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美国不许中国放松货币是阴谋

    文章来源：BWCHINESE中文网

　　从债券市场公开市场操作的总体水平看，尽管逆回购吞吐数量越来越大，但总体还是“紧平衡”状态，只是某些时期多投放一点，而过一段再多收一点。

　　观察央行基础货币吞吐，必须结合外汇占款的增减情况，但我们不可能及时看到，一些不太懂行的媒体人，经常凭借央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市场操作来判断货币回笼还是投放，这是不完整的。

　　不过，从10月份外汇占款仅仅增加11亿元人民币的情况看，媒体仅凭债市公开操作的结果判断央行吞吐基础货币意图也没什么大错。

　　因为，相对于动辄数千亿元的逆回购和逆回购到期这一数量级而言，11亿元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

　　所以，从债券市场公开市场操作的总体水平看，尽管逆回购吞吐数量越来越大，但总体还是“紧平衡”状态，只是某些时期多投放一点，而过一段再多收一点。

　　“紧平衡”状态从货币市场利率的走势表现上便可以大致观察到，每逢月底或季末，当商业银行即将接受考核的时点，货币市场利率都会非常敏感地上浮，但央行所能容忍的浮动区间已经收窄，大约为2个百分点。以7天期回购利率为例，央行对利率浮动区间容忍幅度为2.5%到4.5%之间。

　　而从最近一段时期的观察发现，央行基本思路是：最大限度地放弃汇率方向的控制，同时加强国内市场方向的利率控制，把外汇占款方向的基础货币投放减至最低，而只顾银行间债市这一头儿。如此，大大减低了基础货币管理的难度和被动性。

　　过去，由于汇率浮动区间比较小，所以央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以至当外资流入或贸易结算比较集中的时候，央行不得不大量增加外汇占款，以确保汇率幅度不超出管制区间。这实际造成了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同时也增加了基础货币的管理难度。

　　也正因如此，央行一直致力于减低基础货币的管理难度。现在看，不断放宽汇率浮动区间，允许汇率更加自由地浮动，的确减少了央行的管理难度。

　　但正如周小川所说，是药三分毒。如此管理货币，其最大的毒副作用在于，它加大了中国所有外向型企业、甚至整个社会的经营管理成本。这很麻烦，因为这是“三分毒还是七分毒”已经说不清楚了，毕竟社会经营成本会因此而大幅增加。

　　中国央行回答这个问题，肯定是会说：短期看毒性比较大，因为企业还会、也不习惯管理外汇资产，所以显得成本比较高；但长期看，企业一定会学会管理外汇资产，因为这关乎其经营成本。企业必须学会自己走路，而不能总是依靠央行作为风险屏障，用政府成本投入替代企业成本。

　　这话对吗？对，也不对。说“对”，是因为企业的确需要增加汇率风险意识，学会自己管理成本，这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说“不对”，是因为汇率问题牵涉一个主权货币国家的根本利益，世界各国政府无不为货币稳定而努力。因为，这是巨额的社会成本，这一巨额利益极易被“贸易对手国家”的货币政策所侵犯。

　　现在就是美国以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大量投放货币，而却频频指责人家操纵汇率，抑制“贸易对手国”货币宽松，甚至逼迫中国紧缩货币，已达到人民币升值的目的。如此由国家、由政府出面都不一定得到平衡的问题，难道要企业自己去加以对抗？

　　中国要搞市场化，但绝不能以市场化为借口，逃避责任。必须明白，政府充当汇率风险的“挡箭牌”，这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中国汇率改革才选择了渐进的方式，正是考虑到企业的接受能力。但笔者认为，第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我们的汇改方向对不对值得讨论，现在的方式不利于中国；第二，渐进要“进”到哪？是不是可以最终任由供求关系决定？一旦彻底放开，中国经济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现在的改革总有一些极致性的看法，认为“只要政府不管了就是市场化”，“只要是市场化就全对”。笔者认为，这是在推脱责任。尤其是在涉及国际经济的问题上，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政府以市场化为名，任凭企业全部担承，而不为企业创造必要的生存环境，这对吗？

　　这实际涉及一个基本的理念问题：一个国家的政府要不要对本国经济发展服务，尤其是要不要为本国经济开拓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从美国到欧洲，哪个国家的政府逃开为本国企业服务、为本国经济服务的职责？美国政府逼迫人民币升值、不许中国放松货币难道不是“美国利益的企图”？我们改革中，必须要思考这样的问题，考量自身位置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