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改革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投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

　　11月16，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2012财新峰会上发言时称，处理出口、投资与消费三者的关系，不是简单地看三架马车谁快了，谁慢了。不能脱离体制机制的改革来谈投资，如果不解决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问题，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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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其仁称，要从五年，十年角度来看，把投融资改革到位，把相对价格大体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这个体系普遍地建立起来，而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中国再往前走，对这几匹马的摆布，可能会越来越困难。要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来推进权利重新划定，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让消费比例恰当的提高。所以，重要的不是孤立地看这些马，而是看投资消费之间积极的互动，良性的互动。改革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改革是为让中国今后十年、二十年健康成长，今天应付出最重要的投资。

　　以下是周其仁发言实录：

　　在讨论中国经济趋势的时候，有一个词非常流行就是三驾马车，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因为非常复杂的国民经济就化解成三个分量，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国民经济的管理或者宏观调控，好像跟赶马车一样，无非这个慢了赶一下，快了叫停一下。根据中国经济最新情况来看，恐怕没有这么轻松的事情，就是往这里打两鞭，那里打两鞭，就把国民经济重新推到高速增长的道路上去，这个看法我想请大家来批评。因为从三架马车来看外需短期是没有太大的办法，因为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简单地讲这匹马车不归我们管，不是中国人想让它快就快。现在国际上有一个看法，就是欧美这个危机或者全球的增长很大程度希望中国的经济能够给力。

　　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倒想说，中国的经济能不能加快，很大程度要看欧美经济什么时候起来，最好现在讲的这个产业革命，第四次能够真的发挥作用。欧美经济起来了，中国这样一个多年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就会有希望拉起来。所以到底谁靠谁能靠得住，现在讲不清楚，剩下就是内需。内需就是两块，一块叫投资，一块叫消费。这两个马车现在看在把握上，摆布上有一点动摇，因为前一段认识很一致，加强消费，刺激消费，让消费来拉动国民经济。但是收效不是那么明显，而且客观地看要让中国的消费增长，能够强劲到成为外需的减弱的一个替补，客观上看也是蛮有难度的。所以最近很多意见就开始强调投资。我的看法投资和消费是有矛盾，但是不对立。它不是非此即彼，在我看来，所谓投资就是减一块今天的消费，然后去争取明天更大的消费。比如我们省一点今天的粮食去酿酒，等酒酿成了，将来的消费就会提高了，消费就会增加了，所以今天的消费就要减少。按照这个概念，投资决策也是消费决策，无非是把时间放进来的消费决策。一些资源到底今天把它花了，还是给他投进去，争取明天的消费。从这个观念来看，就会有一些矛盾，因为时间引进来后就会有很多的麻烦。今天的粮食不吃，一定能酿成好酒吗？不一定。那这个投资争取收益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很多时候需要运气。最重要是需要一套责任体制，谁来做决定，做对了怎么样？做错了怎么样？这个链条他不能够断掉，断掉了就没有保证，不断掉也不一定将来的消费就更多。投资都会成功，但是断了掉了一定做不到，这是一个困难。

　　第二个困难是今天消费还是明天的消费？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现在看来最可靠，最实用的办法，就是让相对价格起作用。今天少吃一口饭，或者多吃一口，有一个价；少一口酿酒，也有一个价；酿五年，酿十年都有一个价。就是靠不同的价格，引导企业、政府来做消费政策的决定。我们国家体制改革走到今天，这两方面还有很多任务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投资责任体制还没有落实，这次十八大包括要改政体部分，要向着政企分开的方向改。政策失调在哪个领域更严重？我的看法是投融资领域。政府大量深度地介入了投融资领域，但责任链条没有相应弄紧。人事一变动，责任链条就松动了。中国很多新官对新上的项目情有独钟，但不理旧帐，这对资源的配置，尤其对资源跨时间的配置，是一个很大矛盾。这个不改，你说到底是投资还是消费呢？正面意义上投资减少一块，将带来更大的消费。但没有一套体制，这些投资的收效得不到保证。再来看相对价格系统，虽然我们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中央的文件也早就讲过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的作用。吴敬琏老讲到，这次十八大提出要进一步扩大这个范围，但实际生活当中跟这些是有距离的，我们一般商品劳务的价格，现在很多已经是市场来决定，但一些关键的要素价格很遗憾还不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土地的价格怎么定？信贷的价格、利率怎么定的？外汇市场现在成交的价格怎么定的？能源的价格，再加上教育、医疗、金融服务的价格，行政干预在价格形成过程中，还是有太大的比例。

　　这里就会产生很多扭曲的信号，因为你怎么通知社会产生，到底社会消费多少，没有合适的比例，消费和投资比例不对 ，投资的效益不会好的。我讲过，他们不是绝对对立的，投资的东西是要靠消费来买单的。跑车付的过路费就是消费，这个费用不断地付，才能够把公路的服务收回来，然后才可能把投资的还本付息覆盖掉。 好的话，还能使当年的投资有额外的收益。这个比例不能靠我们关起门弄出来，要有一套机制通知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主体。中国现在投资、消费比例失调问题，是蛮严重的。好多路修了没有多少车，高铁修了就得一张票一张票卖。除了把当期服务代价收回来，还得把投资收回来，我们很多叫投资的项目能不能获得合理的收益，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鸟巢很漂亮 ，但从鸟巢投资角度看，鸟巢最重要得有鸟，你没有鸟，那个巢就麻烦了 ，谁付费了，谁买单了，很多是靠银行贷款。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投资还是消费，而是投资消费之间的比例，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知道这个比例。因此，要让价格机制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这方面的改革中国远远没有做到位。

　　有人可能说，中国过去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很大，体制也没有改革到位，政企不分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但是成就很巨大。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的成就确实不能否认。去过印度的朋友都知道，现在中国跟印度最大差别，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做的好。但是，有两个历史条件，今后将很难复制。 第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那波基础设施大投资，是过去很年欠帐的补偿。因为，过去我们价格扭曲，大量发展工业，而忽略了基础设施投资，改革开放一起来，经济一活，到处没有路可走，港口不够，电站不够，哪里不够就补修哪里。这时候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可能是有某种优势，因为快。另外，决策上不太容易出错。这是过去经验的一个历史条件，它就是滞后性的基础设施投资。

　　第二波就是90年代晚期以后，新世纪以来的投资，这波投资是WTO对外开放给买了单。朱镕基卸任总理的时候，当时香港报纸说，中国是赤字总理，因为发了很多国债，朱镕基总理说留下的都是优质资产，多少公路，多少电站，多少码头，这个判断没有错。1997年签订的WTO协定，2000年中国加入了WTO，然后对外开放，很多产品销往世界。每一辆车都给当年的投资付点钱，所以那个投资大体是成功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两个历史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中国出现大量欠帐式基础设施投资，有些地方还有所谓超前投资阶段。就是未来得发展，先把基础设施放在哪里，因为信息成本很高，放在哪里是对的呢？

　　中国出口是否还能依靠美国实现20%、30%的增长，短期内来看没有这个前景。2009年以来，这波为了对付全球金融危机增加的几万亿投资，效果到底怎么样？还得看一看，现在还不能贸然得出结论。讲到底就是谁买单的问题？谁给这些项目一个个去买单？如果当期消费力量不够，过去投资收益就要出问题，连带金融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多投资，还是多消费。我的看法是不能离开体制机制来讨论投资问题，不讲体制、机制只讲投资很危险。因为，做不到跨期的决定，整体看不出大错，小错就难免。但是这么大个经济体量，如果万亿投资项目出问题，比例失调，修建的东西没有人来买单，很难说国民经济能健康增长。

　　从中国现在情况来看，我同意最近几年向消费倾斜，但是消费也不是说拿起鞭子打一鞭就能上去。因为，消费也受制约，一个制约是收入，没有收入怎么消费，这是常识。收入要增加谈何容易？这涉及到很多深层次的改革，涉及到市场经济基本秩序。裁判到底能不能进场，这些问题过去很清楚，最近几年好像不大清楚了，裁判拿个哨子进去踢球成了一道风景。我们不是拿着哨子去踢球，而是拿着棒子去踢球，这怎么提高国民收入？没有收入怎么增加消费？消费不是拨一个开关，打一鞭子就上去了。收入能否提高受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制约，它就是生产力，生产力如果进步得慢，国家下道命令拼命发工资，这个经济不能持久。因为，那样的工资没有生产的东西来支撑，顶多是发票子。最后不会增加国民收入，不会引起变革。所以，增加一些消费，来让我们过去已经发生的投资，能够有些消费来消费它，为它买单，也为未来的投资创造市场力量。总之，不是简单地看三架马车谁快了，谁慢了。

　　从五年，十年角度来看，把投融资改革到位，把相对价格大体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这个体系普遍地建立起来，而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中国再往前走，对这几匹马的摆布，可能会越来越困难。要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来推进权利重新划定，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让消费比例恰当的提高。所以，重要的不是孤立地看这些马，而是看投资消费之间积极的互动，良性的互动。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改革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改革是为让中国今后十年、二十年健康成长，今天应付出最重要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