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在报告中,王勇以央企为重点,指出了当前国企承担的沉重社会负担。
《报告》剖析了目前国企改革中存在的体制、机制、结构和
历史问题,其中明确表示,中央企业还有医院、学校和管理的社区等办社会职能机构8000多个,对这些机构的费用补贴每年多达几百亿元。“目前中央企业还有医院、学校和管理的社区等办社会职能机构8000多个,对这些机构的费用补贴每年多达几百亿元。中央企业现有离退休人员523.6万人,还有困难职工等100多万人,企业为此需要承担大量管理和其他负担。”王勇表示,厂办大集体改革难度加大,解决国有企业厂办大集体问题需要付出很大改革成本。
“SARS后,我国在公共服务体制方面进行了大力度的改革,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国家也明确了“十二五”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规划。”10月25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对本报记者如是表示。
其进一步认为如今解决现有企业办社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社会保障体制为支撑,尤其是尽快推进不同社会群体间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的统一。
“与外企和民企不同,中国的国企还面临着历史遗留的社会负担问题。”一位央企内部人士向本报介绍,许多国企仍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甚至派出所,这被称为“企业办社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进入国企工作后,企业就负责职工工资、看病、养老等。
以深圳华侨城集团为例,作为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之一,成立于1985年11月11日,据本报记者初步梳理,华侨城集团旗下就有华侨城医院、华侨城体育文化中心以及学校。
“企业办社会,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殊制度安排。在计划经济下,企业只是政府经济社会职能的一个执行工具。在生产上,按政府计划生产和销售,实质不过是一个生产车间;在社会领域,政府为城镇居民提供的劳保、养老、子女入托入学等福利,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个渠道。”匡贤明如此分析国企“小社会”的历史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剥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匡贤明表示,但客观地看,由于当时社会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尤其是公共服务改革尚未破题,企业剥离社会职能往往造成了一些企业员工福利待遇下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条件好的企业并没有完全剥离社会职能。
“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已经剥离了大部分企业的社会职能,但各种长期积累的离退休人员管理、困难群体帮扶等负担还是很重的。”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这样表示,“这些问题不解决,国企就难以轻装上阵、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若为企业卸掉这些包袱,又需要支付非常大的改革成本,拖得越久改革成本还会越高。”
王勇也介绍要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集中力量解决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厂办大集体企业改革、离退休人员社会管理等问题。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研究解决职工关心的实际问题,妥善安置转岗职工,做好职工技能培训和再就业工作,确保企业和社会稳定。
“但是,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需要放在更大的背景下来看。”对此,匡贤明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国有企业更多地要配置在公益领域,要更多地“办社会”。
“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实质是全民财产,企业办社会,实质是一部分人享受了全民财产增值带来的收益。这需要尽快剥离。另一方面,作为全民财产,国有企业不应当和社会资本一样,哪里利润高就配置在哪里。”匡如是指出,随着社会公共需求的增加,国有企业要发挥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更多地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例如,要加大对全社会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入,增加这些方面的产品供给。
匡贤明表示,单个国有企业自己办社会,一定会带来福利的不公平;但国有企业主要配置在竞争性领域,不能体现其公益性。在办社会上,不能只强调“退”,更要强调“进”,这或是较为现实的出路。
[责任编辑:liuhw] 标签:医院 社会公共需求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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