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四万亿计划利大于弊 目前仍需投资为主

　　林毅夫谈全球增长与中国发展

　　贸易不平衡也好，地产泡沫也罢，以及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根本问题在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其国内角色和国际角色间产生了冲突

　　结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应当通过“超越凯恩斯主义”，实施大规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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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6月，林毅夫卸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之职，从华盛顿回到北京大学朗润园，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的身份重执教鞭。

　　在世行工作4年间，他是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首席经济顾问，同时分管发展经济学研究。基于在全球的深入调研与学术思考，林毅夫进一步完善了落后国家后发优势理论，并将其升华为“新结构经济学”。他希望通过这一学说，在新古典经济学“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创新引入“结构”概念，坚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比其比较优势决定于各自的要素禀赋的一贯主张，为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增长开出新药方。

　　归国三个月后，林毅夫把在世行4年间的研究成果陆续结集出版，《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求索》、《从西潮到东风》等著作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亦引发一些学术争论。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林毅夫系统剖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结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通过“超越凯恩斯主义”，提出“大规模实施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为贫穷国家带来新机遇，为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创造条件”等政策主张。他还在凯恩斯“班柯”货币假说的基础上，提出创立以纸黄金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改革构想。

　　书中贯穿着对既有经济理论、危机成因的颠覆与纠偏，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就此论点，林毅夫曾和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比如斯蒂格利茨、加里·贝克尔、佛格尔、赫克曼、麦尔逊等展开学术争论。

　　几个月来，林毅夫还在公开场合多次阐明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的观点。他认为，2008年之后中国政府主导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总体上利大于弊；根据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事实，中国现阶段仍需以投资为主才能追赶发达国家；比照日、韩、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的发展经验，中国大陆未来20年仍有年均增长8%的潜力。

　　金秋时节，林毅夫两度接受《财经》专访，就新结构经济学、金融危机成因、“新马歇尔计划”、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发展道路等议题进行系统阐释。他期望以老子的“常无”心态审视世界，以免有“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之憾。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他认为，发达国家的一些既有经济理论，并不完全适合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照搬，更何况发达国家的理论本身也不断在发展，旧理论不断为新理论所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