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令尉：“城镇化”不只是基建和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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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城镇化”基本就等同于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开发，GDP效应立竿见影。而且，在目前的官僚体制下，不仅官员政绩灼灼可见，还能通过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实现个人增收目的。但我认为：城镇化的真正内涵应该是让城市文明覆盖农村，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而不能是像现在，户籍制度就像印度的种性制度一样，农民的孩子一出生就被打上了“农民”的标签，即使出生并生活在城市，也不能享受和城市孩子一样的国家福利。

　　上周，上证综指在周一跌破四年低点1950点之后，周二开始迎来了一个反弹小高潮，周二到周四的四个交易日，上涨5.12%，重新站到2000点以上。在这轮小反弹中，最抢眼的就是借“新城镇化”概念而受益的水泥、建材板块，四个交易日，水泥板块上涨10.83% ，建材板块上涨9.53%。

　　“新城镇化”号称将拉动40万亿的投资，其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而这也正是政府最能把控、政绩效应最明显、地方政府最积极的发展模式。

　　问题在于，我们据以做出应“加快新城镇化”决策的“城镇化率”偏低，或“城镇化率”低于工业化率的命题，是真的吗？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2011年的城镇化率为51.27%。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工业大国国情与工业强国战略》蓝皮书认为，我国2011年人均GDP已经突破500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但城市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还有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工业化率已经达到40%，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研究模型，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率达到40%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城镇化率应该达到75%。因此，我国的城镇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今后城镇化还有巨大的空间，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城镇化。

　　但是，这些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城镇化率的统计是以城市常住人口除以总人口来计算。钱纳里是美国经济学家，其基于“美国思维”来研究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他们的思维里，只有“国家公民”的概念。但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有阶级的，我们把社会人员人为地分成了“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这种阶级论下，我们从建国开始，就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并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阶级固化在了农村，各个阶级的人享受着不同的国家待遇。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农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吃公家饭”的人，哪怕这个“公家饭”只是在城市里做环卫工人。至于通过上大学分配工作而进入政府部门（俗称“当官”），那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因此，被贴上了“农民”标签的农村居民，即使在城市里打了10年工，全家人都在城市里生活，甚至个别成功的“农民工”在城里买了房，过上了比“城里人”还好的生活，但其身份标签仍然是农民，享受不到国家财政提供给“城里人”的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资源。“城里人”把他们当成“农村人”，他们自己也没把自己当成“城里人”。

　　在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化率统计数据中，城市常住居民应当包括了在城里居住达到6个月以上“农民工”，但据此计算的51.27%城镇化率的数据显然是不准确的。大家都知道，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已经是一个十几、二十年的老话题，绝大部份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到城市从事工商业或服务业工作。即使没有到城市务工的，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也成为了周边乡镇企业的生产工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里“工资收入”占比约40%正说明了这样的事实。

　　而且，这样的趋势还在扩大。前不久，有人在网络上晒出一些在贵州、青海等内地省市农村拍摄的“劝学”宣传牌。诸如“磨刀不误砍柴工，上完初中再打工”、“读完初中、再去打工”等读来让人心酸的“劝学”广告，不正说明我国农村人口中，以务农为生活来源的人口已经越来越少了吗？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研究我国的城镇化率，提出城镇化率如果按“城镇化率=1-农村化率”公式来计算，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至少也在60%以上。这至少是一个比51%更靠谱的数据。

　　“城镇化”当然最受欢迎。因为中国的“城镇化”基本就等同于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开发，GDP效应立竿见影。而且在目前的官僚体制下，不仅官员政绩灼灼可见，还能通过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实现个人增收目的。

　　但我想，城镇化的真正内涵应该是让城市文明覆盖农村，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即使现阶段，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个目标，至少也应该让在城里务工的农村居民能以“国家公民”的身份，平等地享受国家提供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因为国家给城市居民提供的这些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财政资源显然少不了“农民工”的贡献。

　　前不久，媒体报道福建、广东沿海的“洋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偷渡到美国打工。作为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他们并没有因为父母的非法入境身份而受歧视，而是合法地成为了“美国公民”。即使孩子送回国内生活抚养，非但没有改变其国籍身份，反而使得我们的基层行政部门对这些“小美国人”多了一份额外的关照。这些孩子任何时候回到美国生活，都能完全享受到美国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社会福利。

　　但回头看看中国，户籍制度就像印度的种性制度一样，农民的孩子一出生就被打上了“农民”的标签，即使出生并生活在城市，也不能享受和城市孩子一样的国家福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首都北京，且不说久拖不决的“异地高考”问题。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还有众多没有合法办学资格、整天在搬家的阴影下惶惶不可终日地生存的“打工子弟学校”，仅仅因为他们是农民工的孩子，仅仅因为我们的教育资源还只能满足北京的孩子上学的需要。

　　“新城镇化”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固然使得我们的城市更加漂亮，但让农村居民享受城市文明生活，显然不是让他们看到那些不属于他们的林立高楼。提高“城镇化率”更应该去关注“进城”的农民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基本需要，使他们至少在制度层面上，能像城里人公平地享受“城市的文明”。

　　（作者系北京领优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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