10倍，高科技可以市盈率50倍，不能说因为是卖榨菜的商业模式不好，所以就不让上市，这个不合理的。但是我们看一下中国，事实上IPO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特权，只有特殊的资源，才能够上市，那么这个资源要么你是天生的，要么你是后天获得的，比如和PE结盟可以获得一些资源。天生最主要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想上市，证监会就为它开绿灯，甚至让它插队，让其他公司IPO给让路。

　　目前，我们市场的本质就是——IPO是一个特权，那么要享受这个特权，就必须寻租，这里面就存在非常严重的腐败行为。

　　IPO审批制，其实也反映了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只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人民或者投资者的力量。人们相信政府，认为它能够代表人民去公正的、负责任的来审核这些上市公司的质量。但其实这样一种对权力或者说对集权的迷恋，完全是一种幻觉。因为这种迷恋忽视了一个问题——政府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个一个官员组成的，每一个官员考虑的首先不是政府的利益，也不是人民的，而是他个人的利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制度一定会造成非常多的寻租和扭曲市场的行为。我们看到，一些非常赤裸裸的造假以审批制保护伞做掩护顺利的登堂入室。在这个过程中，证监会不仅不是问题的发现者，甚至是问题的掩盖者，

　　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存在利益同盟，利益的诱惑非常大。

　　利益的诱惑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中国股市的两大悬案，这两大悬案涉及到的内幕非常深，连证监会都无可奈何，甚至也许证监会本身也有利益，也不想去调查，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两个案子都没有结论。

　　第一个案子，就是“B股开放案”。2001年2月19日，中国证监会本来是计划在礼拜五收盘之后宣布B股市场对境内投资者开放，这是很大的一个消息。B股市场，原来只有外国人可以买，所以这个市场非常不活跃，而如果向境内开放，将是一个对市场很大的利好消息。但是礼拜五的上午9:40，沉寂多时的B股市场放量大涨，下午一点的时候，证监会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被迫紧急宣布停市，停市之后就宣布了这个消息。

　　按理来说像这种消息，如果发生上午这么明显的信息走漏，就不应该再宣布了，但是证监会还是宣布了这个消息。宣布这个消息的后果是什么呢？上午成交了几百亿的交易量，在宣布这个消息之后，上海B股从2月19日的83.6 点一口气上涨到6月1日的241.4 6点，涨幅达189％。在近三个月的行情中，沪市B指仅有17个交易日未收阳线。，这个是无风险的利润。那些提前知道消息入场的人赚得了盆满钵满。这个涉及到几百亿的金额利益的事情就成了一个悬案。中国股市已经发展那么多年了，还发生这样的案件，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另外一个案件就是太平洋证券上市案，《证券市场周刊》就因为发了一篇《证监暗洞:太平洋证券特批上市几大疑问》，其女主编就被绑架了。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完全破案，虽然说抓住了绑架她的人，但是背后的那些利益集团、幕后的黑手到底是谁，一直都没有揭开。所以说，我觉得谈改革股市之类的，只要遇到具体利益的时候，阻力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可以一个案子查不下去，或者一件事情也做不了。

　　搜狐财经：这两大悬案让人毛骨悚然，既然其中的利益集团势力很大，那么，我们还有没有改革的希望？改革动力来自哪里？

　　刘胜军：改革，永远不能说没有希望，如果没有希望，那么我们就不要谈这个问题了。之所以谈，就是因为——第一，大家比较失望；第二，大家认为还有希望。那么这个希望到底多大呢？我觉得是取决于各种力量的博弈和一些历史的偶然性因素。比如以美国的证券市场为例，正如《伟大的博弈》所讲述的很多案例，美国证券市场在证券法出台之前，比中国今天的要乱得多，几乎是为所欲为。但是证券法出台后，美国政府任命老肯尼迪为证监会出席，老肯尼迪本来就像德隆的主席唐万新一样，是一个庄家，但是他当了证监会主席之后，来了个华丽的转身，非常严厉、毫无留情打击违法行为。美国证券法出台之后，整个市场面貌彻底改变了，原来是一个欺诈横行的市场，后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规范的、透明的、创造价值的市场。因为在这个市场上，你做坏人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为什么美国的资本市场对美国经济发展发挥了这么巨大的推动作用，美国有多少家伟大的公司都是借力于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推动作用确实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回到中国的现实而言，我觉得无论是证券市场的改革，还是中国整体的改革，永远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改革的压力有多大。目前来看，都说老百姓不满，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的很多人的觉悟还是很低的，只要股市一涨，他们所有的烦恼都会忘掉，哪怕说是因为通过降低印花税或者什么因素把它刺激上去了，没关系，只要一涨，大家又欢欣鼓舞。换句话说这些人不知道中国股市到底有什么问题，如果说人们的觉悟还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证监会的改革压力就会小得多。

　　搜狐财经：就是一种赌徒心态。

　　刘胜军：对。另外一个，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作用其实非常重要。媒体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公信力和独立性。独立性不是说独立于某个公司、某个个人，而是独立于所有机构，包括政府，不能说因为政府主管部门施加压力，可能有些话就不敢说，如果是这样，那要你这个媒体什么用。很多的媒体都存在不敢说的问题。因为中国社会人际关系非常复杂，各种裙带关系，很多媒体做事情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考虑因素，可能会觉得这样一个东西会不会得罪证监会呢？会不会怎么样呢？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有识之士，包括一些比较前沿的媒体，不敢发出应该发的声音。

　　特别是有不少人，在证券市场也有利益，比如说他也投了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将来也想上市，那他就不敢说，这里面甚至包括很多学者，我们知道学者是更应该有独立的声音，但现在很多学者其实都已经卷入到利益当中，该说的话都不敢说。最终就出现了“皇帝的新衣”，虽然说市场已经很荒唐了，但是大家还假装这个市场还有救，各种忽悠的声音。我觉得发出这样的声音，对中国股市长期的发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中国股市的问题绝对不是说靠涨就能解决的。所以现在改革的压力还是不够，或者说改革的压力通过公开的形式传递给证监会的还是不够。

　　另外一个，就是取决于证监会主席本人。很多人说中国的改革非常复杂，特别是涉及到证券市场改革、IPO审批制改革，这些东西不是证监会说了算，这个我同意。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政治体制下，很多重大改革都是要总理、国务院这个层次来拍板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证监会主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毕竟他是主管部门，如果说证监会主席不去推动这些事情，那国务院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的，如果证监会主席不去跟国务院提出说要废除审批制，那国务院领导难道主动打电话来说废除这个东西吗？因为上级领导只会对汇报作出一个批示，而不会说替你操心，什么事情你没想到而他都想到，那要你干嘛？在这个过程中，证监会主席个人的改革方向、说服上层的技巧，还有抵制利益集团或者各种诱惑的意志坚定程度，这些因素都会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改革能否取得进展非常重要的条件。

　　为什么我写那个公开信呢？因为我觉得中国证监会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一个在观念上、理念上比较市场化的一个主席。当然前主席周小川也是比较市场化的，但是周小川在任时间非常短，其实他做的事情从今天看都是非常对的，一个是证券市场的开放，另外就是证券市场引入了像史美伦这样一批人，专门搞严厉的执法，这个是证监会最需要做的事情。

　　郭树清主席和周小川行长曾经做过同事，也一起出过书，他们的理念和吴敬琏先生都是非常接近的，这也是我对郭树清主席抱有特别期待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的股票市场20多年走到现在，已经浪费了多少的机会。之所以浪费太多机会，是因为最上层没有决定去搞体制性改革，只会想怎么把市场重新刺激起来，让这种游戏可重复下去。

　　比如创业板筹备了十年，出来又是一个垃圾场，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证监会老是在想怎么去审批，按什么标准审批，这就错了，搞创业板，证监会不需要审批，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抓坏人”，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抓坏人”上面，创业板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一个好的市场。中国创业板非常的荒唐。这个世界上难度最大的事情就是判断一家公司的未来价值，就是投资，要去判断这个公司好不好，这个公司值多少钱，难度是非常大的。现在证监会替投资者做这个事情，证监会去判断这个公司商业模式好不好，这个公司成长性好不好，这个公司技术含量好不好，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

　　但是在我们这里，最荒唐的事情却变成很高尚的事情，证监会很自豪的说在帮助投资者去“选美”，这种逻辑是非常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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