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中国经济如何转型？

　　本文原载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作者刘胜军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经作者授权转载。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各个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开展有效的竞争和创新。政府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即公平竞争规则的维护者。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更不能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否则带来的只能是扭曲和寻租。政府规模太大、权力太大、控制的资源太多，这将逐渐扼杀市场经济的活力。各类领域的改革，都基本可以归结为政府要“瘦身、放权、让利”。

　　中共十八大将在11月8日召开，引发全球瞩目。

　　此次会议之所以倍受关注，盖源于以下几点因素：其一，中国经济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在美国去杠杆化、欧洲陷入漫长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中国7％以上的增长堪称世界经济的希望之火；其二，十八大之前中国经历了重庆唱红打黑的“折腾”，社会认知出现分歧，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需要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其三，经历了过去十年“超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投资率高达50％、基尼系数突破0.5、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失控、腐败泛滥等一系列瓶颈因素的制约。吴敬琏先生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忠言逆耳利于行。新一届政府能否对形势做出准确判断，并重启改革进程，攸关下一个十年的社会稳定。

　　新阶段的改革，其核心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主要是实现两个转变：从制造向创新转型，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

　　过去十年，中国充分享受了“入世”红利，“中国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从7％猛增至15％左右。但依然难以摆脱“低价格、低成本、低质量”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不能一味抱怨企业不争气，而要反思制度环境。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动物，企业行为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导向。而现有的制度环境存在诸多不利于创新的“负向激励”：1）知识产权保护不力；2）央企靠行政垄断做大做强，市场经济的“费厄泼赖”难以保障；3）土地、资金、劳动力、环境等主要生产要素价格被显著扭曲，致使企业可以靠“扭曲的成本优势”赚取利润、获得生存空间；4）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审批权，寻租成为企业最快捷的“商业模式”；5）由于法治尚不完善，再加上企业家寻租成为常态，这导致企业家安全感缺失，重庆打黑更是充分彰显了企业家在公权力面前的脆弱性。于是乎，富人移民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花钱消费其实是人的动物本能，无需刺激，关键是有没有能力消费。眼下中国储蓄率升至50％的历史高位，除了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大幅度上升之外，居民缺乏消费的安全感亦是关键原因：首先，虽然居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在经济增长“蛋糕”中所占的份额不断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2年至2008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其次，由于长期的利率管制，居民财富保值存在很大挑战。2004－2011年中国一年期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平均为－0.3%，按照目前超过30万亿的居民存款规模，每年损失即高达1千亿。再次，由于中国股市目前仍然是财富掠夺而非价值创造为主的市场，居民难以通过股权投资分享经济的成长性。第四，房价高企，严重透支居民未来20年收入，导致“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奇怪现象。最后，中国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发展滞后和历史欠账，导致居民严重缺乏安全感。

　　理解了上述经济转型的“症结”所在，就不难给出十八大之后的“改革任务清单”：

　　1.利率市场化

　　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以价格杠杆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率就是资金的价格。在现行的利率管制下，一方面贷款利率被压低，刺激了对贷款的过度需求，鼓励了过度投资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利率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大量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刺激了地下高利贷的蔓延，威胁到金融稳定。此外，利率的管制也不利于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本质上是居民（存款人）对企业部门（贷款人）的补贴。目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减税

　　根据福布斯的研究，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排名第二。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从1978年31%下降到90年代中期10%的水平，近些年又回升到的20%的水平。膨胀的三公经费、年底的财政突击花钱引发舆论鞭笞。由于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涉足不断深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政府立即、大幅度减税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根据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在税负过高的情况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活动、扩大税基，甚至可能出现减税带来税收增长的“官民双赢”局面。

　　3.开征遗产与赠与税

　　市场经济的竞争，必然会带来贫富差距。但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合法致富，而非靠寻租致富。否则，仇富几乎等同于“仇腐”。第二，对贫富差距必须有适当的纠偏机制，特别是遗产税。当前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过于悬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把财富转移给子女。开征遗产税，缩小贫富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举措。

　　4. 打破央企垄断

　　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虽然中国在2008年就实施了《反垄断法》，但在打破央企垄断方面却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虽然2011年发改委曾对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宽带接入问题进行反垄断调查，但亦无下文。其实，央企垄断的本质是进入壁垒的行政限制。虽然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打破央企垄断的36条、新36条，但民企投资的“玻璃门”依旧。打破央企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是建设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5.央企改革

　　在上一轮的国企改革中，借助股份制、上市等步骤，国企实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亏损大户变成了如今的盈利大户。但是，研究表明，国企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国企在土地、贷款、补贴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如果剔除这些因素，很多国企将转为亏损。下一轮的国企改革应着力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国企必须退出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第二，必须落实“政企分开”。特别是，党的组织部门应放弃对国企管理层的任命权，还权于董事会，取消国企领导的行政级别，逐步实现国企管理层的职业化和市场化；第三，遏制国企腐败和高福利。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日均消费4万元、中石化天价吊灯、中石化广东茅台事件，揭示了国企腐败的触目惊心。 2008年垄断行业员工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根据《南方周末》的调查，过去20个月时间里，太原这个中国最重要能源城市开工的“集资建房”，占到其保障房套数的60%以上，是太原2011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的2倍以上。这是一种严重的集体腐败。遏制央企腐败的出路在于央企去行政化、破除垄断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6.以央企利润弥补养老金欠账

　　根据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的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 .3万亿元。在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大的今天，如何弥补养老金欠账，已成为现实的挑战。幸运的是，中国央企的利润和股权价值可以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国家应利用目前央企良好的财务状况，将央企利润主要用于弥补养老金空帐，并逐步把央企股份减持变现投入到养老金。如此一来可以一箭双雕：既解决了养老金来源，又实现了央企的逐步退出。

　　7.废除IPO审批制

　　尽管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但过去20年的实践表明，IPO审批制不仅没有发挥保护投资者的作用，而且导致了供求关系扭曲、寻租盛行、上市公司行为短期化等一系列痼疾，可谓证券市场乱象之源。吴敬琏先生批评中国股市还处在强盗贵族时代，这是很深刻的。上市本应是企业的基本融资权利，现在却演化成了特权，扭曲了资源配置。要让创业板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惟有废除IPO审批制，还选择权于市场，同时证监会必须回归“抓坏人”的监管主业。

　　8.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

　　中国仍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间接融资所占比重高达78％。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的血液，其核心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但由于目前银行以国有资本为绝对主导且新设银行审批困难，导致银行业出现了“准垄断”格局，以致于“利润高得不好意思”（民生银行行长语）、“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温总理语）。可以说，金融体系功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异化，成为实体经济的沉重包袱。民生银行、浙江泰隆银行等民营银行的表现证明，以风险为借口阻止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是站不住脚的。国家应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既可促进银行业的竞争，也可以实现银行体系的多层次化，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

　　9.鼓励居民境外投资

　　中国房价、股市等长期处于泡沫化状态，重要原因在于货币超发和资本账户管制。大量资金需要寻求投资出路，但又只能局限于国内。这使得居民财富保值增值变的非常困难。与此同时，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能购买美国国债等低收益资产，机会成本巨大。国家应放宽居民海外投资限制，可以一箭三雕：减缓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风险积聚；实现居民财富的多样化配置和有效保值；减少外汇储备，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10.知识产权保护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企业普遍处于学习和模仿的阶段，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企业的成长。但如今，创新和转型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主要瓶颈，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严重削弱了企业从事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激励。保护知识产权，已不再是仅仅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而是要保护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

　　11.地方政府退出经济领域

　　由于GDP至上的发展思路，地方政府日益“公司化”，热衷于招商引资，大搞基础设施，甚至涉足PE等领域。地方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也易诱发严重的腐败行为。此外，也导致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严格执法，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有，地方政府的拆迁和征地，已经成为诸多群体性事件的源头。中央亟需进行顶层设计，严格界定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防止地方政府公司化愈演愈烈。

　　12.财政民主化

　　近年来，在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土地财政现象日益突出。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2.9万亿。地方政府掌握了惊人的财务资源。在当前人大制衡虚化、地方财政不透明的背景下，地方财政存在极大的腐败和浪费风险：三公经费、官员腐败、形象工程问题日益突出。在缺乏制衡与透明度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收入永远处于饥渴状态，甚至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后出现了普遍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只有对财政支出实行彻底的阳光化，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才是确保财政资源使用的正当性与高效率的根本出路。

　　13.环境保护

　　在GDP崇拜的推动下，环境保护执法被不断边缘化。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背后，是惊人的环境污染。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中国的污染成本》报告，水和空气污染的成本高达GDP的5.8%。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在即期而污染成本在远期，我们很容易陷入经济奇迹的幻觉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污染引发的疾病已经日益显现，如不及时改善环保执法，势必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发因素，对此必须有足够的危机感。

　　14.抓贪官压房价

　　近年来，房价的飙升引发公众强烈不满，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甚至超过20倍。房价居高不下的背后，是“房叔”的崛起：番禺城管局政委蔡彬仅为一处级“小吏”，拥有21套房产；“土地奶奶”罗亚平拥有27套房子，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有36处，其中35处在北京；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处长陶建国29套房产；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14套房产。贪官，才是最大的“刚性需求”。虽然短期内房地产存在空置率高的现象，但由于少数人已极低成本控制了大量房源。结果，对普通民众而言，房地产依然供不应求，房价调控屡屡成为“空调”。要想真正实现房价的合理回归，加大反腐力度并将贪官的房产进行拍卖，当属有效的方法。

　　15.城市化

　　中国经济如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将是新一届政府必须直面的课题：2012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欧美市场的需求明显复苏仍需时日；中国自身高达50%的投资率，宣告过去政府主导大搞基础设施投资的时代迫近尾声；消费需求启动有赖于艰难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的城市化被寄望为下一轮增长的引擎。从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仍然较低（不到50%）来看，城市化潜力巨大。但是，城市化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启动户籍、教育、医疗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棘手的难题。

　　16.撤销发改委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各个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开展有效的竞争和创新。政府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即公平竞争规则的维护者。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更不能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否则带来的只能是扭曲和寻租。目前的发改委，主要职能已经蜕化化“审批”，与当年的计委神似，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格格不入。要想在下一个十年取得体制改革的突破，一个可行的做法是撤销发改委，恢复当年的体改委，专门致力于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

　　17.司法独立

　　吴敬琏教授警告说，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没有法治，迟早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现阶段，由于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加上司法体系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导致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现象突出。其结果是，民众对司法体系缺乏信任，屡屡将问题诉诸于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社会稳定堪忧。要加强司法独立，首先要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把树立宪法的尊严作为起点。同时，要实现司法体系在财务和人事上的相对独立，这是独立司法的必要基础。

　　18.政府“瘦身、放权、让利”

　　目前，政府规模太大、权力太大、控制的资源太多，这将逐渐扼杀市场经济的活力。各类领域的改革，都基本可以归结为政府要“瘦身、放权、让利”。最近，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并指出：1）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2）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期盼新版“两个凡是”照耀下一个十年的改革之路。

　　改革知易行难。改革之路，将遭遇诸多敌人：叶公好龙、皇帝的新衣、击鼓传花、囚徒困境、民粹主义、既得利益、好好先生。要突破层层障碍，通过改革来释放新的增长动力，领导者必须具备强烈的危机感、历史的责任感、强大的意志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如果下一个十年能成为改革的十年，中国应能顺利驶过“历史的三峡”，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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