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社保改革绝不应包括延迟退休

　　报载：“社科院专家：延迟退休是社保改革唯一可行途径”。虽然发表这个意见的是我的同事，但很遗憾，我仍然要对此持反对意见：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可能提出的各种选项中，绝不应该包括“延迟退休”。

　　但在这篇与记者的对话中，延迟退休的“唯一可行”被特别强调：“所有这些制度参数毫无疑问都将告诉人们，长期来看，这个制度的财务风险是巨大的，不可持续是必然的，调整参数是必须的，而提高退休年龄则是唯一可行的。”平心而论，这个断言未免有点武断。为什么是“唯一可行”？通篇阅读，并没有看到论者举出充分的理由。

　　在其他的场合，曾经见过关于上述“唯一可行”的理由，论者事先划定了一个框框，说社保改革只有三种选择：一是进一步提高缴费标准，二是通过投资运营实现增值，三是推迟退休年龄。因为前两种选择都不可行，所以就只能推迟退休年龄了。这个说法是纯粹把社会保险当作“保险”来看待了，以上三种选择实际上就是：一“多缴”，二“增值”，三“少发”。既然“多缴”和“增值”都做不到，所以只能背信弃义地“少发”了。

　　然而，“社会保险”与“保险”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纯粹的“保险”只涉及保险者和被保险者（缴费者）两个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龄化的发展使参保缴费的人减少，资金投资经营又难以达到保值增值的目标，那就只能少发了。但是，社会保障理论和《社会保险法》都告诉我们：作为社会再分配的一部分，“社会保险”的筹资是三方分担的，除了企业和个人缴费以外，还有一个“最后出台的角色”政府。政府不但是“保险人”，而且是作为社会分配和再分配的最终责任者要确保公民的基本生活水平这样一个重要角色出台的。所以，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政府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所以，当专家们断言“现收现付不可持续”，“社保基金存在缺口”，“延迟退休唯一可行”时，都是撇开了政府的责任，不考虑财政投入，仅仅在“保险”的框框中以纯粹“技术眼光”找出路的结果。

　　如果加上政府财政的补贴，结果肯定就会大不一样。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当前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制中，对基本养老保险进行财政补贴是国际惯例。说句大白话，专家们的目标是要帮政府“省钱”。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平分配是人民公仆的最重要的执政理由之一，而经济增长却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执政的正当性或合法性，。

　　在与记者的对话中，有一个概念被巧妙地偷换了，在谈到公众极为恼火的“双轨制”时说到：“由此看来，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阻力不是来自提高年龄本身，而是更多地是来自对社保制度的不公平和改革的"碎片化"的愤慨和无奈。”按照这个的说法，只要事业编制人员和公务员也缴费，延迟退休年龄就能够被接受，这是事实吗？

　　实际上，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于中国70%的劳动者来说，延退会造成一个退休前10—20年的“收入困难期”甚至“收入断档期”。也就是说，在当前的中国国情下，他们根本不可能工作到65岁。但是，延退方案的设计者还试图要他们在这个困难时期继续缴费。

　　至于“中国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仅为15年，还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这显然也不是事实。这个规定只对改革后因为制度安排的变化导致缴费不满15年的劳动者有效，而对到达法定年龄前缴费已满15年的根本无效，哪个参保者不被要求必须缴费到达法定年龄才能拿到养老金？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都想方设法留着这些老员工到65岁才退休，这样的企业与20世纪90年代下岗大潮前又有什么区别？所谓企业中的三分之一“冗员”，说到底不就是“40—50”难道企业改革要再次“倒退”？

　　总而言之，对话中提到的联合国对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预测”即使“很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现有国情之上的。如果70%的劳动者出现10—20年的收入断档期，这个“预测”会成为事实吗？说到底，这才是公众反对延迟退休的根本理由。

　　作者简介：唐钧，和讯专栏作者，硕士，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公共管理硕士（MPA）和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导师，天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社会学学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来源和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