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不能承受的税负之重

　　周天勇：综合来看，必须有一个总体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一步步的推进。很多人说应当先推政治改革，或者先推经济改革，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导。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整体的方案。但是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三公问题、创业行政限制、税负太重等问题需要先解决。如果税负太重，行政限制过多，老百姓创业很难，就业就会发生问题，社会就会产生不稳定。现在的改革都涉及利益，比如国企垄断问题，上缴利润，开征资源税等。改革必定要受到利益集团的阻碍。以前改革，大部分人都受益，但现在改革，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

　　搜狐财经：大家之前也争议过，中国的税负到底重不重？但是官方给出的说法是，统计的口径不一样，造成版本的误会，认为中国税负并不沉重。

　　周天勇：中国的税负肯定是过重的。无论从增值税税率、营业税税率、个人所得税累计的税率，以及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再加上社保的费率，中国肯定是个高税负的国家。出去种种名堂的税负，政府还有各种名义的乱收费。比如社保费率，从全球来看，我们的费率排在第34位，位于发达国家水平的费率。但实际情况是，社会保障的程度并没有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我们还把预算外的收入加入费率里进行计算。不按照预算内来算税负，这是不对的。

　　中国的社保，本来就建立很迟，加上人口老龄化这些问题，如果以后国家不拍卖国有资产或者国有企业利润来弥补缺口，光靠企业来提取的这部分是不够的。而企业对盈利是有预期的，如果说税收拿走了很多，社保费率拿走很多，不赚钱了，就没有人办企业了。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一些企业，工资成本上升很快，以工资成本为基数的社保费率又很高，容易出现亏损，企业就不干了。

　　搜狐财经：您说过政府有能力拿出8000亿到10000亿给小微企业减税，那么，财政支出的压力会不会更大？

　　周天勇：给小微企业减税是为了增加就业，增加企业。如果企业多，就业多，对政府来说社会就稳定了。比如低收入群体的低保大幅度减少，那么维稳经费也随之减少。另外，给小微企业减税主要是增加了就业。给大企业减税不会增加太多的就业机会，大企业就业功能比较薄。

　　此外，支出与减税之间要有一个平衡，一定要在其他方面压制下来。比如把"三公"经费缩减用于减税。现在的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也有一定用于减税的能力。如果减税了，让更多的人去创业，给的这部分支出就少了，而且还可以收取社保，少收一些税。也就是说，与其给钱，不如减钱创造就业机会。

　　压缩三公经费用于减税

　　搜狐财经：中国的公务员是不用交社保的，个税也不用交，是不是要考虑公务员社保制度的改革？

　　周天勇：把三公经费每年压下来，用于减税的平衡，这是对的。公务员退休没有纳入社会保险，这一直是个社会诟病。公务员的社保不纳入社会，其他事业单位和企业都纳入社会化。这个怎么改？我觉得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但是这个应当改，不改不行。比如工人都是社会化，但是公务员不社会化，这是不合适的。因为公务员是财政发退休工资，实际上用的也是社会保障金。我觉得社会保障要接轨，应当出台关于公务员社保制度改革的方案。

　　搜狐财经：现在是不是可以尝试官员财产公开，以达到社会对政府的监督？

　　周天勇：我觉得财产公开的第一步就应该征收房产税，把房子查清楚，这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把全国所有的房子都联网，联网以后开征房产税，以什么样的方案另说，查清楚官员的住房问题就是财产公开。

　　搜狐财经：现在有一种现象，到了年底各个部门突击花钱，以达到下一年度的预算可以扩张。您认为怎么改变？

　　周天勇：既然有预算突击花钱，说明预算不科学、不细致。本来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花，最后花到年底都差不多了。但年底有很大的结余，说明预算根本不科学。

　　个税起征点越高贫富差距越大

　　搜狐财经：个税起征点已经上调至3500元，您认为现在是不是再考虑给个人减减税？

　　周天勇：我认为减税还是要给小微企业、中小企业减税，只有给它们减税才能增加就业。要是给个人减税，农民一年收入才多少，去年才6000多元，如果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基尼系数就更大了，因为更富有的人更少交税了。

　　搜狐财经：我们现在提出了要"共同富裕"，您认为有什么路径可以做到？

　　周天勇：达到共同富裕需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加大教育投入。把义务教育从现在的九年制扩大到十三年制。让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能力，在起点上机会平等，不因为穷或者是初中生，以后就业工作的能力就弱了。这是制度因素，教育是最好的扶贫。第二，要有向上的制度。一定要有一个向上流动宽松的制度，主要是办企业的制度。给底层给更多的钱没有能力，穷人很多给不起。关键是鼓励人们去创业，不能光以给的办法。要给、要公平的切蛋糕，问题是一定要让大家去创造蛋糕，而且创造是比较公平的，每个人都能有参与创造蛋糕的能力和机会。我们的人均GDP去年才5000美元，发达国家2万到4万美元，差得太远了。我觉得这是一个。

　　此外，我们要鼓励创业，比如说一年有100万人创业，就会增加100万个中等收入者。加上他们的家庭可能有300个，创业一个带五个，就有500万人就业，失业的人就少了，社会就公平了。从日本、韩国和台湾情况来看，它就是中小企业多、创业的多、教育投入比较大，领域企业制度比较灵活，政府放的比较宽。所以，中等收入的人就多，失业的人就少，实际上对社会公平作用是非常大的。

　　搜狐财经：中国可不可以像美国等国征收财产税，扩大向富人群体的征税？

　　周天勇：与其开征财产税不如开征房产税。财产税开征是双刃剑，一开征很多人就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或者移民了，特别是私营企业家。中国不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并不稳定，现在还处于需要投资建设、办企业的阶段，开征遗产税不太合理。但是，房产税是财产税的一部分，现在最明显的财产就是房产。房产税开征有两个问题：一是70年租期问题。土地是国有的，作为一种财产税开征房产税法理上是不合理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我的，是你多给我的，你要想交就自己交给你自己，应当向我征收。所以，要想办法把房屋的年期延长。二是要设计土地出让金退税的办法，加以平衡。我们在交土地出让金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交了一次了，开征房产税的话，再交一次就是重复征税。

　　搜狐财经：您认为什么样的财政税收体制是符合中国的，有没有自己的制度设计？

　　周天勇：第一，要有公共服务性的财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不应超过GDP的30%。现在大概要收到35%左右，我觉得太高了。政府所有的支出，政府行政公务支出不能超出18%，意大利的最高是19%。但我们现在全额的支出，在全额的收入里大概占到35%左右，这就太高了。当然，一下子压缩到到18%也不可能，可不可以每年往下压一两个点，压十年，压到比较合理的水平上。第二，十八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提到，财政要全口径监督。财政所有的钱都要纳入预算里进行管理，不能有一块是预算内，有一块是预算外的，这是不合理的。此外，加大财政民主化的进程，收税要通过老百姓，花钱也要通过老百姓，老百姓要公开、透明监督，不光是人大，每一个老百姓都应当有财政的知情权。

　　正规税收要给地方留一点

　　搜狐财经：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土地收入变少，很多地方政府减税是困难的，甚至有地方还变相增税，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周天勇：第一，要划清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干多少事、花多少钱、收多少钱，划清与中央的责任。不能把正规税收全部由中央收走，地方就没法干事了。我们说转移支付要科学、公正、公开，不能地方缺钱了就跑到中央去要钱。第二，要让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化。实际上，土地交易税和房产税是一个稳定的收入，但是土地出让金是不可持续的收入，所以要把渠道替换过来。划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界限，就是要在正规税收里给地方留一部分，要给地方设计一种主税的渠道。比如许多市场经济国家，房产税地方政府占60%，中央占40%。这样的话，地方政府有70%的收入来自于房产税。

　　搜狐财经：提到财政税收体制，从分税制来看，中央和地方关系是很复杂的，如何理顺？

　　周天勇：1994年税改后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增值税的设计上，整个税收是向中央集中的。第二，整个税种设计中没有考虑地方的税种。第三，地方承担的事务越来越多，但是钱没有增加。另外，就是正规的税收中央拿走多，留给地方主要是两块，一个是土地出让金，再一个就是收费。但是税费对企业的伤害太大，因为它乱收费。土地出让金非常大的麻烦，就是不可持续，而且卖地，所以一定要把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责任怎么划分好，这是重点。

　　搜狐财经：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是不是应该考虑到权力下放？

　　周天勇：我倒觉得还是要精简机构，搞大部制改革。中央各部门要转变职能，不能把心思老是放在搞审批，加大自己的权力上。而且，这几年有些权力越收越往上收，集中的就越多。我觉得有些法规、条例，都是偏向于政府来制定，各部门来制定的，使他们权力越来越大。

　　（采访：孟德思旧 如需转载请联系我们：010-62728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