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刘易斯拐点

　　今年6月谷歌宣布新的视音频播放器“Nexus Q”将在美国投产，麻省理工学院调查显示，14%的美国企业明确计划把部分制造业务搬迁回国。在这些企业决策的背后，是中国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正在持续推高制造业成本的大背景。中国作为曾经的世界工厂，是否正在失去竞争力，中国经济会否在“刘易斯拐点”面前就此不起？

　　如果把人类近现代史看成一部生产技术发展史，大多数人在提起两次工业革命时，脑海里都会出现各种标志性的发明。然而更应被铭记的，是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上的飞跃。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工厂和蒸汽机取代了旧有的手工作坊，提高了各类商品的生产效率，并推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随着人和机器在生产过程中的配合日趋娴熟，流水线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形成，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汽车、飞机等更复杂的设备也被发明和制造出来，有的更旋即实现规模生产。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由传统农业部门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工业化过程。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完毕，就宣告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学过经济学基础的人都知道，“刘易斯拐点”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想打破瓶颈就必须进行技术升级。放到如今，笔者认为，必须突出信息时代对技术和劳动力的特殊要求。

　　计算机是在上世纪40年代发明的，但正式进入信息时代要从上世纪90年代算起。信息时代和以往的工业时代有两个根本差异：首先是人与机器之间关系的变化，其次是教育程度和终身教育之重要性的变化。

　　流水线把复杂的制造流程不断细分，工人通过长期重复单一劳动提高熟练度，人与机器组合起来生产各类复杂设备。具有生产效率较高、操作标准化、能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对工人技能要求低等特点。

　　然而当人类需求向多样化、个性化发展时，传统的流水线生产既不能满足日益提高的新需求，也不能发挥其原有优势，而需要更富有弹性的生产组织管理模式来解决问题。仰赖计算机技术而来的高自动化生产设备实现了这一目标，数控机床在技术人员的操作下达到的制造精度和复杂度，轻而易举地超越了人类的生理极限。

　　高度自动化也对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技术的持续更新凸显出终身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随着技术普及和成本降低，以高自动化和较高教育程度为依托的制造业蓬勃发展，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逐步削弱了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的低成本优势。加上在客户响应速度、运输仓储成本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综合考量，使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具备了条件，并开始成为现实。

　　不过发达国家虽在技术、资金和教育方面具备优势，能实现制造业更新和技术发展同步，且生产效率超过发展中国家并因此降低了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但其发展潜力也受制于技术提升的速度，这也是造成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如今增长缓慢的原因。

　　相形之下，发展中国家往往因为资金匮乏而无法对技术和教育加大投入，只能靠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保持经济增速。当低成本优势面临威胁，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社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逐步尖锐，导致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再次拉大。在信息时代要想熬过这一瓶颈期，需要的时间会比工业时代更漫长。即便我们近两年经常在新闻中看到一些欧美企业把工厂从中国迁往东南亚，因为当地的劳动力成本看似更低，但这些试图复制中国模式的国家恰恰在时代更替之时赶上了这个增长瓶颈。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有赖改革开放成功抓住了工业化时代的尾巴。虽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国制造业当下面临各种挑战，但发展潜力依然巨大——我们在过去三十余年所完成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资金以及教育资源积累，都为未来产业结构升级打下了基础。因此只要措施得当，制造业转型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对中国而言并不会如想象中那般艰难。

　　“刘易斯拐点”的警钟被各路经济学家不断敲响。与其把它当作中国制造业一个时代的终结，笔者认为不如审慎乐观，视其为一个新时代的号角。

　　（作者系第一财经频道驻香港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