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争议未止 民盟建议三成财力投社保

　　记者 降蕴彰 关于延迟退休争议的声音近期又热烈起来。上月末，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谈到延迟退休政策时，用了“稳慎推进”四个字，同时还表示，“各国在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时候，都是采取逐步延迟的具体操作办法”。

　　在尹成基透露上述政策信息之前，中国社 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对外称，延迟退休是社保改革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原所长何平也提出，需要通过增加个人缴费的办法来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

　　对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对本报分析说，所谓延迟退休年龄、提高养老缴费标准，其实是把社会保险当作“商业保险”来看待了，纯粹的“商业保险”只涉及保险者和被保险者也即缴费者两个角色，而社会保险除了企业和个人缴费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是政府。“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政府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应考虑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

　　本报从民盟中央人士处获悉，在民盟中央提交至中央高层的一份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建议中，已经提出应该将占财政支出的30%左右投入社会保障。

　　
　　今年下半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个报告，专门讨论中国的劳动所得偏低的问题，其中特别提到政府的税收过高。世行报告认为，政府税收就像嵌入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一个楔子，会使供求关系出现异化。就劳动力市场而言，中国政府税收过高既减少了劳动者的实际所得，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人工成本。中国社保缴费的快速增长是税收楔子增长的“主推手”。

　　世行调查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8年，中国社保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增长了一倍多，而同期被认为“超高速增长”的税收只增长了七成。为此，世行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大幅度降低劳动者的税率，尤其是降低居民收入中用于社保的缴费，这其中包括住房公积金、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

　　在唐钧看来，社保、养老等问题，其本质是社会收入分配，主张延迟退休、提高养老缴费都是局限在用纯粹的“技术眼光”寻找改革出路，而撇开了政府的责任。

　　与唐钧同样主张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的还有多位国内知名的社保专家。在11月初，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就对外表示，以2008年为例，我国社保总投入仅占财政的7.5%，远低于德国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国的30.2%。

　　任玉岭认为，我国每年以20%以上速度增长的国家财政，其使用重点应该逐步转移至社会保障上。建议国家应将财政收入的30%以上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在近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

　　建议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的还有一些中央政策部门。本报从民盟中央内部人士处获悉，在国家发改委将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上报国务院之前，民盟中央在提交至中央高层的一份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建议中提出，国家应将关系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公共资源投向比重，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一倍以上；将民生福利投入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列为刚性约束指标，争取到2020年达到占财政支出的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