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城市空气污染需要整体统筹
最近几天,中东部30多个城市出现重度空气污染,个别地方比如北京,出现PM2.5爆表,反映受污染程度的空气质量指数最高甚至达到950。污染如此严重,可以说已近人类承受的极限。
值得肯定的是,在雾霾发生之前各地政府都已制定紧急预案,如北京市政府有关方面通知市民减少户外活动,要求学校停止户外体育锻炼三天,以最大限度降低污染对市民和城市运作的负面影响,这体现了政府的责任意识。
然而,当前污染形势最严峻的地方不在于单次监测数据的新高,而是近年来污染程度不断攀升的趋势。与前几年应对沙尘暴有实实在在的举措,短时期内也见到了明显效果不同,至少眼前看不到哪个地方推出了短期内就可以见效的措施。因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远期、中期和短期同时出招,消除雾霾等严重空气污染,需要整体统筹。
众所周知,中国大城市出现的空气污染,成因极其复杂,既有气候因素,比如空气湿度偏高,对流偏弱;也有地理原因,个别城市地处群山包围之中,污染气体不容易稀释;还有汽车数量暴增之后,废气排放急剧增加;更为根本的,大量人口集中在部分城市中,环境承载力达到了极限,等等。
所有这些直接成因还有其本身的促成条件。最近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指引下,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推进,各类资源富集在若干地区,主要是大型和特大型城市中。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集中,造成空前的人流向局部地区集中。经济活动增强之后,财富高度集聚,生活方式的变迁带来资源和能源的巨量消耗,各类废弃物包括废气的排放跟着水涨船高。近年来成为公众关注焦点和空气污染首要因素的PM2.5上升,就是这样形成的。
就此而论,要改善城市空气,首先就要从调整中国社会的各项重要功能在不同地区的配置着手,从功能过于集中的部分地区,移出部分功能,这样才能釜底抽薪,避免人文效应与地理气候条件的叠加,缓解污染及其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在这一点上,新一轮的城镇化担负着特殊的重任,如果能够实现人口和社会活动的优化分布,可以为治理空气污染奠定良好的基础。
最近的空气污染监测结果几乎都同PM2.5上升有关。PM2.5是国内从2012年才开始采用的空气监测指标,过去我们长期使用的是PM10,针对空气污染采取的对策主要同颗粒较大的悬浮物有关。但现实表明,大颗粒悬浮物显著减少之后,较小的PM2.5成了当前的首要问题。尽管PM2.5的来源多样,但汽车尾气排放是个主要来源。这不仅同前面说到的财富集聚和生活方式变迁有关,更同国家的产业政策有关:如果我们仍然将汽车作为支柱产业,汽车购买力主要仍在城市,那只有一个办法降低PM2.5,就是加快推行更严格的汽车排放标准,提高汽缸燃烧要求和油品标准。靠降低技术要求来发展汽车产业的政策必须调整。
另外,要将减少尾气排放同缓解交通拥堵结合起来处置,本来交通越堵,汽油燃烧越不完全,尾气排放造成的污染越严重。在特大型城市中,中心城区收取拥堵费等政策应尽快制定并实施,不能减少汽车,至少应该减少汽车出行。
在远期和中期的决策之外,为减少严重空气污染对市民的直接影响,当前需要制定医学方面的措施,普及个人应对雾霾等极端天气的知识和方法,从减少污染严重时段的户外活动,到饮食改善、调整生活习惯、定期检查身体、早期发现肿瘤等,都应该列入市民的“应知应会”。
宏观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微观层面的应对则可在短期内收效,并能有效减少极端污染天气的负面效应。重要的是,治理污染不单纯是政府的责任,社会各方通力合作,才有利于问题解决。
早报特约评论员 顾骏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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