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五年考

　　从十七大到十八大，是中国长大的五年，也是充满反思与革新的五年。

　　这是2012年9月的一周：

　　9月18日，成都，王立军案一审公开审理。王被控的罪名有滥用职权、受贿、徇私枉法，以及叛逃；

　　9月17日，北京，一场关于林毅夫经济学理论的讨论会上，众多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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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
• 中国石化
• 五矿发展
• 工商银行
• 中国铝业

　　同是9月17日，无锡，由于不满公司遣散，中国光伏产业的风向标尚德公司部分员工聚集抗议。11天前，欧盟宣布对中国光伏设备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9月14日，北京，刚刚刑满获释的顾雏军，头戴高帽，上书“草民完全无罪”。他的戏剧般出场，使中国企业家精神与政商关系再次成为热点；

　　9月11日，天津，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此届论坛的主题为“塑造未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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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回到五年前：

　　彼时的王立军还在锦州担任公安局局长，2008年任职重庆，2009年掀起重庆“打黑风暴”，可谓风光一时；

　　林毅夫时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总裁，成为首位在世界性金融机构担任高职的中国人士；

　　2007年的尚德财报令人欣喜，当年销售额首超百亿元大关。创始人施正荣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环保英雄；

　　2007年的顾雏军案还在白热化之中。这个格林柯尔神话的缔造者，2005年已被拘捕，2008年，被判有期徒刑10年；

　　2007年9月，第一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在大连开幕。这个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开端。

　　不过，那个时候，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少有人能说清“夏季达沃斯”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的关注点在于一个月之后将要召开的十七大。像历届党代会一样，召开于2007年10月份的十七大，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节点。

　　5年过去了，眼下的2012年秋天，人们又在高度关注另一个新节点——十八大。

　　从十七大到十八大，中国的五年，既见证着社会经济的快速成长，也不可避免地遭遇着生长痛。五年，其实是一个梳理若干复杂关系链的过程，其间夹杂着兴奋与困惑、挑战与探索、反思与革新……

　　中国——世界

　　2007年8月的中国，十七大的氛围渐浓，媒体上已有不少预热型的报道和文章。

　　与红色的中国不同，此时的美国却拉开了另一场灰色大幕：

　　当年8月，由于次贷问题恶化，著名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申请破产保护；9月，雷曼兄弟被迫申请破产保护……在之后的半年至一年间，曾在华尔街呼风唤雨的五大投资银行，相继被兼并或宣布破产或被迫转型，无一幸免。另有多家大型机构，如房利美、房地美、AIG被政府接管。

　　历史是故事的绝佳演绎者。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从一开始就注定，十七大召开之后的五年，中国将与全球经济衰退相伴。金融危机成了五年间的“主旋律”。即便是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仍然在强调“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生存现实。入世之后，中国经济已不可能再按照孤岛模式独立运行，不仅与国际接轨，更是与国际相融。其中，既享受到了开放的乐趣，但也要承担相应的代价和挑战。

　　2011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10周年高层论坛在京举行。此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胡锦涛出席论坛并表示，“面向未来，中国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

　　这几年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可能是最希望中国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参与者”的国家。2009年10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率先在希腊爆发。随后，危机像瘟神一样迅速扩展到整个欧元区。

　　中国在顷刻之间被赋予了“救世主”的角色。关于中国能否成为拯救欧债危机的“骑士”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骂中国太蠢者有之，夸中国讲意气者有之，赞中国有策略者亦有之。

　　2012年2月14日，在第七届中欧工商峰会上，温家宝表示，中国“在考虑通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欧洲稳定机制等渠道更多参与解决欧债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干脆刊文指出，“应该给欧元盖一个戳，印上‘中国制造’”。

　　说起近几年的中国制造，李书福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2010年3月28日，曾拿120元开始创业的李书福，以1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瑞典沃尔沃100%的股权。这个山沟里出来的农民企业家用一个朴素的理念来运作这例跨国大收购——把沃尔沃当“兄弟”而不是“儿子”。曾经戏称“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的李书福，终于实现了中国民营本土品牌的国际化。

　　更多的国企军团也在近几年密集进军海外，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五矿、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铝业等等，海外收购并购讯息不断。

　　而此时，那些“made in china”的加工企业，其模式开始受到质疑，“微笑曲线”四个字也从陌生概念变为公众熟知。据报道，每卖出一台iphone，苹果独占58.5％的利润，中国工人获得的利润只有1.8％。

　　这就是说，中国其实不是“世界工厂”，而是“世界加工厂”。经济学家陈志武曾做出这种解释：在生产技术因制度障碍无法进步的情况下，逐渐地，人们就只好提倡“勤劳是美德”的价值观，最终又以简单勤劳弥补和掩饰制度不足，从而削弱社会改良的源动力。

　　与之相反，近几年来，在制度障碍最少而技术发展最快、又有资本优势的电商等新经济领域，却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京东、当当、天猫、苏宁易购等，动不动就掀起一阵狂热的商战。即便竞争手法有时受到质疑，但那是一片相对自由的商业天空。

　　而“世界加工厂”就由不得自己了。当下的中国正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实。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不少城市的最低工资都增加了20%到30%。2012年7月，阿迪达斯中国总部决定，年内将关闭位于苏州的在华唯一直属工厂。这是在继耐克关闭在华工厂后，又一品牌逃离中国。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东南亚、南亚正在以更低廉的劳动力吸引着全球的加工需求。凡客总裁陈年甚至大胆预测，到2015年左右留在中国的服装工厂或许不足30%。

　　由“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智造”已不可逃避。

　　速度——质量

　　转型，也是近几年的热词之一。十七大就已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

　　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功利型的经济增长举措屡见不鲜，有时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的思维惯性。从僵化和封闭走向改革和开放，曾是一个国家的整体转身，那是一次思想解放；从改革先期的追求高速扩张，到追求“又好又快”，又将是整个国家的一次转身，这将是一次思想革新。

　　在一定程度上讲，后者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前者。而且，它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011年2月14日，日本公布2010年GDP数据，低于中国此前公布的结果。这意味着，中国坐上了世界经济体老二的交椅。这也成为改革开放成就的一个有力注脚。

　　李克强就此回应记者提问时，保持有足够的警醒：“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我们的人均GDP居于世界100位以后。”日本也未因此感到任何沮丧，经济财政相称“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国人对于“速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2011年7月23日，温州，两列动车发生追尾，造成40人死亡。国务院事后将其认定为一起设计缺陷、把关不严、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刘志军、张曙光负主要责任。

　　此事故引发了激烈讨论，除了事故本身之惨重外，中国的高速铁路和铁道部在一定程度上“被意向化”——铁路“大跃进”与GDP盲目崇拜画上了等号，铁道部则成了市场经济下保有的封闭垄断体制的象征。

　　2011年8月10日，部分列车开始降速降价。

　　同样降下来的还有经济增速的目标数据。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GDP增速平均超过了9%，但“十二五”规划中确定的增速目标仅为7%。“保8”作为一种数据导向，开始呈现淡出的趋势。

　　慢下来，让速度等一等安全，等一等质量，似乎在舆论层面已成为共识。但在实际操盘中，仍存有较多争议和犹疑。

　　今年9月17日的一个论坛上，吴敬琏对各地竞相出笼的投资计划表示出深深的忧虑，他一脸凝重地说：“最近我到一些地方，看到各地政府都很着急，希望实现高速度的增长……然而各地想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投资，大规模的投入。”

　　在国家层面，为应对金融危机，2008年起就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一些学者批评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尤其对于铁路基建等安排资金比例过大，有畸形扩张之嫌，并埋下温州动车事故等质量安全隐患。

　　今年上半年，市场再次传出将施行“刺激计划2.0版”时，经济学家许小年撰文称，这“就像吸毒上瘾，每次讨要鸦片，而且剂量一次比一次大”。

　　对此，官方的口径一直是“没有4万亿投资为基础的一揽子计划，就没有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大好局面”。就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称，对于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有人不顾事实歪曲和指责”。

　　在新华社刊发的报道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提出一个理性的观点，他认为投资很重要，问题不在于投资本身，关键在于“要通过改革和体制机制的完善，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率”。

　　效率——公平

　　张立群所提及的投资质量与效率问题，在近几年的现实社会中不乏印证。仅2012年7月，就有两起案例引发公众关注：

　　7月2日，四川什邡，因担心一项钼铜加工项目引发环境污染，部分市民聚集并冲进市委机关砸毁部分设施。据报道，该项目拟投资上百亿元，投产后年销售收入将超过500亿元，利税超过40亿元。

　　7月28日，类似事件发生在江苏启东，起因是市民怀疑一项制纸排海工程污染海水。据报道，此工程规划总投资约12.5亿，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税收可超过7亿元。

　　两个项目的共同点，都是高投资高利税，环境友好度都受到质疑，都引发了群体抗议，最终又都以停建而告终。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点，事件本身都是通过微博迅速传播，使局地性案例上升为全国性热点。

　　中国的微博始于2009年8月。由于其高度的即时性、互动性和平民化，很快变成事实上的“自媒体”，并成为一个时代特征。微博使信息传播建立起一个新的神经系统，开始影响到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肌理，并加剧了公众对于环境、住房、养老、教育、税收、医疗、收入分配等有关社会福利公平的讨论。

　　这时候，一个叫做“中等收入陷阱”的名词渐渐熟悉起来。中等收入陷阱是说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分配不公等原因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无法继续发展至高收入国家。

　　关于解决分配不公，在十七大报告中已有明确要求，如“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这些表述成为考量经济健康状况的一个指标。效率与公平的取舍也成为近五年来观察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视角。

　　2012年9月，一位湖南农村老人为了养老而故意抢劫入狱的故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一网友就此跟帖说，“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尖脑袋往国企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这些矛盾的言行背后，其实正是社会公平问题在现实中的投射。

　　对这一社会现实的观察和警醒，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有明晰的表述。此《建议》于2010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其中肯定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提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

　　安徽省一个县级政府在学习党代会精神的文件中，要求努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其中提到，要“防止法理上归全体公民所有的垄断利润转化为小集团利益和个别人员的薪酬福利”。

　　这一提法恰好对应了公众对于垄断国企与民企的讨论。

　　据统计，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有95%的资金流入了垄断国企，这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舆论批判“国进民退”的声音渐多。

　　官方认为“国进民进”才是客观的表述。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这被认为是近年来对民营经济的最有力扶持。但民营经济遭遇“玻璃门”“弹簧门”，却是不争的事实。温家宝在2011年“两会”答记者问时也提到，之所以许多非公企业感到这门那门，“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落实不够”。

　　事实上，国企与民企之争，根本上并不是企业性质问题，而是“国”与“民”二元关系的地位不平等，以及国家财富的共享与分配问题。

　　经济学家陈志武为此提出一项建议，将“全民所有制” 国企中的“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将国有资产股份注入“国民权益基金”，再把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全体公民手中，从而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

　　这当然只是一种设想。但他的思考出发点却值得关注：如果国有经济过于垄断，“这样的控制结构对法治的发展、人们的权利被尊重、个人空间的保护都是非常不利的”，“对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会带来很多扭曲”。

　　此思考提醒的，正是经济改革与非经济改革的关联性。

　　经济——非经济

　　再次回到今年9月的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现场。原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称，对于中国经济，他既不是乐观派也不是悲观派，唯一要做的是现实派。他说，中国很多制度问题束缚了生产率的提高，包括没有独立有效的司法、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各种社会问题，土地产权及交易的不完善，这些制度因素可能影响增长。

　　这与陈志武的观点相似——在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基本可以自由流动的今天，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是“制度质量”。

　　在历经30多年后，单一的经济数据的漂亮报表，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今年9月12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讲话时称，改革已进入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制约的“深水区”。

　　值得一提的是，“水”越深，看透并解决问题的难度就越大，未知的变数也就越多。

　　就利益格局来说，其中的“权贵经济”为公众所痛斥。“权贵经济”的最直接的反映就是近几年腐败大案的层出不穷：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最高法原副院长黄松有，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国开行原副行长王益，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济南市原人大主任段义和，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青岛原市委书记杜世成，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中核集团原总经理、中纪委委员康日新……

　　这些案件的主角，非官勾结商，即商勾结官。对这些案件的查处，显示了惩治腐败的决心。2011年7月1日，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再次强调，反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

　　官与商、权与贵之间的“亲密合作”，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基因，此积弊从未中断。而改革开放，增加了这一群体拥有巨额财富的现实可能，也使“合作”有了更为粘性的媒介。李鸿章曾用十六字形容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适源”。这种“一体两面”的官商形象，既是当年洋务运动时期的特色，也成为中国当下经济社会的不良底色。

　　2008年12月18日，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障”。

　　这既是对社会呼声的回应，也是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攻坚策略。

　　如今，改革开放已历经30多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20周年，入世走过10周年，十七大至今5年……这些节点恰如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个台阶。不过，跨越的台阶越高，获得成长增量的压力就越大，内部与外部的成长环境也就越复杂，某个领域、某个事物独善其身的可能性就越小。

　　如果说十七大以来的5年，以及十八大之后的5年，与以往会有什么不同，除了辉煌和预计更加辉煌之外，“深水区”的复杂性和未知性，当算作一条重要特征。

　　医学手术中有个术语，叫“粘连”。当下的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又何尝不是如此。

　　针对复杂的可能“粘连”的社会特征，2010年9月，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胡锦涛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包容”二字包括了宽容、多元、开放、共享、真诚、公平、尊严以及可持续等多种语义。

　　按照房龙《宽容》的解释，宽容，来自自信以及对个体的尊重，不宽容则来自权势与内心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