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新红利机会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理财周报特邀 厉以宁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放缓，一些人产生悲观情绪，对下一步改革方向看不准。

　　我认为，大家对中国下一步改革，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状况，应该抱有信心，只要我们能够看清新红利带来的机会，认清中等收入国家可能出现的社会陷阱和障碍。

　　解读新红利

　　红利的消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每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特殊问题。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必须转型，这是一个发展战略有待于重新制定的问题，而经济转型成功就会出现新的发展路途。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时产生的新红利，包括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和新的改革红利。

　　首先，人口红利也就是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源会有不同的优势。在发展初期，很多发展中国家依赖廉价的劳动力开拓市场和积累资本。自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便丧失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正在从廉价劳动力时代进入技工时代，可以以拥有较高技能、但低于发达国家技工价格的人力来形成新的人口红利，来形成比较优势。

　　其次，所谓新的资源红利，就是除土地、矿产这些旧的资源红利外，开始依托新的科学技术来开发利用原来无法利用的空间、物质，比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资源，治理沙化增加的土地，振兴草场业增进土地资源的利用，开发新能源等等。

　　最后，最重要的是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又称为制度红利和体制红利，通过改革让制度得以调整，从而推动着经济的前进。

　　旧改革红利是指原有的改革措施带来的优势，但它是逐渐消失的，或者正在消失，这是必然的，旧改革红利如果不进一步改革，那将是体制优势耗尽之时。有了新的制度优势，才能够保证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的出现，新制度的优势，靠制度不断地调整而形成的，按制度改革优先才能够有技工时代，才会有科学技术的突破。

　　发展制度的陷阱

　　能不能把握好改革，以创造新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从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态，非常影响我们能不能避免走向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危险。

　　当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行业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业时，因为还保留了比较多的传统社会的烙印，尤其在政府、经济、社会、文化方面，这往往成为发展制度的陷阱，阻碍自主发展。发展制度陷阱在这种情况下根深蒂固，土地往往保持了工业化以前的状况，农村在偏远的地区保持了原来的社会组织，阻碍了制度发展。由于社会水平和垂直流动，农村的收入大大低于城镇收入。于是这又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城镇、地区收入分化，形成社会危机。

　　制度的不完善和收入分化，又带来了另一个陷阱，即技术陷阱，即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没有很好的结合，尖端技术难以有大的动力突破。制度不完善和收入分化悬殊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处在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的状态中。国内的富人尽管有比较多的财富，但从来把不动产看成主要积累财富的目标，加上他们原来在传统制造业、采矿业等方面有优势，他们满足于这些方面的暴利而不愿冒险，由此带来技术陷阱。以上几种常见的问题都会让发展中国家陷入很大的发展桎梏中。

　　最急迫的改革

　　目前的改革，最急迫的改革是社会主义体制要赋予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力，取消所有制歧视，打破行业垄断，缩小审批范围；其余的财政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创新改革，都会随着市场的活跃而完善起来。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必须依靠外生机制的力量。就像一个人一样，如果他的身体要保持健康，一定要靠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的时候可以吃药、打针，但这毕竟是外生力量。我们的经济也是这样，经济之所以不能够很好地运行，主要是内生机制还不完善。

　　最近几年以来，经常看到“投资怪圈”，地方政府为了积极发展经济，要求中央采取扩大投资、增加信贷，这样一来通货膨胀就上去了，形势迫使中央政府又采取紧缩政策，紧缩政策实行一段以后地方就叫苦了，财政收入下降了，GDP下降了，再加上失业增多，又回到宽松政策，如此来回，周而复始，这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情况。

　　原因何在呢？主要是内生机制不完备。有些问题绝不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比如上述“投资怪圈”问题。

　　我们绝不能把已经取得的成果看成是我们的目标模式，离目标模式还有距离呢，而且距离还不小，因为这是“阶段性成果”。如果不继续改革，接下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改，领导人必须懂得这一点，拖延改革是替改革增加困难，现在还是时候，我们不能把“阶段性成果”当做我们的“目标模式”。

　　中国的转型

　　中国的转型，既是发展的转型，从农业国家变成工业国家，也是体制的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转型结合在一起，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所以我们当时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必要的，因为无例可援，必须自己探索、自己创造。但现在水深了，水深了以后摸不着石头，你怎么办？或者是在河床里的石头分布不均匀，摸着摸着又回来了，你怎么办？这种情况一定要顶层设计，要统筹安排，要通盘考虑，要有战略家的眼光。

　　顶层设计有一个例子被认为是成功的，这就是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以及土地确权。

　　中国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就是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向来如此。政府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呢？在于发现这种积极性、调动这种积极性，使它逐步规范化。

　　我们可以这么看：从农村承包制开始，承包制的时候，全国农民多积极呀，这是什么积极性呢？吃饱肚子，不能整天挨饿，承包可以吃饱肚子，这就是当时的积极性。

　　80年代前期坐长途汽车，坐火车，就会看到一些农民打扮的人穿着西装，有的还打领带，拎着大包小包挤火车，这是什么人呢？是乡镇企业的推销人员，乡镇企业的产品政府是不管的，不纳入计划，要自己去跑市场，所以带了样品、带了订单在全国走，很快，几年之后的中国在计划体制边上出现了一个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大一统”的计划体制不就被打破了吗？

　　还有经济特区，当初的经济特区建立以后，因为它和内地是不一样的，内地是计划分配物资，经济特区是市场调节，只能有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开始在这里成长起来，农业承包制、乡镇企业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就像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石头，这三块石头激起了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的经济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了，这就是民间积极性的表现。今后同样是，民间积极性正在蕴藏着大动作。

　　中国要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要解决问题，除了发展民营经济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民营经济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过去长期流行三句话：一句话叫做无农不稳，没有农业，社会不能稳定，因为要吃饭，要有粮食；第二句话，无工不富，不发展工业，没有财政收入；第三句话，无商不活，没有商业，城乡流通渠道受损啊。

　　现在三句话仍然有效，但补充的三句话更重要：第一句话，无民不稳，没有民营，中国经济不稳定，没法儿解决；第二，无民不富，我们的富不是单纯的国富，要民富，民富怎么来？要靠民营经济发展，我们在浙江考察，浙江人富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家里都是开小作坊、开工厂、做买卖的，靠民营经济起来而富的；第三，无民不火，光靠国有商业能火吗？要有大量的民营经济，在城市里很多物流业是民营经济办的。

　　另外，要走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城镇化道路。中国不能走西方那样的城镇化道路，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叫“城镇化”，叫“城市化”。城市化率，西欧国家在80%以上，美国就更高了，达到了90%以上。如果再过几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城市化率约在80%，将有12亿人进城，没有空间了。所以中国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分三部分组成：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那么新社区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它经过改造和拆除，主要缺几个东西，一是公共服务不到位，二是城乡居民权利平等，社会保障一体化，如果这样做，成为了社会主义新社区，就是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中国城镇化要向这三个方向走，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那时候就不要叫“农民新社区”，因为城乡居民一体化了，权利平等了，如果做到这样，这将是中国城镇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