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伦：补偿失地农民应有更长远考虑

　　吴其伦

　　11月28日，国务院讨论通过《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作出修改，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时，由国土资源部制定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已上报国务院，有专家预测，征收补偿标准可能会提高到现行标准的10倍以上。

　　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对失地农民意义重大。过去十多年，中国房地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政府以农作物的价格征收土地，又以招拍挂的形式高价出售土地，两者形成巨大的“剪刀差”，直接导致了房价的疯涨与城乡贫富分化，政府亦通过卖地获得巨额利益。

　　毋庸讳言，征地与拆迁已经成为影响当下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近年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与征地有关。而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正是中央试图缓和征地矛盾，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享比重，让利于民，保障农民的利益。我们过去的发展，在民生方面欠了很多账，现在到了该“还账”的时候了。

　　提高征地补偿，对广大农民而言是极大利好，但是对地方政府而言，则会增加地方的财政负担。尤其是今年整体经济形势下滑，导致各级财政吃紧，而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50%，提高征地补偿会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因此必定增加地方财政压力。

　　目前的补偿标准是以土地农作物前三年平均收益的10—20倍，有的地方以30倍进行测算。从补偿金额来看，大多为每亩2万—5万元，部分地区达到10万元。一旦补偿标准增加10倍，即意味着政府在征用土地时每亩补偿最高将达100万元，对于那些市政项目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土地动迁款都是一次性支付的，经济实力薄弱的地方完全有可能招架不住，所以笔者认为，一次性提高10倍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补偿标准提高过快，将令新政之前失地农民心理失衡—同样的土地，同样的生活水平，却因征地时机不同，导致补偿标准迥异，这必定会引发农民之间与官民之间的矛盾。

　　现在各方争论的焦点，是增加的补偿款是否会转嫁到地价上，继而推高房价。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理由很简单，中央提高土地补偿的政策，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缓和社会矛盾，而如果以推高房价为代价，就损害了城市居民的利益，激化了高房价引发的矛盾，这肯定是中央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在出台农地补偿相关规定时，中央或将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借机提高地价，或者采取中央财政补贴的方法，让地方政府在提高补偿的同时，不能把增加的费用转嫁到地价上。须知，提高补偿是政府的让利行为，除非土地市场异常火爆，开发商集体抢地，地价才会被推高。

　　否则，地价不会因为补偿标准提高而上升，而且那也是难以被市场接受的。现在土地的定价已经很高，今年上半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流拍”，即因为起拍价格过高造成拍卖交易失败。目前开发商对于后市普遍持谨慎观望态度，拿地积极性不高，若地方政府再趁机抬高地价，土地就会更难卖出去。

　　那么，地方政府是否会老老实实执行中央的政策呢？这是必然的，就像当年免征农业税一样，即便地方政府不情愿，但还是免去了农业税，因为地方一定要服从中央。另外，即便提高土地补偿标准后，土地财政会有所减少，但是总体而言，土地出让金仍然会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需要注意的是，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是未来政府需要摒弃的财政思路。中国未来的发展，不能再把房地产业当成支柱产业，我们在政策上已经出现了去地产化的苗头。如果地方政府在进行产业规划的时候，还是过度依赖房地产的话，那么发展的后劲就会存在问题。另外，房地产税的开征，会为地方政府带来稳定的新税源，放弃土地财政是迟早的事。

　　对于征地补偿方式，笔者有如下建议：首先，如果补偿标准立即提高10倍，农民可能不知道如何去打理这笔资金，很可能就把它挥霍掉了，这种例子已有很多。因此在支付补偿款的时候，可以用现金加股权的方式，给予部分经济补偿，其余部分折成股份，投入到政府的某些市政项目或商业项目中，这样可以确保农民有长期稳定的收入。

　　其次，农民一旦失去了土地，即意味着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支撑，政府应在征用土地之初就为农民安排好出路，比如安排相关企业吸纳农民务工，为农民选择合适的创业项目并进行指导，组织专家指导农民进行投资理财等，为农民未来的发展作出长远规划，不但要“授之以鱼”，还要“授之以渔”。

　　另外，地方政府在征收的时候需要更加谨慎，在引进投资项目的时候，不能过于盲目，一味贪大，对于一些技术含量低，甚至有污染的项目，应该果断拒绝，因为这种项目即便做下来，也很容易被停掉，像多个地方的PX项目、重化工项目，如果停掉就得不偿失，既浪费资源，又破坏土地。所以，在土地征收之前，地方政府一定要作出明确规划，并上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审核。

　　作者系财经策划人，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李逸曼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