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
我们都是异乡人
有家乡，就有异乡。但当权利与户籍捆绑在一起，却人为制造了无法融入迁居地社会的“祖国的异乡人”。社会开放、城镇化加速，异乡人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是个棘手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不是“硬盘”
季翔希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上海报道
“带女儿来看米老鼠多好啊！”
望着夜幕中一处灯火辉煌的工地，季翔突然貌似漫不经心地随口一说，接着用略带上海味的普通话感叹：“如果女儿不能在这里高考，看米老鼠都没有劲了！”
眼前是浦东川沙镇，上海迪士尼项目已经动工大半年了。季翔渴望将来带着女儿，进去看米老鼠。从他家所在的六灶镇，到迪士尼乐园，骑自行车只需要十多分钟。“多近呐！”
另一条路，季翔则走得有些漫长。
15年前，他从四川南充农村老家来到上海，因为没有上海户口而被迫回老家参加中考、高考。他的父母比他早三年来到上海，工作生活。去年年底，季翔的女儿在上海出生。
这一家三代人，可以被视为上世纪90年代进城务工者的代表。像大多数家庭一样，如果不出大的意外，他们希望一直在上海生活下去。
可他们至今未能被城市真正接纳。在上海话里，有一个称呼外地人的词儿，叫做“硬盘”，它意味着“不融入、素质低”。 另一个词则是“新上海人”，它意味着“来上海贡献、肯融入、互相尊重”。
“我的父母觉得，‘硬盘’就是个称呼，我这一代只能被动接受，”季翔提高了声调，“可我这女儿一代，不能再让他们成为‘硬盘’了！他们应该是‘新上海人’！”
“甚至都没有想到去争取一下”
像每一个南充小镇人家一样，季翔的父母先后离家，去往南方打工谋生活。
母亲先出去，跟着亲戚去了广州，做加工千层板的工作，一个月挣一千多，几乎是老家普通人家半年的收入。
父亲最初仍留在南充，做小包工头的他，手下有十几人，揽些层层转包下来的小活儿，挣不着大钱，小钱也不断。更重要的原因，父亲想要留下照看老母亲和儿子。
可季翔还是在8岁时，成为了留守儿童。因为施工队规模小，没有资质，活儿越来越难揽了，父亲决定像村里的其他人一样，进城打工。季翔觉得父亲的施工队难以维系下去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不送礼，不给领导送礼，怎么拿活儿？”
季翔父母在亲戚介绍下，来到上海，进了民营灯具厂。
季翔的留守儿童生活，过了不到一年就宣告结束。1997年的春节，正月初二，季翔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从南充到成都再到上海。
对于10岁的他来说，这人生中第一次的远行，并不全是美好。37个小时的旅程，让他的小腿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更恐怖的是，火车在某一个站台深夜停靠时，有人为了挤上车，直接拿铁棍把车窗撬开，从窗户钻了进来。
可这依然不能阻止车厢里的大人之间热烈地谈论上海。“大城市”，“挣钱多”，“在上海挣一年的钱，回南充能花三年”，甚至还有人说“混好了，留在大上海”。
十五六年后，季翔回忆说：“那是他们一代人，对于城市的想象和愿望。”
火车是在夜里抵达上海的。出了闸北火车站，季翔看到了高楼，看到了路边路灯的光。“在我们村，即便是春节，晚上外面也是漆黑一片。”
花了270块钱，季翔和家人打车来到了浦东六灶。七年前，浦东大开发正式开始。七年过去，大片的农田和渔村，早已消失了踪影。
有一次，望着迎宾大道，季翔忍不住赞叹，哇，这么宽的路！其实他面前的路，只是双向四车道。
季翔读的是六灶镇智源学校，一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班里同学的情况和他差不多，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班上只有他一个四川人，绝大多数是安徽人。一口四川方言让季翔吃尽苦头，他没法和同学交流，总是被欺负。
即便这样，季翔还是喜欢去学校。“老师的普通话好，学校环境好，教室比老家好多了。”季翔的各门功课都在80分以上，和老家相比，有了很大提高。“我爱上了学习。”他说。
可和老家的学校相比，智源学校的一大特点是课程只开设到初三上半学期，因为学校的所有学生都是农民工的孩子按照当时上海市相关规定，他们没有资格在上海参加中考。而农民工子弟学校还没能力开办高中。
一上初中，季翔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他问父亲，为什么好不容易出来了还要回去，父亲没有给他多少解释，只是说：“让你回你就回，就是这么定的。”
“就是这么定的，”十五六年后，季翔念叨着这句话，“他们那一代就是这样，甚至都没有想到去争取一下。”
一种进步
“没有争取”的结果是他班里超过一半的同学，直接离开校园，进入社会打工。
初二下半学期，季翔就回到了老家。
老家学校和上海学校的差距显而易见。季翔发现自己从智源学校带回来的演算纸比老家的作业本都要好：“老家的本子太薄了，使劲写，一下子划破三四张，必须得垫一块硬纸板在下面。”
上微机课，四个人一台电脑，老师是刚培训一个周回来的，讲起课来磕磕巴巴。季翔想念在智源学校的日子。
唯一让季翔感到高兴的是，他的英语水平超过同学们很多。“这来源于在上海的学习。”他的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骄傲。
高考的失败，在季翔的意料中到来。考了450多分的他，并不感到后悔：“我的确不爱学习了，我们班有一半同学就没有参加高考。”
这一年，上海高考文科一本和二本录取分数线是490分和450分，相对应的四川省的录取分数线则是560分和512分。
季翔再次回到上海。刚开始，他在一家五金厂工作，每天从早上7点半工作到晚上12点，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00块钱。后来，他一个月最多能拿到800块钱。“我的第一桶金。”他认真地说。
2010年上半年，季翔曾经短暂地回过南充老家，找了份车队司机的活儿，可干了一个多月，他发觉自己无法继续工作了。
“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已经无法融合了，”季翔已经回不去故乡了，“我已经习惯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季翔做了数控机床的工作。他很努力，月薪从两千多涨到了五千多，老板掏钱送他去培训。
事业的进步却让他倍感后悔，后悔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有一些走刀轨迹，涉及到数学运算，我计算起来很费力，因为一些知识根本没有学过。”现在，季翔自己掏钱重新报了一个培训班，他还想提高自己。
除了希望涨工资之外，季翔还有一个“渺茫的想法”：在上海，高技能人才可以申办户口。2010年9月，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申办户口细则，其中一条是高技能人才可以直接落户。
这个念头在年初女儿出生后愈加强烈。“我不会像我父母那一辈一样，如果女儿还要回南充，在我看来，这不再是应该的事情，应该有些改变。”
一些改变已经发生。
焦虑和庆幸
就在季翔因为不是本地人而回老家中考时，他的表弟胡天则从老家来到上海。与季翔只能上打工子弟小学不同，表弟可以进入上海的公办小学读书。
从2004年秋季开学以来，上海首次大规模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就在这一年，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终于走进城市教育界的视线，不少地方纷纷向民工子弟打开公办学校大门。
2003年9月，国务院转发教育部等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充分挖掘潜力，尽可能多接受进城务工就业农民的子女。
上海做出了积极回应。
上海教育、编制、公安等七部门出台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适龄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对32万应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流动人口子女，“由流入地的区县政府管理、在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就学为主”，“在接受教育教学、参加团队组织、担任学生干部、评优等方面与本市学生同等对待”。
“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季翔感慨说。可一些事情仍旧没有改变：像中国众多大城市一样，上海中考和高考的大门，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依然紧闭。
姨妈有亲戚在新疆承包了很大一块地，想发展规模农业，亲戚喊姨妈一家去新疆。正愁孩子中考的姨妈，兴冲冲地跑去了新疆，花钱给胡天在新疆办了插班生，可当地户口最终没有办下来，儿子没有办法参加当地的中考，“念也是白念。”
姨妈只有带着胡天投奔在江苏泰州的姑姑。选择泰州的原因，除了当地优质的教育资源，更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关系，胡天可以接着在泰州上高中。至于高考，姨妈一家选择赌一把：当时，做好进城务工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呼声已经出现，到了2012年，说不定就可以允许异地高考了。
“有希望，”姨妈从电视上、报纸上，看到了“异地高考正在破冰“的
何建国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可因为插队到外地，他变成户口上的河北人。
61岁的时候，他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回归北京他成为第一个在北京退休的外地人。
中国周刊记者 杨洋 北京报道
在退休之前，何建国就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工作了14年，可他还是没有北京户口。在2010年之前，他不可能在北京退休，而政策的松动，终于让他可以“重回”故乡。
在哪儿退休
1951年，何建国出生在北京。但因为插队到了外地，最终，他落户到了河北。国家开始实行社会保险制度后，1993年他开始在河北缴纳社会保险。
1998年，何建国就职于北京的一家外企，于当年开始在北京缴纳社会保险。他的人事档案转存了过来，但是户籍留在了河北。到60岁退休，何建国在北京缴纳了14年的养老保险。
就在几年前，不管外地人在北京工作、纳税多少年，都不可能在北京办理退休。但2010年前后，一些政策开始松动。
2010年1月1日，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实施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以下称《暂行办法》)。在《暂行办法》中，跨省流动就业的参保人员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而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的，在该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当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也就是说，何建国有可能在北京领取退休金。《暂行办法》出台之前，外地户籍人员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养老金。他们在北京缴纳的养老保险，会按照比例转回原籍。而在北京和在户籍所在地领取养老金的最大区别，便是养老金的多少。
养老金的核定标准与当地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有关。何建国应在2011年退休，这一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56061元，河北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33437元。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他回原籍领取养老金，养老金将大打折扣。
2010年年底，何建国拿着《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到为自己人事托管的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智)询问自己该如何办理退休。中智的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按照《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第183号令，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在北京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的，方可在北京按月领取养老金。何建国在北京缴纳了14年社保，他还面临着异地转移接续的问题。2010年的“暂行办法”放开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但外地人在北京如何办理退休，工作人员从来没有操作过。
中智的工作人员向朝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咨询如何操作，朝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回复也是还没有先例，具体操作需要探讨和尝试。2010年1月1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已经实施，但到2010年年底，北京市尚无与之配套的地方性法规。
转眼，2011年的春节过去了。距离何建国正式退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更多的“何建国”
过了2011年春节，何建国又到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打听消息。中智的工作人员建议何建国到北京市社保中心去咨询。那段时间，何建国几乎每个月都给中智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询问。
在距离何建国退休仅剩三个月时间时，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提示何建国，他档案中的材料有缺失，需要去补齐。何建国这才知道，正常退休的手续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行政审批，需要将档案送审。审批通过后，才能由社保中心进行社保后续支付。由于何建国18岁便参加工作，在1993年缴纳社保之前的工作经历属于视同缴费，因此，档案是否完备，也将影响到退休金的高低。
就在何建国去补办档案材料的同时，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也不断地与朝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进行沟通。负责行政审批的社保科也就外地人在京退休如何操作等问题，进行了内部讨论。
在何建国度过了自己60岁的生日后，朝阳区社保中心开始为何建国办理正式退休手续。
在这之后，还有大量手续要接着办。
何建国首先要做的是办理基本养老关系异地转移接续手续。他需要向河北的社保部门提出申请，取得参保缴费凭证后，再填一系列的表格，将这些手续送往北京市朝阳区社保中心。
由于全国各地社保政策掌握差别较大，实际经办手续也是千差万别。原籍提供的转移材料因为记载事项不符合全国标准，北京方面不予认可，被退回了两次。在这上面，何建国耽误了大量的时间。
终于将手续办齐全了，两地的社保中心还需要联合操作一项“补填业务”。北京的社保中心收到参保缴费凭证后，要与河北的社保中心取得联系，当地将何建国缴纳过的社保明细一项项地输送到电脑里，北京方面再进行一项项地核对，以确认明细。直到河北方面将何建国当年缴纳的养老金打到北京社保中心的账户上，这项业务才算最终完成。因为2010年个人的社保基金可以全国自由流动后，北京市社保中心的业务量激增，办理业务的周期也比以往延长了不少。
到2012年的6月，何建国完成了全部转移合并手续。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在一个月后，为他办理完成了全部退休审批及社保支付手续。何建国于2012年8月开始，在北京正式领取养老金。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又为何建国申请补支了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期间的养老金。
何建国在北京退休之后，有媒体报道了这个新闻，一时间，很多人把电话打到了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咨询如何在北京办理退休手续。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1998年开始为外企服务，负责外企员工的人事托管业务。何建国便是第一批由中智服务的外企员工。目前，在北京由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服务的外地户籍员工达到了10万人。这10万外地户籍员工基本都是30到40岁左右，他们要到20年后才会开始陆续面临退休问题。在5到10年后退休的，会稳步上升，但并不会多。2012年12月和2013年年初，还将有两位与何建国情况相同的外企员工即将退休。现在，他们还都处于补办档案缺失材料的阶段。
现在每个月，来自北京的退休金都能准时地打到何建国的工资卡上。
在北京，有2000多万人常住，其中有700多万外地人，因为户籍制度，何建国也只能属于那700万人。何建国能在北京退休，与他在北京出生、成长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只要持续交纳个税、养老保险等，有一天，这700万人都可以成为“何建国”。(文中人物为化名)
邻居
北京老人刘琴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养老金还有外地邻居刘杰做的“贡献”。
中国周刊记者 杨洋 北京报道
早晨七点，刘琴拎着一篮子菜，一边走一边计算着买菜的花销。篮子里躺着几棵洋白菜、两根莴笋，还有两个火龙果。
走到居住的厂洼小区里，刘大妈遇上了前楼住着的邻居东北人刘杰。刘杰拎着孩子的书包，着急地催促着刚上一年级的女儿。看见刘杰赶时间，刘大妈只是和刘杰打了个招呼。看见刘杰开车出了小区，“嘿，买车了。”刘大妈有些兴奋地说。
刘大妈的养老金
刘大妈刚走了几步，便被早起遛弯的几个大妈叫住了。“今天打麻将吗？”厂洼小区是刘大妈单位的福利房，住户大部分都是刘大妈上班时的老同事，话题很快从麻将、菜价，转移到了养老金上。
刘大妈每月拿着1980元的养老金。虽说今年才57岁，退休却已经12年了。因为之前是海淀区第二建筑公司的职工，建筑行业属于特殊工种，刘大妈在45岁就退了休。2000年退休时，刘大妈每月的工资只有600元。随后涨到八九百。最近几年，按照3.5元/年的工龄补贴标准，有21年工龄的刘大妈每年都能涨上七八十元。
刘大妈和几个老同事分享着各种渠道的消息。2011年，北京市的月人均基本养老金达到2283元，刘大妈他们因为退休早，并没有达到“及格线”。“说是工资要涨10%，谁知道这回涨不涨。”几位老人互相安慰着，“外地人工资更低，工人只有七八百。老朴，从东北来的那个，还是物理老师，每个月退休金才一千三四。”
约了麻将局，刘大妈赶紧回家做饭。老伴孙大爷正在家里教鹩哥说话。刘大妈一边擀面条，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向孙大爷“汇报”听来的小道消息。
聊到单位给自己发放养老金，孙大爷连忙纠正：“不是单位给你发的工资，是社保给发的。”刘大妈还是糊里糊涂，她一直以为单位给发的社保卡，自己的工资便是单位出。孙大爷努力地纠正刘大妈，直到说起退休时，在职的员工发不出工资，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从来没有拖欠过，刘大妈这才相信，自己的养老金确实来自于北京市社保基金。
孙大爷在2010年退了休，每个月拿着2500元的养老金。老两口加起来每月4500元的养老金，“吃饭肯定是够了，只要物价别涨。”刘大妈说着，又向面条上撒了一把薄面。
刘大妈的话题很快转到早晨见到的刘杰。“刘杰家买车了，我看着还不错。”孙大爷一边逗鸟一边慢悠悠地说：“现在来北京的外地人，都是干大事儿的，跟以前不一样啦。”
身边的外地人
刘大妈一家以前住在海淀桥。当年住的那些平房，早就成了海淀桥的桥墩子。
1983年，刘大妈把家里闲置不住的一间房租给了一家安徽人。安徽人在北京的营生是炸油条。没过多久，又来了好多的亲戚。“别说是亲戚，就是认识不认识的街坊邻居全都投奔着来了。”刘大妈又腾出了几间房租给他们住。所有人的营生全都是炸油条，竟也都能挣到钱。最初的安徽人赚了钱，回家盖了三处大房子。又买了一辆大货车跑运输。
几年后，刘大妈竟然又在北京遇到了他。“说是家里跑运输不挣钱。他在北京挣钱挣惯了，回老家哪儿受得了啊。北京多好啊。”刘大妈说，“他回北京，还是炸油条。”
在刘大妈的印象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北京的外地人，大部分是做小买卖的。市场里卖大米、花生、水果、蔬菜的，很多都是外地人。“外地人肯吃苦，北京人不行。”刘大妈说。老伴孙大爷不太认同：“外地人没来之前，北京人也行。卖菜、搬砖、和水泥，都是北京人。现在是有保障了，就不干这些活了。”
慢慢地，在北京的外地人越来越多。刘大妈和孙大爷每天晚上去苏州桥下跳舞，“十个人里得有八个外地的。北京人都成稀缺物种了。”
孙大爷退休前，单位在六郎庄租了一片地，盖了300间简易房。每间房15平米，一个月租金是400元。孙大爷说，这些简易房基本都是租给外地来京的务工人员。“我们单位的那个小区，经常有警察来查暂住证。过去没有暂住证还罚钱呢。”孙大爷的话还没说完，刘大妈笑话他：“哪儿有小区啊？你们单位那个也能叫小区？就是城中村，棚户区。”2010年，六郎庄拆迁改造工程启动，孙大爷也到了退休年龄。那些居住在六郎庄里的4万多外地打工者散落到了北京各个角落。
刘大妈觉得，北京的车多、人多，交通堵塞，跟外地人过多有很大关系。可离开了外地人也不行。“前几年过年，我一出门，这外边黑漆漆的，连个卖菜的都没有。”
刘大妈爱聊天，认识了一些在小区里租房的外地年轻人。“来北京工作的年轻人是高学历，干大事的，来搞高科技的。”一些租房的外地年轻人也渐渐在北京扎了根，买了房。在刘大妈所住的厂洼小区附近，有一个小户型集中的蜂鸟社区。刘大妈听说买房的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一天遛弯经过那里，刘大妈看了看中介挂出的二手房源，每平方米均价在5万以上。刘大妈直咋舌：“这要不是有能耐有本事的，谁能买得起？”
过年，也与过去不一样了。很多定居的外地人开始在北京过年，有了自己的房子，还把父母从外地接了过来。
前些年，一些初来北京打拼的外地人会找刘大妈帮着接孩子下学，每月给刘大妈一定的费用。“现在，都让自己的父母接了，我的工作机会都没了。”刘大妈有点沮丧地说。
刘大妈有时候也听些“乱哄哄的事儿”。异地高考、外地人抢占工作机会，这些问题刘大妈并不太在意。家里没有高考的孩子，儿子自由职业，三口人每个月伙食费2000元就够了。老伴孙大爷说：“要是家里有高考的肯定就想呗，就挤咱名额了。但要是没能耐，怎么都不行。”
刘大妈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养老金问题。她在电视里看到，北京市户籍的60岁以上老人将近户籍人口总数的20%。“老人是越来越多了。”刘大妈有点担心老人太多，养老金到底够不够发。但转念一想，没什么可担心的，“这里毕竟是北京。”
正如刘大妈看到的，《北京市2011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北京逾1200万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占近两成。该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13.26%的老龄化比例。但由于外来人口的补充，养老金压力并不算高。
“越过越好”的梦
刘大妈不知道，自己的养老金还有外地人刘杰做的一份“贡献”。刘杰是北京700多万外来常住人口中的一员。在北京缴纳社保的刘杰，和众多在北京缴纳社保的年轻人一起，为北京市的养老保险金注入新鲜血液。
因为这700多万常驻人口大部分都远远不到退休的年龄，他们只是交纳养老保险，却不领取退休金。只进不出，让北京的社保基金周转灵活了很多。
事实上，“刘杰”们交纳的养老保险保证了“刘大妈”们退休金的安全。
刘杰从来没想过，她和刘大妈还有这种隐秘的关系，她也没有精力弄懂这些道理。
37岁的刘杰是哈尔滨人，高高瘦瘦，黑色的眼线也难掩眼神的疲惫。刘杰有时后悔来北京工作的决定，但“总想衣锦才能还乡，能不回去就不回去了”。
2002年，在哈尔滨做生意的刘杰听说北京有一个好项目，便鼓励丈夫赵军来北京发展。当时丈夫在哈尔滨的一家国企工作，每月的工资便拿到了三四千。2002年年末，赵军辞职后来到了北京，却发现每月只能挣1500元。一直做技术的赵军改做销售，经常出差，但收入上总是提高了许多，现在每月工资将近2万元。
2003年，刘杰也来到了北京。她进了一家做体育场设施的私营企业，为工程投标做预算。每年的春节到七八月份，是公司业务旺季，刘杰需要经常加班。加班到夜里十点是常事，最忙的时候，还要通宵工作。为了节省上班时间，刘杰在公司对面的厂洼小区租了房，一来二去便和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刘大妈熟悉起来。
尽管刘杰在北京工作已近10年，她的工资却没怎么提高。有时候加班，她就把孩子带到单位去。“我得照顾孩子，想想，也别找老板谈涨薪了。”刘杰的单位为刘杰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从2012年开始，外地户籍的员工又增加了一项生育险。扣掉了这些保险，刘杰的工资只剩下4000多元。刘杰没有想过自己能不能在北京拿到退休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在北京呆下去。如果孩子不能在北京高考，我就得带她回老家了。”
刘杰不爱说话，更不愿意跟北京人聊天。“北京人有天然的优越感”，在情绪上，她总是有被歧视的感觉。
2006年，刘杰怀孕。在北京工作的刘杰因为是外地户籍，享受不到生育保险，孩子的准生证也要回老家哈尔滨办理。刘杰第一次觉察出和北京人的“不一样。”
刘杰把准生证早早得办好，还总是觉得不踏实。直到有一天，刘杰真切地感受到了歧视。怀孕八个月，刘杰挺着大肚子去上班。走到小区里，居委会的一位大妈对刘杰说：“快生了吧，你赶紧回老家生去，可千万别在我们北京生。”想起这些，刘杰涨红了脸。“不管你是白领还是什么，那感觉用我们家乡话，就是觉得你是盲流。”
丈夫赵军劝解刘杰：“也不能这么说。咱们这个小区老人多，总有个别人这么说。大部分北京人都不错，还经常关心咱孩子，就像刘阿姨。”
回老家生完孩子，刘杰休了几个月假，便带着孩子回了北京。在孩子的教育这件事上，夫妻俩“希望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毕竟北京的教育资源更丰富”。
因为是外地户籍，女儿上小学报名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明材料。暂住证、户籍当地的无监护证明、借住证明、房主的身份证、房产证，除了五证齐全，房主本人还要亲自来。无监护证明需要回户籍所在地办理，因为家里有些关系，刘杰的姐姐帮忙办好并邮寄了过来。女儿顺利地上了小学。
并不是所有人都如刘杰这般幸运。在北京，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为迟迟办不下来五证，孩子办借读证的时间只剩下10天，一个外地妈妈找了办假证的人，结果被抓，被刑事拘留。
没有户口，刘杰总是没有安全感。尽管女儿可以在北京读到高中，教育部也原则上同意了异地高考。但什么时候实施，就成了刘杰胸口上的一块大石。
刘杰也很怕女儿受歧视。没有户口，女儿一直没能加入北京市“一老一小”保险，只能参加每年100元的意外伤害保险。从2007年起，北京市正式启动了“一老一小”保险，即城镇无保障老人和在校学生及学龄前婴幼儿纳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但前提是，必须有北京户口。外地人的孩子有了病，只能由家庭自己承担。
刘杰在北京纳税满五年，幸运地摇上了车号，但她总是听到纳税未满五年的年轻同事们抱怨：“对外地人的限制越来越多。”有时候，刘杰心里也不服气，“同样是在北京工作，为什么我们和北京人就是不平等呢？”面对有些人“干嘛都往北京涌”的诘问，刘杰说：“小城市的往中城市走，中城市的往大城市走，大城市的都出国了。不都这样吗？！”
来北京近十年，没买房，没户口，刘杰觉得自己距离当初“越过越好”的梦想越来越远。她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女儿能有个户口。“孩子有了户口，才有了归属感。”但她又停下来想了想。“我们想要的可能也不是户口，而是户口上的权利。”
虽然都是北京人，可当大批郊区司机涌入出租车行业时，皇城根下的的哥们还是有种被“外地人”抢走工作的失落感。
失落归失落，北京的哥还是不可阻挡地大换血了。
中国周刊记者 刘畅 实习记者 宫玺 北京报道
11月底的一天，凌晨，京顺路北皋路口人头攒动。
三十多个男人挤在红绿灯下，领口露出清一色的黄衬衫，有人抽着烟，有人啃着煎饼，均朝着对面的车流张望。他们都是刚下夜班交完车，准备回家的平谷出租司机。
每天，北皋的深夜都上演着这样一幕，这成了平谷的哥进城出城的站点。他们会花上15元拼车费，搭上一辆老乡的出租车，沿着京平高速路走上一个小时，回家睡上一觉。
十多年以来，像他们这样来城里开出租的郊区司机越来越多。曾经，城里的同行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农民司机”。
老的哥的“辉煌往事”
曾几何时，首都的的哥，都是从小长在皇城根下的老北京人。
1986年就开始开出租的老马，是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这位年近五十的中年人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对那段风光的时段怀念不已。
1985年，二十多岁的他花了家里压箱底儿的一千块钱，还借了600多块，去驾校考下了驾驶证。经过培训，他拿下了三证：跟商场服务员一样的个人信息胸牌，一张监督服务卡和准驾出租汽车证。经人介绍，进入一家交通管理局下属单位的出租车公司，开着辆“客货”(一种有货物漏斗的客货两用出租车)就上路了。
“那时候我们都是‘白本干出租’。”老马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不像现在，得有三年以上驾驶经验才行。”
整个北京城的出租车都是紧缺资源。他们每天在公司里等上面派下来的电话，才去出活。跟公交站点一样，当时二环内设有出租车点。接完一趟活，就回公司继续等。根本不用为没生意发愁因为很多单位还没有自己的公车，大部分出租车都成为企事业单位的包车，每月直接开个几百块钱的支票，根本不用按里程走。
他们每月有44块钱工资，挣的车费都上交公司。“那时候40多块钱可还值钱哪！”他解释道，“我们都是按司机级别的工人发工资。”如果上交金额达到了1800元，会拿到150块钱的超额奖金。如果超得更多，公司会按一定比例给提成。那时候，因为生意好，老马正常情况下拿到手的至少400多块。能干的司机，各类收入加在一起，一个月能挣1000块钱左右。
此外，他们还有不少能赚钱的法子。他们每拉一趟活儿，都要给乘客一张写着面额的出租车票。单位管得不严，每月就按照撕去票数的金额结算，而有的乘客不要票，司机就不撕了钱就可以自己揣兜里了。有一些蓝鸟、尼桑出租车，因为是使用外汇买的，所以交给公司的钱有外汇指标，如果拉了老外就能收到外汇券，达到指标后剩下的外汇券自己留着。当时外汇券按国家的比例是1比1，但是按黑市价最高能炒到1比9。不少司机都狠狠赚了一笔。
那时候，同行们见了面从来不说自己多赚了钱，倒是常常哭穷一旦说漏嘴了，公司一查，灰色收入全都露馅了。
“1990年之前有个说法，出租车司机都是贪污犯。”他坏笑着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亚运会之后，出租车改成了承包制，老马的车换成了“小面”。因为车少，打车的需求量却不断提高，油钱也才2块多，即使交份子钱，的哥们的生活依然过得很滋润。在他的印象里，在天安门广场，经常有乘客举着50块钱的大票拦车不然都没车停下来。生意好的时候，抛开份子钱，一个月能赚个两千块。他微微有些得意：“那时候不都说吗，空姐嫁的哥！”
能言善侃的的哥们也成了北京的一道风景。特别是外地游客来北京游玩，老马基本就不闲着，从天安门故宫等名胜古迹聊到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尽足了地主之谊，能把对方聊得合不上嘴。似乎是动一动嘴皮子之间，就把钱给赚了。
老马从来不会加班，有时甚至干上半天就歇了。“那时候，活儿多，钱好赚，我们愿意轻松点，可不像现在。”老马笑着说。
那时候，北京的出租车行业只允许城镇户口的人从业，农村户口根本没机会。老马甚至没想过，有一天会有一批郊区人进城跟自己抢饭碗。
“农民的哥”
1995年，当时28岁的牛立财成为最早一批来城里开出租的平谷司机。
原本在家务农的他，以一种奇特的形式进入了出租车行业。
当时他学了驾照，并经过培训拿到了相关证件，但因为是农村户口，那个时候根本进不了北京城里的出租车公司。可一位城里的的哥通过朋友，联系上了他和另一位郊区司机，让他们替自己开出租。两个人每人一天交200块，分白班和夜班，一个月必须开满23天。牛立财开的是夜班，一个月下来要交4000多块，多出来的钱归自己。
那个时候，很多出租车公司将车卖给了司机。不少城里的司机会把自己的车“承包”给郊区人，自己图个清闲，坐收提成。牛立财就这样成为了另类的“的哥”。
很快他便发现了自己的劣势。乘客要到的目的地，很多路他不知道怎么走，得小心翼翼地请对方指路，碰上着急的主儿只能让人家换辆车。自己的普通话里，总会冷不丁地蹦出几句平谷口音，让乘客摸不着头脑。不善言谈的他，从来不会主动跟乘客聊天搭话，往往一路沉默。
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他和三个同样来自平谷的老乡租住在酒仙桥附近的一个集体宿舍里。一个十多平米的小屋子，一个月房租700多块，四个人均摊。为了省吃俭用，他几乎天天吃挂面，连蔬菜米面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
他的老家平谷是京东远郊，距离现在东三环的三元桥，有将近150里路。这里的经济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几乎没有什么工厂和大企业。1990年代以前，老一辈的平谷人进城里办事儿，还习惯说“去北京”。事实上，在1958年以前，平谷、怀柔、延庆、密云等北京的郊区县还都属于河北的地界，对于北京人来说，他们就是“外地人”。
能到北京城开出租，对当地农村人来说，是赚大钱的本事。
尽管是“为别人打工的”，但他成了村子里令人羡慕的对象。每个月能赚一千多块，是很多在家务农的老乡一年的收入。
1998年，北京的出租车公司开始大量向司机卖车，炒得最火的时候，一辆夏利能卖到17万。如果不掏钱买车，就不让你开车上路。
城里的司机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即使买了车，按着以前的工作节奏，十多万的本钱得四五年才能赚回来。那段日子，老马过得紧巴巴的。不少同行因为不愿交这份冤枉钱，受这份累，撒手不干了。
这对于一些郊区人来说却是个机遇。
一家由平谷老板创办的出租车公司(渔阳出租汽车公司)也同样开始高价卖车，却收到了不一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没有城镇户口的限制，很多农村户口的司机也可以获得开出租的资格。牛立财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的一个老乡开始四处找亲戚借钱，“砸锅卖铁”花了将近15万买了辆出租车去城里拉活不到一年半，他就把成本全赚回来了。
因为打车的需求猛增，老司机又走了一批，北京城里的出租车公司也渐渐放低了门槛。1990年代末，不少公司开始悄然招录农业户口的郊区司机了。根据老马的回忆，1999年左右的时候，自己所在的祥龙出租车公司就渐渐出现了一些密云、平谷的郊区司机。
那段时光，多家出租车公司进行了兼并整合，扩大了规模，并增加了车辆。新一批郊区司机涌入了这个市场。在老马的公司里，郊区司机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总人数的三成多了。虽然人数还不多，但老马有了些许的危机感。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老马叹了口气，“我们除了开车，在北京城里可不好找别的工作。他们干不下去了，还能回老家种田去，进可攻退可守。”
而牛立财听到过更激烈的言辞。2001年底，他不再为的哥打工，进入了一家出租车公司，跟同村的伙计名正言顺地干起了双班。某次交班的时候，他听到一群城里的老司机聚在一块发牢骚，其中一位发泄般地说道：“今儿又有一活儿让丫们抢了，一帮农民，凭什么到城里跟我们抢生意！”
牛立财本来就在家务农，但对方口中的“农民”两字，让他听得很不舒服：“我来北京开出租，就是为了养家糊口，自己凭本事多赚钱，没什么错。”
“农村包围城市”
2003年之后的几年里，郊区司机逐渐在数量上占据了上风。
当年2月底，“非典”来袭，恐惧的氛围迅速蔓延到了公共交通领域，而出租车行业首当其冲。
老马每天要从单位领两瓶消毒液，喷完车里喷车外，每天还要做一次车内蒸熏消毒，在车窗贴上“此车已消毒”的标示才敢上路。哪怕车里没人，他也很少摘下口罩，找钱时都戴着手套，开车时候都把车窗摇下来通风。一天下来，带着一身84消毒水味回家。
身边不少同行，早就不敢出车了，猫在家里。实际上，就算出车也拉不到几个生意。
北京成了一座空城，平日里人挤人的公交车都空荡荡的，敢招手打出租车的乘客就更少了。即使好不容易拉上一个乘客，双方也都心惊胆战的。客人咳嗽一声，他心里就哆嗦一下。
4月底，六名的哥因拉送过后确诊为“非典”病例的乘客，而入院隔离观察。因为这个消息，老马也停车了，份子钱得交，那就从积蓄里拿。“这钱还不如不挣了。”老马谈起当时的感受，“命重要啊。”
5月份的时候，北京交通委员会等部门发文，出租车公司免收营业税，坚持运营的出租车司机车份减半。但也无济于事，老马所在公司里，城里的的哥几乎都停运了。最苦的是出租车公司，承担减份子钱的压力不说，司机不愿意出车，运营收入大幅减少，倒贴钱。
牛立财也记得当时的氛围，每次收车回平谷，两个主要路口都拦着路障，不仅要量体温，还得进行强制消毒。但气氛这般紧张，村里还是有十来个司机，壮着胆去拉活儿了，据说，因为路上出租车少了，生意还算过得去……
“我身边的几个老伙计，那时候都嚷嚷着想退车。”老马依稀还记得当时的境况，“公司里敢在外边跑的，大部分都是郊区司机要钱不要命啊。”
那时候，跟老马同一批的城里的哥走了一大拨，有的人年龄大了，身体扛不住，早在“非典”时期就萌生退意；一部分因为收入降低，或者与公司产生经济、权利纠纷，却维权失败，失望地离开了；还有一批人，家里拆迁，拿到了一笔可观的拆迁款，不愿再受这份累，享清福去了。
那个时候，公司的空车一下子多了，遇到了一阵用工荒。但很快，新的一拨密云、房山和平谷等地的司机顶了上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三四十岁，是家里的顶梁柱。比起城里的的哥，他们更能吃苦，更不怕累，要求却更少。
到了2005年，公司里的郊区司机人数超过了城里的司机，而且继续猛增。
“素质低，老是加塞抢活儿；卫生差，吃东西、睡觉全在车上，车里全是味儿；见识短，我们见面都问‘今儿哪儿玩去啦’？他们见面一般都问‘今天挣了多少’？”可老马实话实说，“但光从赚钱这一点上，我们还真比不过他们。”
这些郊区的司机，一个月同样要交4000多的份子钱，但能拿到手的收入却比城里的司机高上不少。城里的司机对这种行为有个共识：“这是拿命赚钱。”
不玩命干成吗？2006年，牛立财在平谷买了楼房，借了一笔债务，两个女儿上大专也正需要钱。妻子在家务农，所有的生活支出都需要他来承担。干大夜班的时候，他可以连着12个小时不闭眼，白班则自带干粮，吃饭喝水都在车上。收成最多的时候，抛开油钱和维修费，他可以纯赚1万多块。
在平谷，像他这样的“万元户”司机并不算少数。
而城里的的哥们，渐渐成为了边缘人物。
老马对此深有体会。2008年，因为更换新车的问题，他曾和公司经理交流过，希望看在自己是老员工的面子上，继续开单班。得到的回答是：“换车就只能开双班。”末了，对方又补了一句：“你不开，有的是人开！”这句话，让老马受伤不已：“唉，这就是市场经济啊，不讲一点人情味儿！”
但郊区司机依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北京的出租车市场。如今，老马所在的车队，一共120多人，郊区县的司机至少有100人。在整个公司里，总共3000多个司机，也就剩他一个在80年代开过出租车的老的哥了。
有媒体报道说，2011年，北京出租车司机中90%来自京郊农民。
老马理解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变局：“城里年轻的孩子不愿干，30岁上的又嫌累、苦。再过几年，等我们这拨老人退休了，就得100%都是郊区人了。”
新的哥的变化
随着从业经历的日积月累，郊区司机遭遇，反而和城里司机越来越像了。
如今，在牛立财村子里，至少有100多人都在北京开出租了。他们的生意也越来越不好做了。
油价的不断上涨，份子钱却居高不下，汽车保养维修费用都得自己支出，郊区司机也开始叫苦了。在出租车公司眼里，原来任劳任怨、只会干活的郊区司机，也不好“管”了。
牛立财邻村的一个朋友，因为四险一金一直被公司拖着不办理，后来请了律师，还请了媒体的朋友“曝光”此事。如果搁在以前，这位朋友可能也就认了。
牛立财再也不想像当初那样玩命地赚钱了。进入这个行业十多年之后，他的两个女儿已经参加工作，老家的房子马上面临拆迁，到时候会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款，生活压力一下子减轻了。
“再干个两三年，我打算回平谷。”他笑着说，“拼命干活儿赚钱，万一身体毁了都得还回去。”他现在依然在干双班，差不多六个小时就交车了，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停下来歇一歇。不少岁数和他相仿的老乡，也都开始注意身体健康的问题。
他们甚至连“违规”的方式，都开始向当年的北京的哥靠拢了。
有位开单班的郊区司机，拉来一个河北年轻人替他帮忙。白天他自己开，晚上让小伙子开，对方一个月要交给他5000多块钱。
北京出租车行业有户籍限制，要求司机必须为北京户口，非京籍外地人是不能进入的。而现在的管理比以前严格多了，为了防止出差错，他特地给小伙子办了假证件。这几乎是多年前，牛立财故事的加强版。
现在城里、城外的北京的哥，早已没有最初的对立情绪。他们共同的敌人是黑车司机，原本黑车都是外地人开的，可现在越来越多的本地人前脚不开出租车、后脚就开起了黑车。
对于北京的哥而言，真正的“敌人”不是外地人，而是混乱的行业秩序。
(文中人物为化名)
作为全国最大外来人口的输入地，广东省需要“异地高考”的人数是京沪相加的三倍，
为什么广东没有发生京籍、沪籍排斥外地考生的事情？
中国周刊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
10月25日，几名上海本地人与外地家长“约架”上海教委门前，争论外地人是否有权享受上海高等教育资源。
上海之前，也有老北京人相约“围观”到教委反映问题的外地家长们。
在外地人更多的广东省，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形呢？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广州市海珠中学高三班张明是学校高三年级最后一个外省借读生，他和父母还在等待着一个答案：明年，张明能否留在广州参加高考。
张明在广州出生、长大，对他而言，广州就是他的故乡。他的父母在十多年前就定居广州，可他们全家的户籍都在江西，不管张明多么爱广州，他都是一个外地人。
张明就读的海珠中学是一所外来工子弟民办学校，外省学生一般都会在高二选择回原籍读高三备战高考。
“他们走的时候都哭得撕心裂肺，为了参加高考要离开从小长大的城市，离开朋友，甚至和父母骨肉分离，”这样的学生，教导主任赵翔每年要送走二十几个，“想想整个广东省又有多少张明这样的孩子呢？”
两年前，广东省政府参赞高凌飚做了一项调查，内容是：考察广东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地参加高考的需求。
结果在高凌飚的预料之中：广东省有171万外省户籍学生正在接受义务教育阶段的基础教育，其实大部分人有开放异地高考的政策的迫切需要。
这个数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是京沪两地人数之和的三倍多。
一直在推行开放异地高考政策的高凌飚也不免担心，“广东如果全面放开异地高考，今年可能会增加19万考生，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庞大了。”
更加令高凌飚担忧的是，“按照国家现在给广东省安排本科招生计划，这将更加拖低广东省的高考录取率。”
今年，广东省一本录取率不足6%，低于全国平均一本录取率8.5%，更低于北京、上海的25%。
拖低高考录取率是教育部门才会关心的问题，对于广东人来说切实的问题是：开放异地高考意味着他们的孩子上重点大学的概率会更小。
“广东现在要解决外来工子女高考的问题，比任何省都难，”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担忧，“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政策，最棘手的就是要解决考生数量大这个突出的问题。”
广东省教育厅此前已经多次向国家教育部反映：如果要保持广东目前80%左右的高考录取率不下降的话，每年要增加15.2万个招生计划。这部分招生计划无论是省内解决，还是靠省外院校调剂，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激烈反对背后
如果实现这个“不可能”，就意味着广东户籍的学生高考面临更大的竞争，本来就不容易考上的一本变得难上加难。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式，广东比上海和北京都显得安静了很多。既没有外地家长出头向教育部门施压开放异地高考，也没本地家长激烈地反对开放异地高考。在《南方都市报》一份关于异地高考支持度的调查中，广东省有38.3%的人表示支持，5%表示无所谓。
广州市民黄艳参加了这份调查，她的儿子已经高三了，可她仍然选择支持这项并不利己的政策。
黄艳的儿子就读于广州一所区重点中学，平时读书并不是很刻苦，成绩总是中等。黄艳研究了之前几年的高考招生指南，“原本以儿子的成绩花点钱上个一本B类没问题，但是如果一下子多出19万人考试，儿子可能就考不上一本了。”
虽然政策对儿子的威胁很大，但黄艳更愿意看到公平竞争，“这样反而能让一直生活安逸的儿子燃起斗志。”
“广东人并不激烈反对并不是利益没有受损，” 高凌飚认为，“对于广东而言，外地人来分享的只是一个公平考试的机会，而并不是特权。”
“广东考生上一本的难度在全国属于中等水平，”高凌飚举例，北京考生考入清华、北大，比全国所有省份的考生都要容易，但广东的考生要考上中山大学虽然比湖南考生容易，却比海南考生难。
广东省重点大学不好考，一个重要原因是，广东省内知名院校相对不多，全省的一本院校仅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汕头大学这9所。
“从广东省目前的考生分配情况看，高职高专是广东生源高中毕业后的主要去处。考生的多少都不会改变这一事实。”高凌飚介绍，知名院校匮乏并不是广东省人口膨胀以后才有的问题。
广东省原有的高等大学数量比较多，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大批广东的高校迁移到了其他省市，比如今天的青岛海洋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南财经学院。之后，广东一直处于高等院校相对匮乏的状况。直到八十年代，广东省的高校资源实在无法匹配高速发展的经济，国家才出资建起了一批高校，深大、汕大、广东商学院等比较有名的学校都是那个时候成立的。
这几天，黄艳和儿子商量报考外省的学校。“到外地去读大学的机会大一些，只要不是去哈尔滨那些太冷的地方就可以了。也该是时候让儿子离开我们的保护了。”
用脚投票
虽然开放异地高考的被剥夺感，广东没有上海、北京更严重，但仍然会对广东籍的孩子带来新的竞争，广东人又是怎么维护自己的利益的？
比起站在大街上吵架来维护利益，广东人早就有了更好的选择。
其实一直有一条退路，黄艳没有告诉儿子：如果他高考失利，就送他出国读大学。儿子的大伯和叔叔早已经移民美国多年。因为儿子要读书，黄艳一家才一直留在国内做生意。
在黄艳的圈子里，很多朋友的子女都在国外，有的从初中就已经不在国内上学。
黄艳一位生意伙伴的女儿原本上的是音乐专业职高，由于广州市高中扩建，这所职高被改编为高中，朋友的女儿原本打算毕业后直接就业，今年却无端地要参加高考。因为改编后毕业拿不到专业文凭，而是高中毕业文凭。这位朋友已经让女儿选择直接放弃高考，复习雅思，准备出国。
“广东人也许会为了保护粤语而站出来，但不习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站出来”，在高凌飚看来这更像是“广东精神”：广东是一个靠移民发展起来的地方，这里的人从心理上更容易接受迁移，哪里更适合生存，他们就会选择到哪里去。
据不完全统计，广东省移民海外的人口总数已经占到全国的50%。
“如果制度好，谁愿意背井离乡呢？”黄艳对“广东精神”有自己的理解，不会说英语、喜欢吃粤菜的她更愿意生活在中国。
黄艳不愿意离开广东，高三学生张明也不愿意离开广东，可是，如果异地高考的限制不再放开，那个18岁的男孩或许真得回到那个陌生的故乡。
(文中张明为化名)
祖国应该没有异乡人
文／朱学东
·1·
1980年代起，我的故乡陆续有人离开赖以生活的土地，来到北京来打拼。
那个年代，故乡主要有三类人在北京打拼，且小有名气：裁缝、木匠、花农。当然，其他省也有，比如浙江的理发师和补鞋匠。每年春节，往返于北京故乡的绿皮火车上，这样的人挨挨挤挤。
这是那个时代的景象。
改革开放后，农村首先发生了变化，农民在侍弄好自己的责任田后，突然间发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闲暇。而城市里国有企业的第一波改革也开始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需要新的力量来填补，来服务。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出现了缝隙。社会开始活跃起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原本被困守在土地上的农民，机灵活跃者开始冒险寻找新的机会。他们抖抖索索地来到了陌生的都市，或投亲或寻友，慢慢地安营扎寨。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波计划外的自发的人口流动出现了，农村到城市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提供边缘性的社会服务，如保姆、理发、裁缝、木工、花农等等，他们的身影，让原本灰色的城市增添了亮色，活跃生动起来，他们成了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的那些裁缝、木匠、花农老乡，大多是这个时候进入北京的。这些人大多来自社会底层，文化不高，他们只是在城市里努力工作，并从心底默认自己就是异乡人。
那个时候，我恰好在北京读大学，浓重的乡音让我们在异乡相识。
当然，在北京的故乡人还有大学生和复转军人。不过，与裁缝、木匠和花农等自行到北京打拼的人相比，大学生和复转军人属于计划内调配安排的，自然过得比较安逸。
我那些裁缝、木匠、花农老乡朋友等等，许多人后来在北京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最后大多数还是回到了故乡。
“烟囱靠家黑”。我最初很不以为然，开玩笑时喜欢用故乡的这句土话奚落他们，意即他们有了些钱，宁可守在家里，也不愿意在外生根。
后来我才明白，是我错了。砌烟囱靠着墙才经济，而烟只能经由烟囱才能飘散到空中，而不致呛死自己。他们也一样。
“我们跟你不一样，你是吃国家饭的人。”我的老乡对我说。
不回去又能如何？我的那些老乡，许多人凭自己的手艺，超乎常人的勤劳和坚忍，在北京工作，打下了一番天地，有了自己的事业，纳税买房，甚至创造就业机会。但如果他没能娶一个有户口的北京媳妇，或者他不动用结识的关系去获取一个北京户口，在北京，他便永远无法落地生根，他永远是一个异乡人，连带他在北京出生的孩子。
在那个时代，没有北京户口，孩子上小学都是个大问题。
在计划体制下，权利是与户籍制度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没有自由迁徙权利的时代，没有平等分享权利的时代，人人都可能是异乡人，无法融入迁居地的社会生活。
·2·
1980年代过去了，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大学里单向分配变成了双向选择和自由择业。1990年代，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社会更加开放，整个社会再度活跃起来。传统的计划体制几近裂解，民营经济在全国大地上野蛮生长，外企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各种资本大量投向投入产出较高的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
一时间里，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大都市对人才和劳动力的需求迅速扩展，除了“孔雀东南飞”之外，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大学毕业之后选择了留在大都市。即使吃不上国家的饭，解决不了户口，他们仍然愿意留在大都市。因为毕竟大都市开放程度高，机会多，实现梦想可能性大。我的许多老乡学弟学妹们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成了“北漂”。
他们成为大都市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主要劳动力，以他们的才华，服务企业，服务社会，养活自己，成就梦想。
大都市的外地人中，受教育程度高者越来越多，外地人的转型，也伴随着中国快速向世界开放、接受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西风东渐，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文明及权利概念，随着资本和现代企业管理理念逐渐被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接受。
与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先行者不同，他们在温饱之后，开始关心精神层面的利益，关心起自己的权利来。
权利觉醒是个过程。
在传统的封闭社会中，人的所有权利几乎都依附于户籍制度。在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辅之以其他行政手段的强力推动下，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的权利待遇最后被默认为是应该的、自然的。
但受过的教育和现代文明启蒙了他们的权利意识。他们这些“异乡人”，不是城市的乞食者，更不是掠夺者，他们认识到，自己在大都市工作生活，成为现代城市的建设主体，承担了应尽的社会责任，理应共享现代城市发展的成果。
忍耐曾是中国人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但老一辈人的忍耐哲学，在新一代人中已经不再流行，至少已经非主流了。
这一代受过教育的“异乡人”，他们的见识已远不同于他们的前辈迁徙者。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是这一过程中最大的自我觉醒。原来习以为常或者默默承受的，现在成了问题，尤其是如今他们的孩子已经在自己客居的城市长大成人。
怎么办？
面对与户籍制度捆绑的权利缺失，少数成功人士选择移居海外，这从这些年的移民潮中也可见一斑；底层民众既不清楚也没能力为自己主张权利，社会上也缺少代言人，一如既往默受这种压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但那些属于城市新兴的中产阶层和受过教育的准中产们，在无路可走时，选择了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从最初的利益之争，逐渐转向权利之争，诉诸自己的权利，成为这种权利和平等观念诉求的主力军。
当下京沪等地出现的有关解决异地高考、自购住房车辆等呼吁，其实是上述问题的延续，既指向计划体制形成的户籍制度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这些 “异乡人”融入本地社会、争取平等权利的自发努力。
·3·
社会的这种变化，民众对权利关注，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也发现了。他们最初采取了最常用的解决方法，堵。但就像治水一样，只堵不疏，问题越积越多，风险越来越大。
回过头看城市发展的历史，开放才是活力和发展之源。堵防只会让城市渐渐失去活力。
渐渐地，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也不再只依赖“堵”招，开始在制度上相应作出了一些调整。
在北京、上海，基础教育不断向外地人开放。外地人上小学、中学，不再是个大难题。就在2012年的最后一个月，教育部要求各地拿出开放异地高考的具体方案。
但这些调整依然跟不上高涨的权利和平等观念。城市中产和准中产中的“异乡人”的权利诉求，既与传统的管制方式冲突，事实上也冲击了城市原居民享受的权益，让原居民产生了受损的紧张感。
事实上，损害本地人利益的不是外地人，而是这个国家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这既有自然差异，更有人为和制度因素。本地人的被剥夺感，更与矛盾的长期积累和权利意识的不明晰有关。
问题显得越来越复杂。
解决问题当然要考量现实可能性，不可能一步到位。但如果认为开放解决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以从前的不公平不合法的结果作借口，继续堵防，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既不合法，也与现代文明的权利和平等观念相悖，更可能给整体社会带来系统性风险。
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 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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