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错了

　　最近，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再次呼吁对富裕阶层增税，这是他近年来一再鼓吹的观点，选择此时重弹老调，显然是为影响正陷于僵局的国会财政议程；巴菲特的成就、身份和声望，让他的主张有了巨大影响力，奥巴马的一项增税提案便据此而被命名为“巴菲特规则”。

　　反对增税者常提出的一个担忧是，增税会抑制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因而降低就业率。但巴菲特以其亲身感受告诉我们，这不会发生，在他看来，投资者不会因为高税率而放弃投资，并举例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本利得税远高于当前，但他和他的客户从未因此而放弃投资，而当时的经济也很繁荣。尽管巴菲特是真诚的，但他的论证却是错误的。一项激励条件的改变，将首先在边际上起作用，那些对其可支配收入的用途和投向摇摆不定，正在权衡取舍的人，将首先受政策变化的影响。

　　巴菲特是个极度清心寡欲者，消费需求极少，没什么奢侈爱好，生活平淡无趣，对新科技和任何其他新鲜玩意也没什么兴趣，同时他却拥有极大财富，除投资之外，他很难为这些财富找到其他用途，而且投资带给他满足的是投资行为和绩效本身，而不是赚到的钱可以让他做其他事情，所以，这世上大概找不出比他离边际更远的投资者了。

　　尽管在投资上表现得十分精明，但巴菲特在制度和政策问题上时不时发表的观点，却多半经不起推敲，而且与他自己的实际行为不符，比如他说，为避免社会沦入财阀体制，应加大财产税和遗产税征收力度，不幸的是，这一观点最近在国内也获得了呼应。可事实上，虽然过去20年美国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根本没有出现任何财阀化的迹象，当前令人羡慕的富豪，绝大多数凭借个人成就而致富，很少是因为家族财阀背景。

　　若果真需要用遗产税来避免财阀，或者用巴菲特的比喻，将富家子弟拉回到与穷孩子同一条起跑线，那么对于巴菲特这样的超级富豪，税率必须达到没收级水平才管用，这意味着要将极大比例的私人财富交给政府来支配，而只留下与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相当的部分，才算得上起跑线公平，但巴菲特本人有没有这么做呢？没有，实际上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交给了盖茨基金会，一个私人机构，假如他果真认为这些财富由政府支配更好更公平，他本应将支票开给财政部，要知道，联邦政府和它的许多分支部门都愿意接受私人捐赠，实际上也一直在接受私人捐赠，财政部公共债务局自1996年以来已收到2600万美元捐赠，其他像国家科学基金、卫生局、森林局、公园局、教育部、国会图书馆、老兵事务部等部门收到的指定用途捐赠则更高得多。

　　那么，他有没有把自己的子女拉回公平起跑线呢？也没有，尽管他捐出了大部分财产，但还没达到没收级，他给三个孩子留下了一个30亿美元的教育基金，而这已足以让他们享有任何可以想象的“起跑优势”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能让他们因为没钱而做不成事情”，可按此标准，遗产税又该如何征收呢？

　　像巴菲特这样事业经历一帆风顺，有幸拥有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消费需求极低，难以理解众多中小企业面对重税时的痛苦和绝望，他在制度和政策上的意见因而没有什么价值。

　　作者：周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