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惟有加强问责，知情权才能成制度事实

　　近来各地出现多起安全生产事故，去年12月25日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隧道发生爆炸事故造成8人死亡，国务院安委会发出专题通报，称“相关企业瞒报，性质十分恶劣”。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事件应对过程中，有消息说知情工人每人获得2万元封口费被遣散。无独有偶，同样发生在山西境内的苯胺泄漏事故，从事故发生到向外省披露，时间间距达11天之久。

　　瞒报、迟报，它们往往被事故方视作事件应对的法宝。在大量的批评中，对这种行为不乏鞭挞，其依据大致有二，一是真相被掩盖，简单粗暴的应对法则屡试不爽，会不利于企业的反思和具体工作的改善；二是及时披露事件，满足的乃是民众基本的知情权，有着天然的正当性。过去我们迷恋这种逻辑，尤其是在事关生命的场合，我们一再强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然而在如何促成行动方面，或鲜有作为，或并无成效。

　　显然，安全生产事故信息披露不能只靠责任人的担当，事实上，过于强调民众的知情权，也逐渐显得虚弱。法律在推动信息公开上或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它未必就能形成实质的制度压力。

　　有学者指出《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要求披露突发事件的相关规定较为模糊，地方政府有较大的权衡空间，“技术性隐瞒”亦在合法范围内，故“公众的"知情权"还只是大众的一厢情愿，而非一个制度性事实”。

　　鉴于此，今天我们声讨安全生产事故中的瞒报、迟报现象，呼吁尊重民众知情权的同时，更有必要进行制度反思，思考如何让民众知情权形成“制度性事实”。

　　山西省代省长李小鹏有感于事故频发，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对此他提醒“必须敬畏生命、敬畏责任、敬畏制度”。这位主张对瞒报零容忍的新任山西行政长官，在近日山西召开的安全生产紧急会议上，表示将要“依法依纪依规严肃追究责任”。“敬畏制度”，就信息披露而言，或在于让信息披露的责任诉诸法律，使责任人形成防止披露滞后导致“二次事故”的责任意识。

　　对此，一种可行的制度构建方向就在于，从渎职角度看待瞒报、迟报行为。近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对不报、迟报、谎报事故作出了针对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孙军工表示，过去出现不报、迟报、谎报，大多只会追究行政责任，最严重的也就是免职、撤职，此次司法解释的一大亮点就在于，“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被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寄希望于借此“遏制瞒报、谎报等情况，增加事故处理的透明度”，此次司法解释是否有助于维护公共利益还有待观察。以此次山西苯胺泄漏事故为例，涉嫌“迟报”的5天，正是苯胺超标最严重、对生命最具威胁的时间，而之所以出现迟报现象，则是出于“污染不出市界不必上报”的判断，而事实上，这一迟报给邯郸方面的应急处置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如何对“技术性隐瞒”问责，应成为接下来制度建设的方向。

　　知情权需要强调，因为知情乃是民众的基本权益，它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中都是理应保卫的底线。今日中国社会，念兹在兹的理念已被多数民众所熟知，如何让它诉诸权威，使之超越人治的范畴，并依此受惠于民，方是理念的终极价值所在。人民日报评论此次山西苯胺泄漏事故，感叹地方政府应对过程，“不见视民如伤的情怀、实事求是的担当。”评论亦指出此应对“视人命如草芥、将法规当儿戏”。并非所有的突发事件都是人祸，我们经常要举各方之力共同应对意外的灾难，但惟有真相免于瞒报、迟报，生命的价值才能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