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中国经济前景与2013年展望

结合“十八大”报告关于经济工作的论述，谈谈我对中国经济现状与前景的基本看法。

　　中国经济现状与目标

　　中国经济现状是“十八大”规划未来的起点，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目前我们所处的位置。关于目标，“十八大”提出了未来十年乃 至本世纪中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中国经济现状有四方面基本特点：一是总量很大。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超过10%。二是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从人均国民总收入看，我国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排到100位之后。三是增长快。过去30多年，我们保持了接近10%的高增长，2012年以来受欧债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滑坡的趋势，但是仍保持略高于7.5%的增速，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如俄罗斯、印度、巴西这些国家，当然也远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长水平。四是发展极不平衡。比如，2011年贵州的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多一点，仅相当于天津的20%。“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扶持力度，支持这些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增强发展能力、改善人民生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为全国改革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解决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农村地区的小康，没有广大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小康，我们就不可能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当前，全球经济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低迷甚至衰退，他们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排位、占全球的比重、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正在下降。“十八大”报告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当然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差别也很大。2012年以来，俄罗斯通胀高于7%，卢布大幅度贬值。同时俄罗斯的经济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欧洲，欧债危机以后，欧洲经济衰退对俄罗斯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印度的情况更糟糕一些，但是从经济增长来说，他们保持了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因此，“十八大”报告中说，“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

　　新世纪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低收入国家，2000年以后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开始跨越低收入国家的门槛，进入到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开始跨越下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往往可以凭借低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高速增长的潜力得到充分释放之后，就是人均GDP达到1万至1.2万美元以后，经济增长会出现自然回落。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把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保持下去。中国能够保持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是世界上没有过的事情。高速追赶阶段结束以后，经济增长自然回落，这是正常的、合理的现象。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说在经济起飞阶段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在高速增长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的时候，由于体制、政策出现失误，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滑坡。有的国家出现长达10年、20年乃至30年的经济低迷。

　　“十六大”报告说，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与2000年相比翻两番。“十七大”报告提的是到2020年，人均GDP与2000年相比翻两番。“十八大”报告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一方面沿用了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另一方面强调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很多人称之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如何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9.2%，在未来九年中，只需要保持年均7%的增长，就能够实现翻一番的目标。同时，“十二五”规划提出两个同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如果能够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即在未来九年中保持城乡居民年均实际收入7%的增长，就能够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

　　假定“十二五”的五年中，保持年均8%的增长；“十三五”的五年中，保持年均7%的增长；考虑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是按过去十年平均幅度提高，那么，在未来十年中，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将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从而使中国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假定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的同时，假定美国保持过去十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在考虑中美两国通胀情况，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在未来十年中，中国经济总量将会超越美国，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对于长期目标，我们曾提出了新的“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第一步，到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近或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第二步，到2030年前后，达到高收入国家中等水平，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已经或接近完成，经济总量为美国1.5倍。2012年2月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了合作研究成果，对2030年的中国给出的目标是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第三步，到建国一百周年时，达到高收入国家中上水平，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总量为美国的两倍。

　　“十八大”报告所陈述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是基于对未来挑战的分析，也是提出应对挑战的具体对策。具体来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五大挑战。

　　第一，如何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从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十八大”报告说，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这一问题太重要了，我后面还会具体讲。

　　第二，如何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有美国学者说，2013年中国将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经济为什么能率先复苏？因为中国实施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些刺激措施大多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基础设施是没有经济效益的，将来靠什么还本付息？所以今天大规模的投资，一定会带来银行呆坏账和不良资产的大幅度增加，中国将爆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如果我们的政策得当，完全可以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基本特征是速度效益型的赢利模式。所谓速度效益型模式，就是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达到10%以上的时候，我们所有行业、所有企业都能够实现利润，中央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改善。但当经济增长滑到8%或者更低水平的时候，绝大多数行业和企业就会出现亏损，中央和地方财政税收的增长就会出现下降甚至负增长，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就会大幅度滑坡。

　　2012年以来，我国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加大。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大幅度滑坡。2012年很长一段时间，中央政府税收收入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又处在向高收入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大幅度上升，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考验，对于地方来说问题更加突出。房地产调控带来房地产产业低迷，带来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度下降。投融资平台再融资能力明显下降。税收收入增长下降。我们还处在7%以上的增长阶段，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政就出现了明显的收支压力，未来我们会不会出现债务危机、债务风险呢？

　　2012年以来，为了稳增长，我们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财政支出进一步增加。这样持续下去我们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会大幅度上升。

　　无论财政风险，还是金融风险，都应当引起高度重视。我们认为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应当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同时福利体系的建设也应当与财力相适应，不能盲目攀比发达国家，那样会超出财政的承受能力。

　　第三，如何妥善应对和处理对外经济关系。

　　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我们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推托承担国际责任的同时，也就放弃了权利，只有承担起与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才有可能提高影响力和话语权。

　　我们现在是全球经济规则的接受者，大宗商品价格的接受者，这与中国国力、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是不相适应的。我们需要从现在全球经济规则接受者的地位向全球经济规则制定者或者积极参与制定者地位转变。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为未来中国经济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外部环境所面临的挑战，简单地说，就是新兴大国崛起前的阵痛。如果中国是一个小国，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没有影响，对美国霸主地位不构成威胁，那么中国发展再快也不至于引起全球如此之多的关注。我们认为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时，应当采取一种更加积极、透明、可预见的方式来融入全球化。所谓透明，就是要准确告诉世界，中国要干什么，中国在全球经济规则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谓可预见，就是中国和平崛起，我们会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让人家准确预期中国崛起对全球产生的影响，从而营造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新格局。

　　第四，如何有效启动新一轮改革，从而解决中国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我们现在处在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所谓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实际上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说原有的增长动力下降、竞争优势削弱，新的增长动力、新的竞争优势处于形成过程当中，改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唯有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才有可能释放新的制度红利，从而激活增长动力。

　　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很多问题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改革主要是帕累托改进，即一部分人的福利得到改善的同时，其他人的福利不受影响。而如果让一部分人的福利得到改善的时候，另一部分人必须付出代价，这就麻烦了。一部分得到好处的人，他们会支持改革，而福利受到损失的人，一定会反对改革。随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改革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改革的难度加大。比如，过去改革，政府是制度设计者和推动者，现在首先要改革政府。要转变政府职能，“十八大”报告指出：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府不要直接过多参与经济事务，要为当地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向全体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如今改革改到政府头上，政府革自己的命，所以改革推动起来难度明显加大。

　　第五，如何变革社会治理方式，从而保持社会稳定。

　　过去30多年，我们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改革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相对滞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从而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社会和谐新机制。社会领域面临的问题很多，关键问题是机会不均等的问题。“十八大”报告在很多方面陈述了要发展机会均等。

　　具体说，机会不均等表现为三种社会现象：一是寒门难出贵子。清华、北大每年所招新生中来自农村的考生逐渐下降，为什么农村考生考不到北大清华呢？是他们智商更差吗？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优质的教育资源不断流入城市，导致教育资源没有在农村和城市得到均衡的分配，也就是说农村的孩子没有享受到与城市的孩子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二是拼爹，家庭背景、人脉关系、社会资源对个人成长发展产生很大影响。三是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

　　这三种突出的社会现象带来共同的结果，我们叫做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下降。处在社会底层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如果一个社会具有充分的流动性，它就是在鼓励人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它一定是积极向上、充满活力、健康的社会。如果社会阶层不具有流动性，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无论多么聪明，无论多么努力工作，都不足以改变他的社会地位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

　　奥巴马每年年初都会到国会，主要陈述在新的一年将要干什么，解决什么样的问题。2012年国情咨文讲了两小时，奥巴马通篇讲话是这样的方式：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他所在的企业倒闭了，日子过的很艰难。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说他找到工作了，有一家投资海外的企业搬回到当地开了新的工厂。本来他的技能无法适应这个工厂的要求，但政府提供了免费的培训，他参加了政府的免费培训后就在工厂找到了工作。奥巴马说，从这个故事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要鼓励海外投资的美国企业将资本回流美国，从而解决失业问题，政府可以给回流企业优惠，土地可以不要钱。二是政府可以免费提供面向中低收入者的再培训，从而提高就业人员能力。

　　奥巴马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陈述了美国价值观，讲的非常简单：人人都得到公平的机会，机会均等；人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公民责任；人人都遵守同样的规则，法律法规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在这三个领域都需要努力。奥巴马陈述美国的目标：如果辛勤工作，就足以养活家庭，拥有住房，送子女上大学，还可以为退休存点钱。辛勤工作必有回报，尽职尽责受到奖励。

　　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十八大”报告说我们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能否平稳实现增长的转换，从而保持稳定，关系到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关系到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1978年至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因此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说“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能继续保持10%的高增长吗？现在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否发生了变化，哪些发生了变化。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概括为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或者叫做未富先老。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在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才出现老龄化。中国总人口仍然处在缓慢上升过程中，但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先后达到峰值，15-59岁劳动人口最高值出现在2011年，15-64岁劳动人口在2015年达到峰值。

　　2011年末，我国总人口13.4735亿，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是1.85亿，占13.7%，比上年末提高0.4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是1.23亿，占总人口比重9.1%，这个指标与上年相比提高0.25个百分点。国际通行标准是，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超过7%就进入老龄化阶段。

　　老龄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下降；经济社会活力逐步减弱；意味着养老医疗费用的支出大幅度上升。

　　第二，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农民工上世纪80、90年代在广州打工，工资基本没涨。当时中国处在劳动力供给严重大于需求时期，也可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现在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说法。我的观点是，目前中国劳动力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存在结构性问题。主要两个问题：一是民工荒、招工难表明低端劳动力已经供不应求；二是大学生就业难表明高端劳动力供大于求。为什么同一个劳动力市场出现一对矛盾现象呢？这是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的组装和制造，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大。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这些产业快速成长的后果必然是民工荒、招工难。同样，经济增长过于依赖于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的组装和制造，不需要创造，没有为大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因此大学生就业难同样不可避免。

　　如果现在仍然处在劳动力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的时期，下一个阶段必然会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这对企业发展已经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影响。资金成本上升、土地成本上升、汇率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再加上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这些逐渐超出了企业的承受能力，这是中国低端制造业开始萎缩的主要原因。未来要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积累起新的竞争优势。这说起来很容易，但实际困难程度可能要超出我们的想象。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绝大部分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垄断，我们要从他们手中抢夺市场，很显然这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我们必须事先看到这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三，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

　　过去30年，我们反复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也就是集中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30年以后，在大多数产业领域，我们的技术装备水平接近、达到甚至超越了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意味着全球没有现成的成熟技术可供引进、消化、吸收，我们被迫转入自主创新，要走上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新道路。转向自主创新意味着成本的上升、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明显增加。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和日本围绕数字技术和模拟技术展开竞争，后果是数字技术全面取代模拟技术，日本围绕模拟技术的努力付之东流。即使方向对了，技术研发成功了，能否顺利实现产业化也是关键问题。现在很多高校有大量的发明创造，但大多停留在实验室里面，不能解决产业化问题，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即使解决了产业化问题，新技术生产出来的新产品能否在市场上被消费者所接受呢？这都是我们在自主创新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问题。

　　第四，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

　　过去30年伴随着快速城镇化、工业化步伐，我们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很多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都是在这个阶段建成的。我认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基本完成。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三环是一条很普通的路，三环周边有很多的农田。现在北京的环路都修到六环了，空间越来越少，我们可以在地下做一些工作，改造下水道和地铁。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很多偏远山区不通路、不通水、不通电，怎么说大规模基础设施搞完了？事实是，过去30年把有良好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搞完了，接下来要投在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的地方，这样的项目投得越多，自身背上的包袱越重，会降低整个资金使用效率。

　　第五，中国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变化，东部发达省市增长明显回落。

　　2007年以前的绝大多数年份除了个别年份之外，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要远远高于其他区域，由此形成东部与中部、西部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2007年以后，东部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缓慢的地区，包括北京。

　　我们看2011年全国各省市区经济的增长速度，排第一位的是天津，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后，国家把环渤海经济区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天津滨海地区作为环渤海经济区的龙头，过去几年得到国家政策倾斜支持，所以增长速度较快。接下来是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西部省市区。北京的增长速度是倒数第一。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什么倒数呢？因为这些年来北京经济增长动力的来源，一是卖房子，二是卖车子，2011年房子限购，车子摇号，拿什么来推动经济增长呢？北京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占到60%以上，怎么可能保持高增长呢？每年5%-6%的增长已经很了不起了。美国国土辽阔，资源丰富，劳动力素质高，资金流量多，也才有2%左右的增长。

　　虽然广东、江苏、山东等东部省份经济增长速度全国倒数，但东部地区仍然是中国经济的重心，占中国经济总量比重很高。2010年东南沿海四省一市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42.8%。当这些区域的经济增长明显滑坡以后，我们依赖中西部地区经济的高增长，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从国际上看，经济增速逐步下降，符合追赶型、压缩式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经济是追赶型的，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城镇化需要100年，我们压缩在30年基本完成，所以也是压缩式发展。日本、韩国、德国在相似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下降40%-60%。中国到了目前发展阶段，是否也会出现40%-60%的经济增长的下降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与日本、韩国、德国相比，我国首先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我们经济增长潜力和空间比他们大得多。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1.27%，比上一年相比提高1.32个百分点，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达到增速下降的收入窗口的同时，广大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较低，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因此，我国有条件在中长期保持7%-8%的中速增长，我们有能力、有条件把经济增长的降幅控制在20%-30%。

　　很多人问我2013年经济怎么样？2013年是不是比2012年好一点？我们通常用这段话回答：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什么叫做寻求新平衡？过去经济增长长期稳定在10%的水平，未来我们究竟在8%还是在7%、或者在7.5%的水平才能达到新平衡呢？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市场正在寻找新的平衡点，这是2013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提高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逐步做到在中速增长环境下“企业可赢利、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范、民生可改善、就业可充分”。我们要支持企业通过关闭、并购、联合等途径加快组织结构调整，促进大企业集中度的提高和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

　　2013年经济发展展望

　　2012年经济增长持续滑坡，实际上是2011年以来的延续，到三季度当季经济增长只有7.4%。从2002年到2011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季度经济增长平均水平是10.6%。即便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经过连续6个季度的滑坡，在政府四万亿经济刺激以后开始连续攀升。2012年经历的经济增长持续滑坡，达到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

　　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外需萎缩，欧债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二是国内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房地产政策不断落实，带来房地产投资的下降，房地产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重超过1/5，与房地产相关的家电、装修、建材消费等受到影响，地方财力下降，投资配套能力大幅度下降。三是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短期需求收缩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叠加。

　　从全年走势看，三季度应为短期底部，四季度有望小幅回升，实际上9月份以来，无论是工业增加值的增长，还是投资、消费、出口的增长，均出现明显回升态势，预计全年增长略高于7.5%。2012年将是新世纪以来GDP实际增速与预期目标最接近的一年。在欧债危机反复恶化、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内主动调控房地产市场、化解投融资平台风险和推动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成绩来之不易。

　　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调整期，结构改革不到位和需求增长乏力等问题难以根本改观。面对债务压力，需要彻底改革财政体系和福利制度，才能重建财政的可持续性，无论是美国、日本、欧洲都没有彻底改革，改革不到位，需求增长乏力，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此次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有可能陷入类似日本“失去的十年”。同时，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向。这是我们必须同时高度关注的问题。

　　在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发达国家推动经济服务化、金融化，发展知识经济，占据全球分工的高端环节，低附加值制造环节向外转移。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日本和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分别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所谓“再制造业化”战略，不是传统制造业的简单回归，而是进一步增强在传统制造业优势环节的竞争力，尤其是创造出更高端的、具有更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抢占先进制造业制高点。现在中国的产业出现腹背受敌、两头挤压的状况，大量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对中国全面追赶，从而使中国传统优势削弱，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产业向这些国家转移，我们已经竞争不过其他国家。我们两头够不着，低端优势丧失了，高端的还没有看到希望。

　　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本质是以化石燃料及相关技术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已日薄西山，无法再支撑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以新能源与互联网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摆脱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

　　OMT和QE3短期内对稳定金融市场、降低市场避险情绪、提振需求预期都有积极作用，但由此引发的新一轮为防止本币升值的全球性货币宽松竞赛，对短期资本流动和物价上涨都将产生影响。在欧盟和美国，采取OMT和QE3以后，日本、澳大利亚等都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防止本币升值。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人民币升值步伐明显加快，大量的货币资本通过香港流入中国内地，过去都是人民币贷款，现在不贷人民币了，开始贷美元。在货币宽松的同时，发达经济体财政状况依然捉襟见肘，被迫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应对主权债务压力，不利于结构改革的推进，也限制了政府支持需求扩张的能力。

　　大家担心美国财政悬崖，前任总统布什在2001年开始推行为期10年的税收减免。奥巴马上任后，在2010年将此税收减免和就业刺激计划实施时间延长至2012年底，以提振经济。美国国会在2011年投票通过自动减少政府开支方案，迫使立法者采取行动减少财政赤字，以重新获得财政可持续性。如果两党达不成协议，2013年1月1日以后自动减少财政赤字，美国国防和非国防的开支将大幅度削减，除非国会改变现有法律，否则2013年美国将面临6550亿美元、约占GDP4%的财政紧缩。如果财政紧缩全部发生，对美国、全球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不管怎么样财政悬崖会或多或少发生。

　　我们看中国。2013年，消费、出口增长与2012年大体持平，短期内想让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几乎是不可能的。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税收优惠政策，透支了未来消费，加大市场波动，不利于产业的稳定发展。在中国经济中，消费是最稳定的因素，我们认为2013年消费将保持稳定增长。人们很关心的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能否在温家宝总理的任期内获得通过，但是大家也要看到这件事难度也不小。如果大幅度刺激消费，就需要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如果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很多企业和产业就会破产，怎么办？是不是政府少收一点税，老百姓多拿一点钱？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面临着财政可持续的问题，政府能够大幅度减税吗？所以对于消费，我们认为2013年增幅跟2012年差不多，2012年1月—11月份出口增长只有7.3%，我们认为2013年的出口增长不会有根本性改观。

　　三大消费需求不确定性来自于投资，投资面临三个下行原因：

　　第一，房地产投资回升力量明显不足。随着商品房销售回暖，且销售增速超过新开工面积增速，以及土地购置面积增速降幅收窄，市场主导的房地产投资将出现小幅回升。但与2012年相比，2013年保障房施工套数、施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均有所下降，保障房投资增速将明显减缓。2011年保障性住房新开工1000万套，2012年新开工700万套，2013年600万套，对经济增长形成下降的压力。

　　第二，出口不振和产能过剩、利润偏低，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过去十年中，我国制造业投资与出口增长密切相关，2013年出口增长相对低迷，出口拉动的投资动力不足。2012年企业盈利水平普遍下降，众多企业出现亏损，自有资金明显不足，投资扩张动力减弱。连续四个月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开始下降，这是我们过去没有观察到的现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制造业投资增长稳定在30%以上。

　　第三，根据“十二五”规划部署，公路、铁路、地铁、水利等基建投资2013年仍有一定增长潜力。启动“十二五”规划所安排基础设施项目，从而使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达到最高水平。但地方负债率较高，税收增收困难，而民生类支出压力较大。经济不增长，税收不增加，另一方面福利支出越来越多，地方政府财力受到限制，局部地区风险约束明显增加。经济保持10%高增长的时候，就像涨潮一样，潮水涌来的时候，各种矛盾和困难，比如决策、思路、低效率、腐败问题都会被潮水所掩盖；而7%-8%的增长就像是退潮，当潮水退去以后，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就会集中爆发。

　　从整体上来说，房地产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重为20%-25%，制造业占整个投资的比重30%以上，基础设施投资占到25%，三项加在一起占投资比重80%，这三项都存在下降压力，必然使整个投资增长存在下降压力。

　　考虑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潜在的不确定因素，为我国经济在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保持基本稳定，并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条件，我们建议2013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5%，CPI为4%左右。理论界对这个指标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是7.5%，从而向社会传达中国经济稳定的信号，引导社会对2013年形成稳定的预期。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是7%左右，7.5%使我们经济上下波动没有幅度，7%可以允许经济增长更高或者更低的波动，这样对政府宏观调控留下更大余地和空间，并且与“十二五”7%增长目标衔接。如果定7%的目标，就传递出2013年不如2012年的信号，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两个目标还在讨论过程当中。对CPI有3%和4%两种说法，众多价格改革由于通胀压力迟迟难以推进，我们建议留一个百分点，为价格改革留下空间，2013年CPI目标定在4%左右，一方面与“十二五”规划的预期目标逐步衔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向市场传递积极、理性的调控信号。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

　　作者：余斌来源《中国发展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