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中国首次提出“走出去”已十多年,近年来,在全球经济走弱背景下,中国“走出去”企业由于其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国际上颇为独特的群体。
为此,《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日专访了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
第一财经日报:“走出去”概念提出已经有十多
年了,你怎么看待这个概念在过去的实施状况?赵忠秀:中国最初提出“走出去”概念的时候,主要是从调整贸易结构、与海外经济合作的角度来考虑的。比如说,企业“走出去”到出口市场国建厂,可以有效规避贸易摩擦。
随着“走出去”企业数量的增多,2005~2006年,尤其是2006年以后,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大,贸易摩擦压力随之变大,“走出去”逐渐从概念转变为国家战略,实施主体就是企业。
目前,“走出去”战略主要包括两个工作。首先是提高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的能力建设;其次是支持促进体系,或者说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中国“走出去”的特色还在于,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而且配合外交等多方面资源的全方位“走出去”战略实施。总体评价,目前中国的“走出去”还处于初级阶段。
如何考量“走出去”的阶段呢,主要通过商业、经济、政治、技术因素来做评价。目前中国对于“走出去”的概念,还更多的是从经济和商业角度来思考,社会技术因素,也即对当地带来多少就业,是否能够带出去先进的技术,却依然做得不到位。
目前的“走出去”,还属于当前开放格局下的延伸,并没有站在全球经济的视角来理解国际化,也算是处于“国际化”的初级阶段。
日报:从2008年到2012年,中国出口遭遇到了很多困难,这是否意味着初衷为缓解贸易摩擦的“走出去”战略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
赵忠秀:首先得辨识“国际化”的三个阶段。
中国目前“走出去”比较成功的案例几乎都是资源型的,也即去海外市场拿石油、原料,再进口回母国。中国其他的“走出去”企业也主要集中在生产型,也即在出口市场建厂,以出口为主要目的,或者同时带动国内的配件和劳动力输出,这算是“国际化”的初级阶段。
到了国际化中级阶段,企业将会有全球化布局,组合全球资源,满足当地市场为主要目的,当然也会重点布局。现在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几乎都是中级阶段。
全球跨国公司中20%,已经到了高级阶段。这个时期企业将会逐步淡化母国形象,真正做到全球化网络经营。从商品输出进化到资本输出。目前中国的华为已经属于中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之间的状况了。
在这个认知基础上,未来中国“走出去”企业更需要从价值链“增加值”而不是“出口总值”来考虑问题,那么未来的调整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
综合来看,未来五年,我们的高端制造业和低端制造业可能都会逐渐流失,而80%的中端制造业将会留在国内,20%的中端制造业流向海外。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外商投资企业可能会出于成本考虑,将原本放在中国的加工贸易工厂,转移到其他成本更低的国家。其次,是国内厂商主动适应环境,顺势而为地将一些国内产能转移到国外或者中西部地区,管理全球供应链。
日报: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是否也需要做相应调整呢?
赵忠秀:中国要真正做好“走出去”,最重要的还是首先从国内开始。
首先,得从过去过多强调供给端,转变为扩展需求端。在过去的思维里,以产品为核心的工业生产制造比较受重视,而服务业则长期被压抑被低估。以后得大力发展服务业。
其次,目前国内市场中,很多行业内部竞争不够充分,很多企业“走出去”行为并不是内部充分竞争以后的自然结果。而是因为某些垄断,压抑了竞争造成的结果。
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根本的出路,是创造一个创新的环境。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目前的对外投资审批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要简化手续。
日报:从你的观察来看,目前“走出去”较为成功的中国企业都有什么共同点?
赵忠秀:这些企业大多战略清晰,懂得自己“走出去”为了什么。
其次,团队大多数都有国际化视野。比如具有语言优势,对对象国市场的研究较为透彻,相应的人才资源也比较好。此外,资源条件充分。
也就是说,产品、技术、服务的状况都比较好。此外,除了自身能力强,还有一些企业,能拿到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或者第三方的有力支持。
总体来说,中国目前“走出去”较为成功的企业集中在资源需求性,以及技术力量较为领先的制造性企业,比如三一重工、华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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