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旱灾：还原电影《一九四二》

　　何乡/文

　　老东家范财主（张国立饰）和他的乡亲们，从河南延津县出发，经由洛阳，一路向陕西逃荒。此前，饥饿的民众变身匪徒，到他家强吃强占，引发了一场冲突，老东家的儿子毙命。在逃荒途中，又遭遇日机轰炸和国军洗劫，家人陆续死尽，最后只留下范财主一人……

　 　蒋介石（陈道明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特派员白修德，狗吃人的照片深深震撼了他。他对河南旱灾的救济开始积极起来……

　　这是电影《一九四二》贯穿始终的两条线索。老东家的原型是编剧刘震云的舅舅范克俭，1942年延津县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他家真遭遇了匪患，但电影中也有太多其他人的命运加诸他的身上。刘震云和导演冯小刚，想要在这部片子中，展现一个时代史诗般的悲剧，他们需要被浓缩的灾民代表。老东家和他的乡亲们满足了这个要求。

　　彼时媒体的报道、当事人回忆录和采访口述，构成了我们回顾1942河南旱灾的珍贵细节。电影《一九四二》善加利用了这一点，并视需要做了艺术加工。譬如老东家的长工栓柱（张默饰）将才结婚一日的妻子花枝（徐帆饰）卖掉，以换取几升米来维系孩子生存时，花枝将自己“囫囵”一些的棉裤与栓柱换下，才坐车远去这一桥段，出自原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张仲鲁的回忆文章，原文是：“方城城外即有人市，一对夫妇，无法生活，妻被出卖，当分手时，妻呼其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夫听此话，大受感动，抱头痛哭说："不卖你了，死也死在一起。"”

　　艺术加工是电影产品的必需，尤其针对那些小人物。在处理著名历史人物时，电影《一九四二》显得更为谨慎，看得出在力求有出处，但仍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非因艺术需要而产生的乌龙叙事。

　　沦陷区灾民

　　受国民党横征暴敛而当汉奸？

　　延津县是电影《一九四二》的起点，老东家范财主和他的乡亲们，就是从这里开始了饥饿之旅。

　　这里是编剧刘震云的老家。20年前，在应钱钢《百年灾难史》的约稿时，刘震云第一次听说1942年饥荒，他采访了自己年长的亲戚们，并最终撰写了《温故一九四二》，这是电影《一九四二》剧本的原型。

　　刘震云知道延津县所遭受的苦难，但错误的是，他将延津县饥荒时期的救济不力，都归咎于国民政府。事实上，在他的长辈们饥肠辘辘地逃荒、打劫甚至人相食时，延津是日伪的统治区域，天灾背景下进一步搜刮粮食的在此并非国民政府。

　　电影中，当老东家等人逃荒至洛阳时，蒋介石已经加大了救灾力度，虽然仍是杯水车薪。但只有豫北、豫南被划为灾区，老东家等灾民因人已在豫西的洛阳，所以不能领取救济。这也是一处明显的硬伤。1942年前，豫北几乎全部沦陷，国民政府不可能将日伪统治区划为救灾区，而将灾情严重的国统区豫中、豫西等地排除在救济之外。

　　延津县隶属于新乡市，位于黄河以北，这里在1938年前后即被日军攻占。查《新乡县志》，这里在1942年前后连续多年遭遇天灾：“民国28年（1939）7月，暴雨连降20余日，山洪暴发，大水成灾。民国30年（1941）5月20日，县南小河、大泉一带降雹，伤禾甚重，并打伤数十人。民国31年（1942）春夏无雨，麦未收，秋未种，飞蝗蔽日，收成全无。民国32年（1943）旱，蝗成灾。秋禾除棉花、豆类外，皆遭蝗虫蚕食。”

　　这些年，正是日伪统治时期。“（1938）2月17日，日军宣抚班由北门入城，新乡县沦陷。2月19日，张敬轩出任维持会会长。3月28日，日军改维持会为县公署，张敬轩任日伪代知事，公署设在城内西街马神庙。”“（1939）1月中旬，日军强迫初小三年级以上班级增设日语课，给部分学校派有日语教师，进行奴化教育，并严密监视师生的抗日行动。同月，日军扫荡冷庄，烧毁房屋千余间，杀害无辜群众70余人。”“（1941年）驻新乡、汲县城关的日本、朝鲜商民200人，多数经营海洛因，毒害中国百姓。”……县志中还记载日军1942年强迫数万民众开挖引黄入卫工程，以及1943年民众反抗日伪征粮款的历史。

　　在错误地将延津县当作国统区之后，刘震云开始为自己的长辈们辩护：“你们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共产党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如果将延津置换为洛阳、许昌等国统区，对国民党灾年“横征暴敛”的指控，一点都不会差，但以沦陷区延津做例子，就是另一种意义的“直把杭州当汴州”了。延津人当汉奸，大抵也和国民政府救灾不力无关。

　　刘震云实际上是简单借鉴了《时代》周刊亚洲特派员白修德的观点：“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在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可能是残暴的，但没有任何一种残暴会超过河南大灾。”白修德是著名的亲共派，他去国统区考察过灾情，却没有去过沦陷区，他这段话本意上应不包括延津这样的沦陷区。

　　日伪统治实况

　　“日本人真是太恶毒了,　他们居然给灾民发粮食。”

　　这是电影《一九四二》中的一句台词，回应的是1943年河南战役，冈村宁次要求部下给老百姓发粮以争取民心举动。

　　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是这样论述这个事的：“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吧？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的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抛开观点部分不论，仅就事实层面而言，有一个关键性的信息被遮蔽掉了：在1943年之前，日伪对治下的灾民做了什么样救济？要知道，河南当时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面积被日伪占领。从很多当事人的回忆看，情况并不比国统区更好，即便在1943年，当地灾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43年春，我村除郭振义一户未曾离开牛庄，有20余户迁至焦作、百间房、恩村、马作、墙北等村亲戚家居住。其余50余户，均都携家带眷，逃荒外地了。根据当时了解，逃往山西晋东南各县及山西大同煤矿者20余户，逃往江苏、安徽各县者20余户，逃往关东者6户，逃往西安者4户，逃往昆明者1户。”沦陷区河南修武县牛庄老人郭景道在回忆文章中特别强调日伪军的横征暴敛。他举例说，村里的富裕户郭振德，家存粮食不少。看到荒年将临，就将一部分粮食藏于自家地洞，另在焦作粮食坊等处存了几石，以为这样就可以安全度过荒年了。谁知1943年春，皇协军营部住进他家，把他赶了出来，地洞里放的粮食不能用了。他到焦作粮食坊取粮，掌柜说：全被南厂皇协军司令部查封了，你

　　只要能到司令部开个条子，我

　　一定一粒不少还给您。郭振德

　　无法开出条子，后来老两口活

　　活饿死了。

　　沦陷区类似的回忆，还有很多。如同为沦陷区的河南博爱县村民樊秉泉称，“这次灾荒从民国三十年（1941）春季开始，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夏季结束。经历了旱灾、蝗灾、水灾和匪灾，整整两个年头秋麦未收，使博爱人民遭受沉重灾难，饿死百姓不计其数。真是饿殍载道，遍地尸骨。”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日伪军也需要粮食，如同国民政府。当时出现灾情的省份不止河南，即便外调，但总缓不济急。战时体制下，困难时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搜刮民脂民膏。1942年饥荒，有着外敌入侵的背景，和1960年前后的和平饥荒还有相当大差异。要是就此感恩日军，那真是错认贼父了。

　　在很多当事人的叙述中，1942年冬至1943年春，是饿死人最多的时节。这之后即有好转，新麦下来后，不只是日伪发粮，国民党也加大救济力度。

　　蒋介石：复杂政客

　　1943年春天，《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帮助下见到了蒋介石。

　　他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于3月22日，引起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在重庆，我一夜之间变成了争议的焦点。有些官员指责我逃避了新闻检查，还有人控告我和电报局的共产党串通，偷偷送出了消息。”白修德晚年在回忆录中说，“我曾经通过军队情报系统给史迪威将军送过报告，也上报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我还给中国的国防部长呈递过报告（他坦率告诉我，要么是我在撒谎，要么是别人在对我撒谎）。我向毫无实权的中国司法部长求助，他说只有蒋介石才能解决问题。那位四川省的省长，一个很和善的人，也这样对我说。”

　　电影《一九四二》讲述了白修德面见蒋介石的困难，也大体按照白修德的回忆（细节上有出入），重现了他们会见时的场景。当蒋介石看到白修德出示的狗吃人照片后（事实上与白修德一起去灾区采访的还有另一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后者拍摄了狗吃人照片，当蒋介石接见白修德时，福尔曼在前厅等待，在蒋介石否认会有狗吃人的现象时，福尔曼被叫进办公室。影片出于叙事的简洁，将福尔曼与白修德合二为一），态度有了转变。

　　“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他问道，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拍的，我们告诉了他。他拿出他的本子和毛笔开始记下来。他又问了一些官员的名字，并且想知道更多的名字。他要求我们写一个完整的报告，不要漏掉一个名字，并且还想知道更多的名字。

　　下转46版

　　上接45版

　　然后，他以一种淡漠的神情，似乎在对自己重述一件什么事似地说，他已经告诉过部队要和老百姓分享粮食。接着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我亲自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从被领进来到被送出去，我大约总共待了20多分钟。”虽然对蒋介石评价甚低，但白修德晚年仍然认为，在见到狗吃人照片之前，“他（蒋介石）显然不知道发生的一切。”

　　在电影《一九四二》中，蒋介石以一种复杂的面目出现，既有要求《大公报》停刊的恶劣独裁表现，也有救济灾情的积极一面，但整体上对蒋介石给予了超过他应得的同情理解。这和刘震云1993年的作品《温故一九四二》存在巨大差别。

　　刘震云当年对蒋介石领导的救灾运动总结陈词道：这是一场闹剧，一场只起宣传作用或者只是做给世界看做给大家看做给洋人、洋人政府看的一出闹剧。委员长下令救灾，但并无救灾之心，他心里仍在考虑世界和国家大事，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这是出演闹剧的症结。闹剧中的角色林林总总，闹剧的承受者仍是我们灾民。

　　不知是20年后的今天刘震云改变了观点，还是导演冯小刚不同意这种表现方式。《温故一九四二》和电影《一九四二》之间，在塑造蒋介石形象上，的确存在巨大反差。但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刘震云1993年妖魔化蒋介石的立场，在当时尚属舆论界的主流，电影《一九四二》对蒋介石的同情理解，也和这些年学界掀起的为蒋介石翻案风有关。

　　事实是，单纯以蒋介石日记来认识蒋，就犯了简单化的错误，他本质上仍有政客善于说谎和表演的面向。他对白修德否认征收灾区农民的税，宣称已下令免除，即是说谎。同时，并非蒋介石派出的所有调查员都谎报了灾情，而是蒋选择性相信所有的汇报。如他的文胆陈布雷所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河南）省政府虚报灾情。李（培基）主席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蒋鼎文与李培基：

　　谁是任由打扮的小姑娘？

　　从陈布雷的讲述看，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的确曾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讲述“哀鸿遍野”的灾情。但灾情时间跨度为3年，李培基是在什么时候才如实汇报灾情的？显然值得深究。

　　李培基（李雪健饰）是电影《一九四二》中相当重要的角色，且其形象相当正面。起用出演焦裕禄的李雪健饰演该角色，本身也可以说明导演的取向。与李培基相对应的驻扎河南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于震饰），则相对负面得多。这也是过于简单化的呈现。

　　1943年5月13日，白修德在给朋友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至少在白修德的认知中，封锁消息的主要力量在军队。

　　白修德在晚年回忆录中提到，他在灾区发现，军队的税收，常常相当于所有庄稼的收成，有时候还要更高。而官兵们的饮食则得到了保证。“一个地方官员每天的配额是4磅半粮食，来保证他一家的生活，不管人口多少。而在军队里，士兵的配额是每人每天2磅。那些虚报编制的军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卖掉他们中饱私囊。而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则花钱从黑市上买来粮食赈济灾民。”“有些军官把部队剩余的粮食卖给难民而大发横财，但也有些将领把部队的给养消减一半，像汤恩伯，还在军中建立孤儿院。”

　　由此可知官员与将军们，表现也有差异。具体到蒋鼎文，他在灾区又是如何作为的？电影《一九四二》中，提到李培基向其请求减免征粮时，蒋鼎文表面答应，但又圆滑地提到两个条件：让日本人别打过来，或者让蒋委员长将他的部队撤出河南。一位匿名官员对白修德说的话，也被加诸蒋鼎文身上：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另外一处场景是，当外地调粮进河南赈济，李培基召集各厅长开会，协商粮食分配。有两个厅长，因被蒋鼎文扣留而缺席。若不缴纳军粮，则不放还。

　　蒋鼎文扣押河南财政厅长和粮政局长，是历史事实。这个细节出自原三民主义青年团河南许昌分团干事长杨却俗的《关于的话》。1970年台湾《春秋》杂志刊发杨却俗《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引发很大反响，事后原河南籍立法委员杨一峰（杨是1942年秋河南各界推荐的三位赴重庆陈情灾区困境的代表之一），又向他透露了很多珍贵历史情节，其中包括：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他们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如此报告，李支吾以对；另外，当时的战区司令蒋鼎文将军，驻洛阳，为了军粮，曾将当时的河南财政厅长与粮政局长扣押，杨一峰问他何必如此，蒋鼎文答道：我只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河南省缺粮，李培基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一是拿出粮来。

　　在电影《一九四二》中一副为民请命姿态的李培基，当然没有辞职。他的救灾表现，可以参照1942年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回忆：“河南人士当时对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所持的态度，是有责难的。他是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省里遭受空前大灾，他应如何宵旰忧劳，千方百计地从积极方面刺激生产，扭转灾情，从消极方面努力救济，减少死亡，但是他在大灾临头、水深火热之时，对于鼓励生产、救济灾荒既无计划，又欠热情。当然，河南当时是半壁河山，千疮百孔，经济力量又很薄弱，增产救灾，都有困难，但他对灾荒的漠不关心态度，在河南当时，的确引起了普遍不满。”

　　当时的河南省粮政局秘书于镇洲则表示，“（1942年）秋，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按他的回忆，1942年秋天西安王曲军事会议时，蒋鼎文（蒋铭三）的汇报较李培基更接近事实。

　　而按照参加该会议的刘书霖将军回忆，蒋鼎文“非常关心河南的灾情，提倡官兵节食救灾，每人每天节余食物二两，为期三个月，当时第一战区驻防河南的军队在七十万人以上，节余之数目相当可观。因而救活了不少的灾民”。

　　不同人的回忆，基于信息所得、立场与利益，可能会有针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这本属正常。台湾当事人对蒋鼎文灾期表现评价甚高，或许和蒋本人1949年赴台并位居高位，1974年才去世有关？而电影《一九四二》高度评价李培基，莫非和李本人解放后留在了大陆任政协全国文史研究委员会委员有关（批评李培基的文章作者中，张仲鲁留在大陆，且其撰文的1961年，李培基还在世）？电影《一九四二》塑造了李培基高大的形象，却没能回答我们：那他主政下的河南何以饿死300万人？

　　甚至于李培基谎报死亡人数1602人，在电影中也被演绎为：关心灾情的蒋介石问李培基：河南死了多少人。李培基面色沉重回答：政府的统计数字是1602人，但实际是300万人。给观众的感觉是，他其实已将真实数字上报。

　　即便是艺术加工，对李培基这样的历史人物，也不能像对老东家那样随心所欲塑造，使其成为任由打扮的小姑娘除非，《一九四二》的定位原本就是娱乐，无关史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