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华：靠近财富为企业家代言

　　他能让柳传志和王石落泪，能够安慰马云和张维迎。他是善于蛊惑人心的花衣魔笛手，长袖善舞的社交家。他让人嫉妒也遭人非议。

　　1999年8月20日，刘东华 到 纽约曼哈顿美国大道的时代-生活大厦拜会当时的《财富》杂志总编辑约翰•休伊。那年36岁的刘东华在3年前刚刚接手一本名叫《中国企业家》的杂志。尽管在 当时的中国，还不到40岁就已经成为正局级，是一件足以夸耀的事情，但在面对长他15岁的约翰•休伊时，刘东华显然仍只是一个籍籍无名之辈。

　　休伊在《华尔街日报》做过13年的记者，在1995年成为《财富》杂志的总编辑，他是山姆•沃尔顿指定的传记合作者，也是安迪•格鲁夫口中“记 者中的记者”。而《财富》则是全美最重要的商业杂志之一。刘东华的《中国企业家》那时正怀着一颗想要成为“中国的《财富》杂志”的心。1996年《财富》 杂志失去了IBM 500万美元的广告费—约翰•休伊和《财富》执意要刊登一篇描写IBM明星经理人郭士纳的报道，这个数字要大于当时《中国企业家》一整年的收入。

　　他们讨论了新闻报道中的国家与教堂，讨论了媒体的独立性，以及《财富》著名的排行榜，但是让刘东华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约翰•休伊一句关于世态炎 凉的话，这让他在12年后仍能准确复述出来—“他说，全球500强的CEO很多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只要我一离开《财富》杂志，他们会立即扔掉我的电话号 码。他的意思是他们认的是这个品牌和平台，而不是他本人。”

　　转眼间到了2011年的年末时分，刘东华马上要度过自己的第四个本命年。表面上看他并无太大变化，他仍然喜欢穿黑色中式圆领外套—这样就不用打 领带；走起来路气派十足，大有睥睨天下的劲头；前额的头发已经掉了不少，和冯仑、郭广昌在一起时大家会开玩笑称他们发型相像、程度不同；在任何场合说到激 动处会抬高声音，并且会重复关键词，声音能传到老远。他称自己是“粗门大嗓”，在装修新办公室时，他的下属特意去跟施工者说，这个办公室的墙壁要厚一点， 这人嗓门大。

　　在中国的传统中，人们通常会认为本命年会是一个多事之年。这一年对于刘东华而言正是如此。他离开了自己供职15年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宣布自 己要拥抱互联网，创立一家名叫正和岛的公司—这个公司的名字让人以为他要拥抱房地产，实际上从现在的筹备框架看来，它更像是一个为企业家们建造的 Facebook。在他离开时，《中国企业家》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业杂志之一，也是不多的年收入超过1亿元的杂志。几乎所有中国的民营商业巨人们都或 多或少地同这本杂志有关联，其中的很多人也成为了刘东华的朋友。

　　他们会“扔掉”刘东华的电话号码吗？

　　目前看来还不会。其中一些商业明星如曹国伟、俞敏洪、刘积仁和李开复等人还出席了他的新公司在2011年年底举行的试运行活动。还有一些人则是他新公司的投资者。他们和他关系密切。几乎不需要人再提醒，人们都明白仅仅是这种联系就能成为一种巨大的竞争力，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源”，也可以称之为“关系”。

　　环视一下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基本上各个群体都处于自说自话的阶段。知识分子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争论着关于抄袭、社会变革、民主与改革的话 题；企业家与商人们接近沦落为一个自我欣赏的小圈子，每年在固定的场所互相评价彼此的丰功伟绩；大众纷纷扰扰地表达着自己的偏激和功利，对成功学的渴求与 大规模的愤世嫉俗并存；媒体则不知所措地竭力追赶流行的脚步，势利又脆弱；至于政治家们在想什么，那一直是个秘密；或许还有一个庞大的大多数群体，但是由 于他们还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消费能力和影响世事变化的声响，他们仍然是“被遗忘的人”。

　　刘东华则一直试图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在某些区域之间扮演连接点的角色。他成功做到了—当他掌握着媒体平台时，他能够将商业群体的“生意与生 活”公之于大众，他是商业阶层与媒体的连接点；由于他曾经的体制内身份和所在媒体的影响力，他还曾试着推动政治家与企业家的对话，他称之为“推动两大逻辑 对接”，他让当时的辽宁省省长薄熙来坐在段永基旁边；通过引入大量的学界顾问，如周其仁、许小年 、 吴建民等，他努力让知识分子与企业家坐在一起，彼此对话；更大范围而言，他还通过组织群体性的访问活动，让中国的商业阶层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精英发生连接， 包括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等人访问中国时，他们同他一起共进午餐。在2011年一次访问美国的活动中，他拜访的对象包括：罗伯特•鲁宾(前财长)、约翰•桑 顿(布鲁斯金学会主席)、奥尔布赖特(前国务卿)、吉米•戴蒙(摩根大通CEO)、约翰•布莱森(骆家辉之后的美国商务部部长)、罗伯特•霍马茨(现任副 国务卿)和马克•扎克伯格(目前应该无需介绍)。尽管他并不是大众耳熟能详的巨富与掌权者，但是他的作用在财富阶层中却无人敢小视。

　　“毕竟，他不是这个平台的创始人，不是真正的灵魂人物，也没有改变平台的命运。”刘东华还在回味着约翰•休伊的话。“而我实际上是重新定位了这 个媒体和这个人群的关系。除了在管理和决策上提供给他们价值之外，更大的价值是通过我们的一系列‘鼓与呼’让整个中国社会来接受这个特殊的人群。我们告诉 大家企业家人群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重要。”刘东华说。显然，他视自己为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形成的企业家阶层的代言人物。

　　他同“企业家们”打交道的时间是从1990年、他进入《经济日报》评论部时开始的。当时他刚刚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毕业。从家乡的《沧州 日报》考入新闻系时，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人民日报》的评论员，那是当时中国记者所能想象到的最高成就。但《人民日报》拒绝了他这位热衷于投入学生浪潮的 活跃分子。在他的大学老师的推荐下，他加入了《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评论部的主任冯并是他最初的导师，他称之为“老冯”。老冯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他影响巨大。第一个方面是，老冯可能是中国官方媒体中最 早意识到民营经济重要性的新闻人之一，正是在他的引领下，刘东华才将重心从自己感兴趣的政治与宏观经济转向到微观的民营经济；另外一个方面是，“老冯是三 教九流什么朋友都交”，后来的刘东华同样如此，他曾经自诩道：“我牛在哪儿你知道吗？不管是妖怪还是神仙，我都能交朋友。我就是这样的人。”

　　在老冯的支持下，刘东华从1993年开始主持《经济日报》“民营经济专版”的工作。这个头脑灵活的年轻人还和全国工商联一起举办了一个评选活 动，每年在中国寻找100家优秀的民营企业，再从中评选10家最佳公司。这让他得以结交一批当时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们，比如当时有中国民企教父之称的牟 其中，曾经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最富有者之一的张宏伟等人。

　　他在《中国企业家》最重要的搭档牛文文称， “刘东华在价值观上认为企业家是社会上最值得尊重、最稀缺的人，他跟这些人天然地亲近”。刘东华毫无顾忌地认为公司强则国强，认为只有私有企业的企业主才 能称得上是企业家；正如胡舒立认为经济政策与金融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强弱的最重要因素一样。这两人的价值判断都影响了他们各自主导的杂志的价值观和凝聚的人 群。因此，当2001年媒体在纷纷质疑海尔和张瑞敏时，刘东华仍然在顽强地为张瑞敏辩护，他的逻辑是：“张瑞敏比我们傻吗？”2000年柳传志与倪光南之 争的高潮时期，甚至他自己的杂志都做出了倾向于倪光南的报道，刘东华却问：“柳传志心疼并不真正属于他的联想，谁在心疼柳传志？”“如果最该被心疼的人都 没有人去心疼，恐怕我们的某些规矩和习惯就真的该赶快改一改了。”正是在这之后，柳传志主动约请刘东华吃饭。这也是这两人第一次单独吃饭。在柳传志面前， 年轻气盛的刘东华一见面就说：“联想的情况我知道得比较多了，但《中国企业家》的情况你知道得很少。所以今天主要是我说你听。”

　　相对于执掌《中国企业家》而言，他更引起旁人瞩目的是另外两项举动：从2002年开始的活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和从2006年开始创办的非盈利机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创始于2000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是国内最早的大规模企业家群体会议和企业家民间组织。刘东华是前3年的中国企业家论坛执行主席，并 为这个活动提供了许多资源与支持。随后他决定在2002年独立做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除了个性古怪从不参加媒体活动的任正非之外，所有中国大陆的重量级民营 企业家都曾经做过它的嘉宾。

　　刘东华在《中国企业家》为杂志创办的理事会，应该可以算做2006年才成立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前身。在杂志早期广告还未能成为营收重要部分 时，每位理事所缴纳的理事费是杂志社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刘东华营造民营企业家命运共同体的途径之一。当然，对于一个媒体来说，这并不美好。西方媒体 可能会感到匪夷所思，一个杂志要和它的报道对象成为命运共同体，还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收益。但是对于刘东华而言，这只是他发现了这个人群的需求，并且去 满足这项需求而已。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立也是由于这种需求。这个非盈利机构的执行秘书长程虹说：“我们发现企业家们需要私密聚会。领袖年会嘉宾在台上讲什么当然 很重要，但我会看到他们在贵宾休息室和餐厅内讨论时的热情。”如今这个俱乐部号称其成员贡献着中国GDP的4%。资深的外交家吴建民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同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活动上介绍这个组织时说：“它与众不同。它的成员包括了中国过去20年最好的民营企业家。而到今天为止，中国民营经济总量已经占据了 中国GDP的一半，贡献了80%的就业而只使用了30%的资源。在座的这些人无时无刻不在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作出努力。”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现任主 席、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鲍勃•鲁宾在一旁听着。他希望这个俱乐部的成员能够支持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资助美国年轻的外交官到中国学 习和旅行。

　　“俱乐部成立之后，我跟他谈玩笑说，你这是要做中国商界的骷髅会，是可以对历史进程发挥作用的。因为你可以推动这群人本身的进化。”他在杂志时期的一个同事说。

　　2011年11月16日晚上，杨致远在斯坦福大学美术馆请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到访美国的成员们吃饭。这是他们在美国有正式访问事宜的最后一天，此 后的活动是打高尔夫球，因此所有人都显得格外放松。他们还在当地的商店购买了小瓶装的茅台酒，钱则来自于每次活动缴纳的迟到罚款。杨致远开玩笑说，大家如 果喝多了酒，桌子椅子随便砸，可是千万别动墙上挂的画，当然，这也不是说我赔不起，就是太贵了。曹国伟代表俱乐部向杨致远致辞，他端起红酒杯，红着脸笑了 半天，然后说：“其实我一直不好意思跟人说，Jerry是我的偶像。

　　接下来的话题却没有这么欢乐和充满互相赞美，尽管作为主持人的俞敏洪在拼命地活跃气氛。首先是刚刚加入俱乐部担任顾问的中欧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给 这群民营经济巨头们当头泼冷水，大意是你们很成功，但你们的成功更大程度上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中国13亿庞大的市场带来的。巨头们纷纷表示不忿—或许是 观察者的视角问题，在俱乐部的执行秘书长程虹提及此事时，她却说，她认为这些巨头们很受震撼，还算虚心。刘东华站起来为他的这些朋友们辩护，历数他们在当 今中国的复杂环境下如何不易，相比于美国的企业界大亨，这些中国人都是“活化石”，身上的时代烙印与企业家精神要远远强于前者。

　　马云则引发了群体性的情感表白。他感慨在中国做商人的命运是如此多艰，以至于从古至今，中国商人几乎无一善终。众所周知他在2011年遭遇了一系列的打击。在他 讲完之后，所有人开始争相安慰他。他们表达着自己对这个群体的热爱和深厚感情，希望朋友们能够永不分离。俞敏洪说，这几乎是他唯一愿意参加的社会活动了。 一名俱乐部的成员过来敬酒，然后评价说，他认为马云就像是在外面受了委屈，然后回家向家里的成员们抱怨的孩子。

　　出人意料的是，在众人难以抑制的情感外露时，刘东华却一直保持着沉默。他只是看着主持人俞敏洪一个一个地劝说大家发表讲话，听着众人的感慨与表白。筵席结束后走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他评价了一句：“今天晚上有点意思是不是？”

　　“东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他想做一个企业家的打滚中心。这是源于他对这个人群的理解。他觉得这个成功的企业人群其实是孤独的，对彼此有需求的。 但他当时作为一个媒体人，他发现媒体是给不出来这些东西的。”程虹说。程虹曾经做过10多年的媒体，后来从山东搬迁到北京。在刘东华和20位企业家一起发 起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时，程虹成为创始秘书长。

　　由刘东华扮演连接点，让这些企业家们互诉自己的艰难时刻，或者让他们向彼此寻求支持的类似时刻还有其他。其中最为知名的是牛根生在中国企业家俱 乐部内部会议上向俱乐部的成员与朋友求助事件。这件事情因为一家媒体将牛根生致俱乐部理事的一封信公开发表而广为人知。这封信也的确给牛根生带来了现实的 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