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良兵 朱策 /文
在“首堵”北京,出行越来越成为难题,开车见堵,打车被拒,地铁太挤……各种悲催。这让家住通州,在国贸上班的杨波特别恼火,尤其是在车号限行日。不过,他最近爱上了“摇摇招车”“我搭车”等帮忙拼车或叫出租车的手机应用软件。
这样的软件使用起来并不复杂,只需要在手机APP或豌豆荚下载相关软件,实名注册即可使用。以“摇摇招车”为例,打开软件之后,系统会自动GPS定位你所在的位置,地图上很快会显示你附近的同样使用该软件的汽车的位置。
这个时候,可以点击“我要招车”,输入目的地(同时可以附写多加悬赏金),订单挂上之后,附近愿意拉你的车主就会接单,并且给你一个确认密码,车主到来之后会发送确认短信,上车后车主需要提供密码,然后完成搭载任务。
如果来的是正规出租车,除了扣除3元钱的服务费之外,按照正常的打车费用给付即可;如果来的车是私家车,你可能会面临两种情况,一是对方要收取一定的费用,这样你可以和车主议价,另一种可能就是你很幸运地遇上了免费顺风车。
杨波的使用体验是,目前这些软件并不为多数人所知,一种软件的使用人数有限,有时候要车并不那么顺畅,因此他安装了好几个类似软件,同时使用。尽管这样的要车方式同样需要拼“人品”,但比起寒风中招手叫出租车,已是方便太多。
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11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达518.9万辆。在谈到2013年治堵的措施时,市交通委的领导表示,必须提高私家车的使用门槛和使用成本。研究者认为,这将给叫车和拼车的手机应用市场带来机会。
2010年的一个夏日,1985年出生的王一禾,在希腊的沙滩上看报,看到京藏高速内蒙古到北京段爆堵的报道之后,萌发了创立“我搭车”平台的想法。当时尚在欧洲读硕士的他希望,这是他能为北京堵车问题所做的市场化的民间解决方案。
民间尝试
根据王一禾的调查,路上跑的私家车约有七成以上都只有驾驶员,而空气污染问题超过七成都来自汽车尾气。
从小在美国和欧洲生活多年的王一禾,对于网络拼车和私车租赁已习以为常。他希望分享汽车资源的做法同样能在中国实现。
一开始,王一禾的想法是做一个类似美国热门创业项目GetAround的私车租赁服务。但在中国,只有商业牌照的汽车才能进行租赁业务。于是,王一禾转向了第二个方案:出租车拼车。他希望这个出租车分享网络,能实现2-3人打一辆车,从而解决打车难的问题。
但很快,王一禾发现,合打出租车的想法虽然不错,真正实现起来却太难。原因是北京出租车流动性太大,打车人的实际需求不稳定,分担打车费是个大问题。于是,王一禾最终转向了拼车的做法,2011年8月,“我搭车”平台正式上线。
其实,王一禾的想法简单而美好:一是可以减少交通拥堵;二是可以绿色出行,减少环境污染。顺风车倡导人王永也抱有同样的美好愿望。王永开了十多年的免费顺风车,拉了上万人,但这位被称为“奔驰哥”的顺风车车主,近年却频遭尴尬。
问题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每当王永喊“去马甸的顺风车,免费,有去的吗?”路人投来的基本都是冷漠的眼神。一是容易让人误会为黑车,囿于目前的法律制度,人们对黑车的接受程度有限;二是免费的顺风车,路人担心车主心怀不轨。
“我搭车”同样面临这样的难题。王一禾的选择是,与IBM等大企业合作。为了保证交易的安全性,他们会要求车主和搭车者提供企业邮箱和手机号等信息,以便完成审核。“目前的客户多为知名大企业的职员,安全性相对较高。”王一禾说。
另一个问题是,因为涉及交易费用,这些软件的车主用户很容易被当成黑车。“摇摇招车”的创办者王炜建透露,2012年3月,他从两三家租车公司租赁了20多辆车测试“摇摇招车”系统,就先后有三辆车被北京市交通执法大队以黑车查处。
杨波在手机邀车的过程中,也遭遇过类似情况。叫来的车主要价太高,一问才知道是黑车。“我本身对黑车有点反感,但在摇车的过程中,不会显示对方是出租车还是私家车还是黑车。”杨波希望这类软件的系统能进一步改进。
王一禾的做法是,为了避免“黑车”嫌疑,对搭车的频率进行限制,每名有车用户每天只能提供搭车服务两次,价格也不能超过一定标准。但王一禾也明白,这种限制其实并不能真正跨越目前的中国法律。
王炜建的做法则是,停止所有“摇摇招车”的实验用车,转向对出租车司推广“摇摇招车”系统的应用。通过‘摇摇招车’软件订到的出租车,软件会通过其会员账户收取一定的调度费用。为了推广,目前免费。
正是这种灰色地带的尴尬处境,让这些公司在面对媒体时异常纠结。一方面,他们希望能让媒体宣传,增加用户量;另一方面又担心过于曝光会被某些部门盯上而“钓鱼执法”,最终导致用户体验的不愉悦感。
其实,担忧也来自车主。顺风车或者拼车不管是象征性地收点油钱还是免费,一旦发生车祸造成搭乘者的损害,车主需要负担责任。王一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与平安保险达成了合作,为用户提供了意外险理赔服务,最低费用为每天3元。
政府进入
类似“我搭车”“摇摇招车”的手机应用软件,在豌豆荚中输入“打车”即可搜到60多个。而政府也开始进入这一市场。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市交通委近日宣布,将整合本市5个出租车监测调度中心推出手机打车客户端。
2012年12月25日,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做客首都之窗时透露,未来3年,北京市民可以通过手机制定个性出行方案,了解公交动态进站信息、地铁拥挤程度、周边空驶出租车数量等信息,甚至预订一个停车位。
据本报了解,北京市已有金银建出租调度中心和奇华出租调度中心两家推出了手机叫车软件。北京市交通委负责人称,目前系统还处于试验阶段,无法查询空驶车辆。但试验成功之后,市交通委准备推广。
本报记者1月3日早晨堵车高峰期体验了一次金银建出租调度中心的“移建叫车”。7点50分,记者在马连洼西路梅园站路边登录移建叫车软件,第一次没人接单。8点14分,记者撤消原单,重新挂单,8点23分上车。
据出租车师傅介绍,移建叫车软件已经有些年头了,公司会奖励使用量前三名,有些的哥比较爱抢这个活,拿奖励。3元的叫车费里,2元给公司,1元给自己。这位师傅称,一般爱在晚上打开这个软件,因为晚上路不堵,有这个活比较好找。
但移建叫车仅适用于金建、银建出租车,显示在计价器上,由公司电台电话通知司机,其他出租车公司不能用。因此,另一个出租车公司的哥则使用了“摇摇招车”的软件,据这位的哥称,记者是他用此软件的第二个客户。他透露,目前很多哥在用,多为年轻人,40多岁玩不转手机的就没用,有些司机晚高峰在CBD趴活,就拉出钱多且距离近的。
北京市交通信息中心主任黄建玲表示,出租车的预约服务和叫车服务是一个发展的趋势,也是防止交通拥堵和节能减排很好的方式。“尤其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叫车服务从电话、网站向手机延伸已成为必然趋势。”
未来3年,北京市将继续实施出租汽车总量调控政策,不再增加数量,打车难将持续。截至2011年,北京出租车公司200多家,出租车总量6.66万辆,已经入网电话叫车服务中心的出租车仅有4万多辆。
为此,交通委将整合全市的出租车调度资源,推出一个智能手机客户端,该客户端将涵盖全市的出租车信息。黄建玲希望越来越多的公司能够使用手机叫车软件。但她表示,软件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需要管理制度作保障。
王一禾也在寻求与政府部门的合作。2012年,他多次去国家交通部宣讲他的理念。他称,交通部对其想法很是赞同,并希望“我搭车”能够将使用的相关数据做一个分析,帮助交通部门在出台治堵等政策做参考。
对于市民杨波而言,如果能有一个覆盖全北京市的叫车软件,那无疑会是一个不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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