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李炜光说财税》：法国大革命的财政原因

　　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而2010年6月出版的《李炜光说财税》一书则正是分析了法国大革命暴发的财税原因。

　　为什么一场财政、税制会引发大革命？为什么良好的改革愿望带来的却是否定改革者自己的结局？为什么进行减税和平均税负的改革反而激怒了人民？书中，作者边分析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改革，边寻找这些“为什么”背后的复杂原因……

　　以下为《李炜光说财税》中“法国大革命的财政原因”一章的节选：

　　法国大革命的财政原因

　　1791年6月20日深夜，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乔装打扮，携全家潜出杜伊勒里宫，乘上一辆事先准备好的特制马车。马车迅速冲进黑暗中，径直向法国东北部边境飞驰而去。如果这个计划成功，法国的历史就是另一种写法了。6月21日，在离卢森堡边境不远的瓦朗纳斯镇，国王一行却被一位小酒馆的老板认出并被当地的国民自卫军扣留，接着被押回巴黎。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史上著名的“国王出逃”事件。

　　“锁匠国王”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极端专制、暴戾的国王，相反，在法国历史上，他是一个在私生活方面少有的能够有所节制的君主之一，特别是他为克服财政危机而实施的改革，放弃了前任国王的一些过分专制、挥霍的政策，有的西方学者甚至称他为“激进的改革家”。然而，大厦之将倾，个别帝王一时的开明，名不能够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当旧制度腐朽到极点的时候，无论是谁，都无法阻挡一场革命的暴风骤雨的到来。

　　路易十六是1774年即位的，此时的法国，经过自称“朕即法律、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的高度专制、“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之后，就像一个用力过度的发条，已经松弛下来了。在大陆及海外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向特权阶层提供的名目繁多的年金凡尔赛宫的奢华无度、超庞大的政府机构支出以及对北美独立战争的支持，导致王国政府财政出现巨额赤字。为了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王国政府不得不举借新债，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陷入恶性循环，并陷入了严重的信贷危机。

　　路易十六认识到，要想改变几度困难的局面，必须对下层民众积怨已久的赋税征收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先是任用重农学派著名学者杜尔哥为财政总监进行卓有成效的财政改革，然而，在改革的关键时刻，意志薄弱的路易十六却恢复了“穿袍贵族”（法官）的特权，反对改革的力量骤然增大，跟刚启动的、明显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财政改革化为泡影。对于这次本来很有希望的改革的速生速灭，伏尔泰曾沉痛的表示：“我的心永远也不能平静。”此后，国王又接连任用瑞士银行家内克、里尔省总督卡隆以及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等主持财政改革，亦无不以失败告终。万不得已的国王于1788年7月5日同意召开三级会议。

　　然而，历史给路易十六留下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1787-1789年的亿法国，农业连续歉收，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粮食短缺。与此同时，工业危机也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和1786年英法通商条约的生效而加剧，导致大批法国企业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巴黎本地的情况更加严重，1788年12月有8万人失业，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贫困的农村地区涌进巴黎，城乡下层居民大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积累起来的经济病和社会不满情绪为当时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带来不祥的兆头，终将导致严重事态的发生。

　　可是，当时许多身处各种矛盾中心的人物，都没有意识到一场真正的狂风骤雨即将来临。第三等级没有意识到，国王路易十六本人更不会想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几乎还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更没有人会想到什么“小红帽”、“断头台”，但就在一年以后，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无数人头落地，最后路易十六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一、“14日，星期二，无事”

　　三级会议终于在1789年5月5日开幕了，开会的方式，仍是沿用175年前三级会议的旧制，即各等级代表人数相同、三个等级分别开会并按等级投票表决。如果国王改善财政状况以求政治稳定的意图在三级会议上能够实现，法国的历史就是另一种样子了。然而，经过数十年启蒙思想熏陶的18世纪的法国，已经不是一个多世纪以前那个君主专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古典主义”的法国了。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路易十六的设想只不过是一种天真的一厢情愿。

　　会议果然开得很不顺利。国王关心的只是财政问题，财政大臣内克的主题报告则是国王“指示”的乏味而冗长的注释。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对路易十六大失所望，他们认为，三级会议不能成为特权等级维护私利的场所，必须制定一部宪法以维护人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权利，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机器以取代弊端丛生的转制机构。在他们看来，如果继续实行三个等级分厅议事并按等级投票，税收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就是一句空话。

　　6月17日，第三等级将有名无实的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并且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权力。对此，路易十六并未想出什么化解危机的良策，而是采取了一个愚蠢的行动--关闭第三等级的会议大厅，结果引发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誓”。

　　路易十六在王后及部分宫廷贵族的鼓动下，向凡尔赛和巴黎四周调派军队企图加强对局势的控制，结果激起了因政府财政改革毫无成就而生活艰难的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并迅速演化成一场社会动乱。人们到处寻找武器，贫民大肆抢劫。7月12日下午开始，成群结队的起义者开始焚烧遭人痛恨的税卡。这些税卡的勒索被小店主、酒商和小消费者恨之入骨，早已成为经常引起骚乱和企图走私的场所。在四天的骚乱中，54个税卡有40个倍有计划地摧毁，文件、登记簿和收据均化为灰烬，税务官四处逃散。7月14日，爆发了著名的“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

　　事态爆发得如此突然和剧烈，使得法国民众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拥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旧制度竟然如此虚弱不堪。而且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坚不可摧”的神话。

　　当巴黎演绎着这惨烈的一幕的时候，身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却感觉迟钝，并未悟出局势的严重性。在他的流水帐式的记事本中，7月14日也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14日，星期二，无事。"然而，就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事件竟然决定了法国革命的进程甚至决定了革命的最后结局。

　　迅速变化的形势迫使制宪议会暂时放下正在起草的宪法，承担起保护农民权利的责任。8月4日夜的制宪会议上，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提议废除一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权和赋税，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 ，通过了著名的“8月法令”法令。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又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 ，从根本上铲除了旧制度时期的特权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人权和法治原则 。

　　路易十六为了控制局势，命令驻扎在杜埃的佛兰德团向凡尔赛进军，激起了巴黎民众更大的愤怒。10月6日凌晨，一群情绪激奋的群众冲进王宫，国王的几个贴身侍卫被杀。关键时刻，路易十六选择了不与民众对抗，被暴动的民众押回了巴黎，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中。

　　国王原先绝对拥有的预算权、治税权以及国家财政收支的批准权和监督权此时已转移到制宪议会的手里。1789年10月以后，制宪议会开始对法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开始行使它已经拥有的各种财政权力，并力争克服严重的财政危机。

　　至1791年夏天，法兰西国家的改造工作已经初步完成，宪法的条文也已基本成型，法国似乎距离立宪君主制度只有一步之遥了，然而，问题就发生在这功败垂成之际。也许是国王急切地想恢复王权秩序，也许是国民议会通过教会立法的原因，或者他就是为了逃生--此时国王已没有任何人身安全的保证，如果有人以革命为名大开杀戒的话，他路易十六肯定排在第一个--神差鬼使地选择了"逃跑"。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始时介绍的那一幕。只是他的运气不好，没逃掉，又一次被押回了巴黎。

　　宪法并不能保证立宪君主制在法国的真正确立，大革命新一轮的浪潮又汹涌而来。1792年9月21日，领导暴力革命的国民公会宣布废止君主制，第二天又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1793年1月16日，作为立法机构的国民公会就路易十六的生死问题进行表决，激进派仅以1票的微弱多数决定了路易十六的命运。

　　二、纳税人成为立法者

　　1793年1月21日中午，年仅39岁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设在大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的断头台。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说的一段话被永远载入史册：“我虽然得死去，但绝没有犯过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宽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还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鲜血抛洒之后，在法国的土地上再也不流血了。”同年10月，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推上了断头台

　　普鲁士特命全权公使在1789年7月31日的一封快信中曾公正地描述过路易十六：国王有意识地削弱行政部门在国内的权力，因为这样的政府能使国民受益。一个政府权力受到限制的国家，要好于一个具有绝对专制权力、但却在遭人痛恨、财政混乱到无法解决的政府。“他决心让祖先流传下来的专断的政府容纳当时新兴的各种力量。在建立自由政体的道路上，他已经推动王室走到了尽头，剩下的只能交给国民了。他没有试图去影响选举，也没有想到要去指挥和控制三级会议。面对三级会议，国王已经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

　　显然，如果不是发生民众暴动，法国完全可以像英国那样逐步地建立起立宪君主制度，走上宪政之路。但遭受压迫剥削太久的法国人此刻已经没有耐心继续等待，他们把积累了一个世纪的仇恨毫不留情地全部倾斜到了可怜的路易十六头上。

　　一个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社会大转折，就像一辆巨大的载重车，要调过头来必须十分谨慎，这个过程需要智慧，需要理性，需要妥协，唯独不需要俱乐部的鼓动和街头的暴力行为。而一旦不幸革命爆发，便不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必将充满血腥地一浪高过一浪。在大革命期间的1793到1794年的一年时间里，就有17，000人上了断头台，其中甚至包括那个敲响路易十六丧钟的“革命者”罗伯斯庇尔在内。

　　路易十六之死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200多年以后，笔者仍然与诸多的历史学家们一样为他的死而遗憾不已。专制强权的路易十四在位整整72年，昏聩无能的路易十五竟也在位59年，而温和善良、愿意改革却又十分软弱的路易十六，历史留给他的时间竟只有15年！他要通过财政改革取消上层阶级的财政特权，恢复被历代国王废止了160年的三级会议，把全国几百名代表请到凡尔赛来“共商国是”，是他之前的转制同志者远远做不到的。他一次次地妥协、让步，并没有真正实施武力镇压，都可以说明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国王，人们还能要求一个旧制度时代的君王能做些什么呢？

　　为什么一场财政、税制会引发大革命？为什么良好的改革愿望带来的却是否定改革者自己的结局？为什么进行减税和平均税负的改革反而激怒了人民？我们在分析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改革后，不免对这些难以解答的问题更加感到困惑不解。这些“为什么”的背后，一定有着及其复杂的原因。

　　早在中世纪的1302年，法国就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 1357年，法国颁布《三月大敕令》，确认三级会议享有决定税额、监督赋税征收和使用的权力。然而，波旁王朝却长期充当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角色。当路易十三还是个"儿童国王"的时候，就由他摄政的母亲做主解散了三级会议。路易十四又进一步扼杀了高等法院对王权进行监督的职能，王权以外的意志表达被彻底窒息。虽然"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是强盛和稳定的，但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强国”是虚幻的，他所加强的是一个上层对下层平民拥有无限权力的旧制度，这个制度已经腐朽了，不可能维持长久。

　　路易十六面临的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此时的第三等级，是僧侣多而权利少的政治地位，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们就要将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重新改组社会结构和重新分配权力，此时召开三级会议反而为第三等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不失时机地将这次会议变成了制宪会议。所以，这次三级会议注定不会是一个仅仅事关财政事务的会议，而必然是一个重新划分社会权利与权力的会议。对此，路易十六竟没有丝毫察觉，更没有提出任何社会改革的方案以应对第三等级可能提出的要求。这样看，国王早在他批准召开三级会议的那个晚上，就给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或许，在他登上断头台时仍在为当初的轻率地决定召开三级会议而悔恨不已。

　　由强盛的外表掩盖着实质性倒退，仅仅依靠强力维持的社会稳定，不但将法国向宪政民主社会和平过渡的机会断送了，更严重的是，它使法国社会深深地植入了未来社会大动荡的隐患。如阿克顿所说：“在路易十五王朝的关键时刻，人们都觉得，一场大灾难正在逼近。在他的继承人那里，只来了一点点刺激，它就降临了。”

　　三、点燃“干柴堆”的改革之火

　　当“太阳王”路易十四在全欧洲称霸的时候，他统治下的王国已经开始衰落，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但就在大革命爆发的前三四十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整个民族终于动起来了，仿佛复活了。”请注意一点：这并不是旧制度的复活，而是一个新社会诞生前的“胎动”，新的精神、新的力量在艰难地推动着这个古老的国家由停滞不前转向进步。

　　路易十六的脑子里似乎也多少融进了这种“新精神”。他推行的财政、赋税政策与他的前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是节制的，甚至可以说是温和的。随着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精神上发生的这些变化，这个时期法国的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荣起来了，如托克维尔说的：“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但问题是，这些表面上的繁荣并不能证明旧制度还有生命力，历史造成的苦难并没有消除，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对立，农民阶级与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仍然处于极为严重的状态，这样的社会充满了各种激烈的矛盾，危机仍然一触即发。阿克顿写道：“法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2000万，可路易十六仍然觉得不够花，要求国民继续掏钱。于是，在短短的一代人时间里，财政收入飙升到超过1亿。”显然，这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法国国王自查理七世（公元1422—1461在位）时就“做到了不需要各等级同意便可任意征派军役税”，从那一天起便中夏了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如托克维尔所说：任意征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并在王国身上切开一道身口，鲜血将长期流淌。”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在政府的赋税征收额不断增长的同时，承担这些赋税的人数却不断下降，特权一旦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制度安排，这样的社会离衰落就不会远了。大革命前夕，小小的凡尔赛城居住者4000家贵族，而巴黎的大街上和咖啡馆内，人们的抱怨声已经此起彼伏。

　　就是在这座“干柴堆”上，路易十六点燃了他的财政改革之火。与一切专制统治者一样，他总是把面临的深刻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看作是一种“小危机”，他的注意力总是放在诸如增加财政收入这样的具体问题上，唯独不愿意听取有关政治制度改革的意见，而是企图通过财政、赋税体制的修补来克服那个“大危机”。实际上，严重的财政危机往往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对此，路易十六毫无认识，实行的仍然是旧的财政体制，“财政管理是秘密的、无保障的，人们在这里仍遵循路易十四十五统治下的某些不良做法。”我们不难想象，在一个已经完全腐朽了的体制之上进行改革会有多么大的危险！“政府努力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这些每天都在增加开支，而收入却并未按统一比例递增，这就使国王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严重的财政拮据中。”

　　这种回避主要矛盾，舍根本问题取次要问题，并试图通过解决这些次要问题来解决根本问题的“改革”对于解救危机无济于事，反而进一步加重了财政危机，从而命中注定他所进行的财政改革实际上变成了旧制度灭亡前的一种毫无前途和希望的挣扎。而当他的改革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时，国家的各个部分已经“没有一处保持平衡，最后一击使它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这个严重分裂的社会已经“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

　　因而，以降低绝对剥夺的政策如减税或提高纳税人权利为特征的财政体制改革并不必然带来稳定的社会秩序，反而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这是法国大革命前夕财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教训。政治不稳定不一定来自于绝对剥夺，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来自于相对剥夺，或者说，来自于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度的提高。

　　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首先发现了这个道理，而以往人们对这个观点是比较忽略的。托克维尔认为，一个国家经济越是繁荣，旧制度消失的就越快；政治自由程度越高的区域，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也就越积极。他认为，在大革命发生以前一段时间财政政策的调整改革可以带来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能做到比过去有明显提高，但大革命恰恰就爆发在这个总体情况相当不错的时期。他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单纯追求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社会安定、避免革命发生的结论。临近巴黎的地区在革命前几年就取消了个人徭役，军役税的征收比法国的其他财政区更正规、更轻、更平等，但这里却恰恰是大革命的主要发源地。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革命前的20年里法国政府变得过分活跃，连连发起从未有过的各种事业，成为工业品的最大消费者和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造成社会上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薪金为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地混合在一起。财政管理不善在过去是政府的“公共劣迹”之一，是从来就有的老问题，但现在却正在成为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1789年，法国国家欠债达到6亿锂，那些债权人本身又是债务人，正如当时的一位财政家所说的，他们与同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怨恨一齐向政府发泄。“请注意，随着这种不满的人数的增多，他们更加激怒。因为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对福利的爱好已和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30年前对同样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

　　一方面是民众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地刺激这种狂热，可是又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想设法把它扑灭，最后，终于熊熊大火烧起来再也控制不住了，君主专制政权就是这样从两方面加速了自己的毁灭。

　　四、惊心动魄财政史

　　就这样，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对专制制度已经难以继续忍受的、私有财产欲望日益膨胀的民众到此时已经不会再把任何希望寄托在政府、国王的“改革”上了，他们要亲自动手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刻起，一场流血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而革命一旦爆发，统治者将完全失去回天之力，旧制度中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必然会一股脑地同归于尽，整个社会将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不懂得法国人的性格，在天性保持平衡时，他们是世界上最温和、最仁慈的民族，可是，一旦他们迸发出猛烈的激情，他们也会是世界上最野蛮的民族。要真正理解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

　　所以，一切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路易十六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没有把财政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未能进行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全方位改革，而是把财政看作是纯技术问题，进行的只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也就是说，他把财政问题看“小”了。在启动改革后，只是把眼光盯在解决财政收入来源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期望通过局部矛盾关系的调整解决全局性的问题，这种局限性极大的改革在一个民众的权利意识、民主精神已经有所觉醒、社会矛盾已经急剧激化的社会里，只能带来经济状况的暂时改善，却无法拯救旧制度，甚至会引发革命，加速旧制度的灭亡。

　　事后看，召开三级会议在为第三等级提供机会的同时，也还是为路易十六进行基本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某种机会，而且这机会稍纵即逝，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果他能够以更高的视点观察判断所面对的形势，顺水行舟，适时地把财政改革的触角延伸到政治领域，在确定公民权利、三级会议的权限和王权的限度、放弃贵族诸多特权方面采取一些实质性的作为，更加主动地将此次会议变成一个真正的制度改革的会议，法国将会顺利地建立君主立宪制度，避免流血革命，他自己也可以避免悲剧性的结局。实际上，一直到改革失败前的最后时刻，历史仍然在给他机会。然而，当他看到随着第三等级来凡尔赛开会的代表汹涌而来的、聚集在王宫外的人群，并没有坚持他最初的改革设想，而是本能地在一切决定中将恢复秩序和稳定作为第一考量，在犹豫不定中错过了这一丝丝的机会。“从最初的时刻起，善良但却令人失望、软弱的路易十六就被证明无力扮演大革命中要他成为一个立宪君主的角色”。当一切上层建筑改革的资源全部丧失掉的时候，剩下的，便只有暴力革命了。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财政、税收实际上是一过政治的全部经济内容，它与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发挥、国家自由主义制度的构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确定、现代法制的形成等几乎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密切相连。因为向谁收税，受什么税，受多少税，怎么收税，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向和数量界定，税收、预算权如何分配，如何决策，通过什么程序决策等等，根本就不是村翠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宪政、民主、法制的政治大问题。既然是大问题，它显然不能仅仅依靠“税种设置”、“税率调整”、“费改税”之类的具体措施来解决，而是要在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税收自主权和预算决定权，构建财政民主制以体现宪政民主的经济内河，真正实行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活动的直接监督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全方位的彻底革新，舍此没有更好的出路。路易十六就是因为看不到财政问题之“大”，不具备解决大问题的大思路和大策略，所以才失败，大革命才会发生。这条历史的经验极其重要，对于那些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改革来说，足资借鉴。

　　作为一个身处社会转型大潮的中国人，回首200多年以前的那场惨烈的大革命，不禁黯然神伤。1789年，正是“皇恩浩荡”的乾隆54年，中国人在做什么？“盛世”下的奴隶与至高无上的皇帝能有什么制度上讨价还价的可能？

　　法国大革命，财政改革、三级会议、网球场宣誓、国民制宪议会、攻克巴士底狱、瓦朗纳斯、断头台……惊心动魄的历史，令人感慨万端。

　　最后，笔者想用一个真实的细节来结束本文，这个细节恐怕是任何一种法国大革命史的教科书和著作都不会遗漏的：

　　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克巴士底狱的当夜，当路易十六听到消息时询问身边的廷臣昂古尔公爵：“这是一场叛乱吗？”

　　昂古尔回答：“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