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探索海南模式

　　2009年，25岁的许志芳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士毕业。她所学的系统工程专业，就业集中在物流和运输行业，当年找工作并不难。因为男友的原因，这个湖北姑娘来到海南。在这里，她却选择了一个以前想都想不到的职业——农信社小额信贷员。

　　3年之后，许志芳不仅已为人母，而且已是海口农商行小额信贷部的负责人，月收入税后8000元左右。在海南，这可以说是一份不错的收入。

　　而这条职业之路，是她骑着自行车，每天骑行几十公里走出来的。作为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下称“海南农信社”）的一名小额信贷员，她每天的基本工作就是下乡访问农户，放贷收息，宣传小额贷款，并提供相关的各种服务。

　　[ 海南农信社这种模式很难复制，在于很多金融机构基于商业利益考虑，并不愿意从现有资源中切出一块，并建立一支相对独立的专属队伍去开拓农户贷款业务 ]

　　“当年被海南农信社录取时，我就知道这份工作很辛苦，做好了心理准备。”许志芳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她怀孕前3个月还曾多次冒雨晚上回家，生产前一天还在开车下乡，第二天自己开车去医院生的孩子。

　　自行车银行

　　许志芳只是海南农信社着力打造的小额信贷员“队伍”的一员。

　　自2008年起，海南农信社正式同孟加拉国金融家和社会活动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合作，引入并改造了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模式。为此，海南农信社从当年起专门招录大学毕业生，组建小额信贷员队伍。

　　许志芳就是这个时候被招进来的，同她一起被录取的约有300名大学生。她被分配到屯昌联社做小额信贷员，才真正体会到这个工作的艰苦。

　　许志芳说，最开始农户对贷款很不理解，认为怎么要交利息。有些农户则对从前农信社信贷员的腐败作风心有余悸，不相信会有贷款找上门的好事，把小额信贷员视为骗子。

　　因此，许志芳和同事们，开始挨家挨户宣传讲解，找村委会做工作。半个多月后，终于发放了第一组2.5万元的贷款。

　　除基本工资和年终奖金之外，小额信贷员的收入主要来自绩效工资，也就是利息提成——从贷款户千分之十二的月息中提成10%~20%，有些农户住得偏远，提成还不够骑摩托车往来的油费。2009年，许志芳月收入2000元。

　　很多小额信贷员骑自行车或电动车下乡，许多地方来回四五个小时，无论男女，都晒出一身黑皮肤。

　　“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农信社一个小额信贷员平均一年要走2万公里。”两年前，许志芳买了一辆奇瑞QQ代替电动车，两年下来行程4.5万公里。

　　如今，已成为中层的许志芳共拓展了400多个客户，管理着28个小额信贷员。而海南的这支大学生小额信贷员队伍，也壮大到了500人。

　　由于骑车下乡是他们的明显标志，这支队伍被海南农户称为“自行车银行”。他们身着统一服装，带着水壶和工作证，背着笔记本电脑，党员戴党徽，团员戴团徽，深入乡村，为农民服务。

　　面对面的风控

　　从前，农村小额信贷发展最大的瓶颈是风控成本高。由于客户分散、笔数多、金额低，信贷机构很难控制风险，甚至连对客户还款能力的调查都很难做充分。

　　海南农信社的小额信贷模式则将风控和信贷员的收入挂钩，将原本细碎的风控责任中的主要部分委托给信贷员。

　　根据薪酬计划，信贷员每月的绩效工资当月只发放一半，另一半作为赔偿准备金存储在专户上，如其负责的贷款出现坏账等损失，则须用这部分准备金赔偿给农信社。

　　这样一来，一方面调动了小额信贷员风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充分发挥了其长期接触客户所积累下来的鲜活经验。

　　海南农信社琼中小额信贷总部主任陈奎明向本报举了一个例子：“我去过一家农户，这个家尽管房子不那么新，客厅不大，但水泥地板擦得一尘不染。我一到门口，傻了，鞋子要脱了才能走进去。那么对这种家庭来说，贷款一万两万没问题。因为这种农民很讲面子，不会在村里留下不讲诚信的印象。而有些家庭尽管房子很大，但卫生很差，对这种家庭贷款则要小心。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总结经验得出的教材。我们有识别风险一百条经验。”

　　此外，海南农信社对按时足额还款的农户也推出了利息返还的激励措施。如果农户按时还款，很讲诚信，就将月息千分之十二中的一部分（不高于千分之六）作为诚信奖励金返还给农户。

　　这些机制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小额信贷原本高企的风险。据介绍，截至2012年9月，海南农信社小额贷款不良率控制在1.2%以下。

　　尽管如此，也并非没有风控失败的案例。该行曾给一个村整村做了贷款，由于这个村不讲诚信，最后没有一家还款，全成了坏账。有关的信贷员到现在还在追债。

　　“这跟村的文化有很大关系。”海南农信社理事长吴伟雄许志芳说。

　　“举全省之力”

　　海南农信社小额信贷业务至今已摸索了5年时间，除了组建一支专职大学生队伍之外，还建立了一套风控、营销模式，比如“把贷款审批权交给农户”，即2万元以下信用贷款，只要农民自愿组成3~5户联保小组，在接受小额信贷技术员不少于5次的培训后，农信社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发放贷款。

　　目前，这种小额信贷模式已初见成效。截至今年9月，海南农信社累放小额贷款72亿元，全属农户贷款；惠及26万农户，约占海南100多万农户的25%。

　　相比拉美和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实践，海南模式似乎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甚至是优势。据陈奎明称，拉美一些国家的小额信贷，年息低于30%就要亏本，就连格莱珉银行，年息低于25%也无法盈利。而海南在年息不超过14.4%的水平上依然能微弱盈利，说明在成本控制上有自己的优势。

　　也正因此，海南农信社的小额信贷逐渐做出了一些名气。近年来，常有一些国内金融机构前往观摩。不过，受访的多位金融机构人士、政府官员均对本报表示，虽然这种模式很有在全国推广的意义，但复制很难。

　　陈奎明认为，风险控制、营销模式不难复制，但“海南省委省政府是在举全省之力来做。各部门的协助及各市县政府的联动也都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举全省之力”的一个例子是财政贴息。2010年，海南省政府出台小额信贷贴息管理办法，规定凡5万元以下农户小额贷款，只要按时还本付息，本息结清后，均可获得不低于利息总额5%的财政补贴。2010至2012年，海南省及下属市县共拿出1.77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小额信贷贴息、风险补偿和奖励，并对金融机构经营农户小额信贷实施税收及其他政策优惠。

　　“目前，海南很多县的财政贴息不低于5%，有四五个市县的贴息达到100%，就是说比如1万元贷款，一年利息972元的话，贴息可全部返还。”陈奎明说。

　　此外，海南在小额信贷员队伍建设上也投入了不少行政资源。比如海南农信社与海南省委组织部和团省委联合，让一些小额信贷员挂职乡镇副镇长、村两委干部、乡镇团委副书记、团县（市）委副书记等职位；目前海南农信社有10名小额信贷员挂职副镇长，98名挂职村委副书记、副主任，有213名小额信贷技术员被海南省科技厅聘为科技特派员，419人兼任中华职教社农民技术培训辅导员。

　　多名银行人士则对本报评论称，小额贷款，特别是农户小额贷款，金额小、笔数多、成本大、风险高，做这种业务不如去做大额贷款利润来得容易，很多金融机构不愿深涉，这是当前农民贷款难的金融机制方面的原因。

　　一名中央官员亦认为，海南农信社这种模式很难复制，在于很多金融机构基于商业利益考虑，并不愿意从现有资源中切出一块，并建立一支相对独立的专属队伍去开拓农户贷款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