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进一步整合势在必行(图)

　　嘉

　　宾

　　乔阿奎·阿尔穆尼亚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欧盟竞争委员会专员

　　卡尔·凯撒

　　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前主任、

　　哈佛大学跨大西洋关系

　　研究中心主任

　　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

　　波兰外交部部长

　　于贝尔·韦德里纳

　　法国外交部前部长

　　皮埃尔 ·维蒙

　　法国驻美国前大使、

　　欧洲对外行动服务局

　　执行秘书长

　　乔阿奎·阿尔穆尼亚：

　　欧洲改革需要更多的肯定

　　欧洲正期待着从欧债危机中脱身。但问题是，我们真的已经在脱离困境了吗？诚然，要想脱离危机需要很多时间，但我们应该找到出口。我们仍然面临很多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处理危机的间接受害者，同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我们要面对来自本国国内尖锐敏感的声音。

　　如何摆脱危机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立场。如果站在欧洲民众的角度，你也许会说危机正在进一步加深。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正在努力地寻找最好的途径以摆脱危机，但在我们为此工作的同时，广大民众正承受着危机所带来的损失。此外，危机也对一些国家的国民经济造成了多方面的结构性破坏。

　　从外部因素来看，公众认为危机的根本源头是美国，指责美国金融体系是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公众认为美国这个一手引发了危机的国家并没有负起责任，也没有为解决他们造成的问题出一份力。

　　但当我们严肃地分析这个问题时，不能这样下结论。我们不断从各种来源获得信息和反馈，结合考虑经济的现状，但这些也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还必须投入其中去了解事情的发生发展过程。如果你去看看外部的评论就会发现：总有批评者担忧欧盟各机构难于做出决策，有时候批评者认为这些机构都是各自为政，各怀鬼胎；并且指责他们对于危机的判断也做得很糟糕。若没有一个正确的诊断与分析，就得不到正确的答案。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更乐观。决策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困难。但我们不得不克服各种困难来做出重要的政治决策，这种决策将不仅关注各国的财政状况，还要负责政府结构的改革。在金融行业的监管上，我们也必须做出重要的决策来推动机制建设。我们必须保证决策结果能够促进管理的效率。此外，决策过程中我们还要了解适应不同的金融工具的特点，这一点很有必要。

　　从欧盟层面来说，在经济改革项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要让自己不仅仅关注长期，也要为中期目标工作。在经济改革的问题中，我们必须尽力让各国政府分清好的决策与坏的决策。在未来的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里，我们要为此付出很多努力。我认为我们现在做得比危机刚出现时好多了。现在应经开始看到一点积极的迹象了。

　　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做出了很多牺牲，但并没有得到与之相符的具体的反馈与回报，这才是最大的挑战。

　　卡尔·凯撒：

　　欧洲需要建设共同防卫体系

　　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欧盟变革的基础在于整合一个核心集团，即欧元区。而德国在欧洲扮演着重要角色，包括整合欧元区，以及保证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所要具有的内部均衡与团结一致。

　　毫无疑问，这次危机十分严重。我想强调欧盟委员会刚刚提出的一点，就是对我们的工作所持有的态度。

　　对此我有两点要谈。首先，欧盟以外的公开言论普遍低估欧盟的前景及其拯救欧元的可能性。在我们这样的媒体环境中，这一点很少被报道承认。自欧债危机萌芽的五年来，一直有人预言欧元行将崩溃，而如今五年过去了，欧元并未消失。回首过去的两年采取的所有行动，其实这样的结果是不言自明的。德国议会目前已经批准同意了第四轮救助计划，而且这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发挥效果。前面的两次援助计划也克服了分歧。

　　将这些事放在一起审视，我们能发现什么？我们看到了欧洲作为一个集体，互助一致的精神再次涌现。面对危机，欧洲人能够专心应对，欧盟的每个机构也最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然而欧洲公众却没有对这一事实给予足够的关注。

　　其次，我们面对的困难也被低估，并且很少报道。一边是欧盟各国的团结一致，一边是民主政体下广大民众的意愿，我们不得不设法协调。这也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必须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若不能妥善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分歧，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真正想要帮忙解决问题的人，却比那些最初造成了问题和危机的人受到更多的批评和指责。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欧洲急需一场关于未来战略的讨论。我们的安全面对怎样的挑战？我们的根本利益何在？我们应该做什么，又应该如何做？2003年通过的《欧洲安全战略》距今已近十年，现在是时候进行一场新的讨论了。这样一场辩论也要求各政治力量和社会公众把注意力从欧元区的危机上暂时移开，思考更大更长远的问题。

　　我的观点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欧洲正接近一个世界范围内改变与危机的穹顶。这里我不是指非洲或中东，而是说我们的地区冲突、统一政体的崩卒还有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这个穹顶一直延伸到亚洲，在那里冲突的可能性可是真实存在的。

　　在20世纪初，欧洲积聚了新兴的经济大国和崛起的军事力量，随之而来的领土纷争，不断抬头的沙文主义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隔阂，这一切都成为欧洲冲突的根源。我认为如果欧洲人继续一味地专注于商业和经济策略以期舒舒服服地解决问题，噩梦就有可能重演。欧洲人也将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对于未来潜在的冲突该如何做出决策。

　　最后我认为并且希望欧洲能够建立起一个共同的防卫体系。预算在紧缩，这是实实在在的经济限制，此外还有政治观点和协作能力的限制。但是这里有一个所有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是，真的有必要使每个成员国都拥有完全相同的兵种编制、装备和战术吗？答案或许是不需要，不同国家的国防力量可以形成互补。

　　现在大家不可能没有顾虑，所以我们需要极大的努力来推进，形成共同防御机制。我认为德法应该起到重要带头作用，确保主要国家应该先行动起来，即使有其他国家暂时不愿加入。

　　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

　　欧洲不能总是指望美国

　　我们今后也许会在欧洲倡导一次能源价格的革命。在四五年前我们就初次提出能源安全的问题，现在，通过连接全欧的管网以及更健全的法规，欧洲的油价已经开始下降了，这将有助于我们工业的恢复。我们知道，低油价在美国走出萧条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再谈谈波兰和欧元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了，我们明确表示想加入欧元区，而且事情不只是这样。根据条约，我们在法律上也有义务加入。实际上，波兰是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员，只不过我们不是第一批欧元国，我们尚未发行使用欧元钞票。

　　但我最好坦率地探讨这个问题。波兰现在的状态，用外交语言来说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过去几年对欧元的糟糕管理极大地降低了民众对欧元区的信心。五年前，我们民调显示对于加入欧元区的支持率是80%，而且那时加入还不需要什么政治代价。现在只有30%的民众希望加入欧元区，而且我们还会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面对之后的不确定性，我们国家的央行也要先确定加入欧元区是否安全。

　　作为一个政治家，我已对波兰议会陈述了我的观点：加入欧元区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因为我们想要进入欧洲的核心力量圈，我们想成为决策者之一，我也相信我们正在向欧元区的体系迈进。但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整合的交叉口。

　　作为波兰的前国防部长，我也想谈谈共同防卫的问题。在欧洲军事控制中心的启动方面我们取得了小小的成功，但是我们失败之处在于没有更进一步去打造一个共同的总部。造成这个失误的原因主要来自各国国内的阻力，此外，也因为英国无法加入这个整合过程。

　　《里斯本条约》规定并列出了建立共同防御联盟的时间表，而我们已经在违背这个时间表。现在，我们早该开始在防卫领域展开持续的、有组织的合作了，但我们并没有做到。当条约不能被遵守时，就会有麻烦。我十分同意凯撒教授的观点，我们不能总指望美国。他们的国防也在削减。对于可能出现的危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然而我们却没有成套的机构或手段来应对，就像在欧债危机中那样，我们将会处于危险的境地。

　　最后我想引用意大利总理蒙蒂的话：联邦制在我们较少讨论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发生。首先我认为我们应该避免彻底的联邦制，因为这个概念在一些国家产生了误解，人们认为这意味着将永久地将部分国家权力让渡给联邦中央政府，显然对此大家都没有准备好。

　　我更愿意使用“政治同盟”这种说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到目前为止的各国政治运作不够成功，因为虽然大多数民众是支持欧洲共同发展的，但也可以找到为自己国家利益辩护的立场，从而对欧盟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现在，随着民众对欧洲（一体化）信心的下降，政治家应该承担起更多的建设欧洲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率会进一步下降，欧洲将重回国家主义时代，各国都将为此蒙受重大损失。

　　于贝尔·韦德里纳：

　　精英和民众间的分歧亟待弥合

　　让我们从整体层面看待欧洲问题。目前的危机之所以成为危机，是因为全球范围内重新进行的权力分配，权力可能在未来5~10年内向新兴国家转移，随着西方国家失去了对全球权力的垄断，权力的再分配造成了地区力量的不平衡。随着世界范围内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全球范围内的冲突在上升，虽然美国未来若干年内仍然是最有影响的参与者，但也无力提供全球范围内的问题解决方案。

　　问题的集中区域将会是在中东，以及亚洲的中国，即使中国已经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并有可能在短期超过美国。进一步说，即便是中美形成G2，也无法有效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更不用说世界范围内的其他问题。总的来说，当前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主导者的世界。.

　　我个人认为，欧洲应对这种变化的战略是一种负面的战略，没有整体全面的思维，虽然各国有自己的战略考量，但整体上并不自洽。欧洲缺乏在技术、政治甚至是军事方面的长远考虑，安全方面尤其唯美国马首是瞻。我们和美国、和北约的纽带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谈论自身的防御失去了意义。

　　我对欧元和欧元区的前景仍然非常乐观，所以我要转而谈谈欧洲的政策和政治的协调问题。欧债危机暴露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有义务来解决问题。目前危机中逐步浮现出了为欧元区服务的经济政府的雏形，只要个别国家不将自己的立场强加到其他国家身上，我认为这就是积极的方面。

　　目前来看，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目前，涉及这一领域的政策还基本处于空白，无法令人满意。欧元区应该有更为广泛的议程，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做一个有纪律性的组织，并监督成员国的行为。我们在公共融资领域需要通力合作，但目前以德国为代表的成员国的民众可能持更为现实的立场，所以对此我只能谨慎乐观。

　　我对政治方面不太乐观，因为在推动欧洲前进方面，精英和民众之间似乎出现了分歧。欧洲的政治家们已经从2005年之前法国、荷兰的全民公投中得到了教训，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也说，如果在德国进行全民公投，得到的答案也会是“不”。

　　但后来情况有所改变，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支持更紧密的欧洲和更进一步的一体化，但这只是精英层面的共识，大家认为需要更加联邦化，但对“联邦”的概念却比较模糊，这究竟是一个以德国为核心的联邦，还是弱化德国的联邦？对此并无一致意见。

　　目前我们谈论的加强欧洲一体化的联邦主义，欧债危机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进一步联邦化，也就是说，德国需要自愿为此付出，因此德国试图尝试一种可为自己掌控的联邦制。由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愿景，欧洲的联邦化和美国的联邦化并不相同。也许德国联邦制更近似于美国，而欧洲则有其特殊性。

　　随着危机的爆发和恶化，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变成了欧洲怀疑论者，他们从媒体报道中接受了那些对欧洲不利的言论。但我认为他们是可以重新变成支持者的，这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和不懈努力。

　　我们希望保全欧元区，我们希望能够进行进一步的一体化，这就需要各国公民重新订立一个契约。以往的条约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答案，所以作为少数派，我认为目前重新启动建立新条约的机制将会是重要的政治动力，那些要推动联邦制、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人们应该静下来想想，如何才能使一切成为可能，在联邦制中，谁将决定什么，各国的预算应该如何向民众公开，否则我们将永远得不到信任。

　　所以，要回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弥合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分歧，这个问题已经很难在现有的条约框架内得到解决。如果通过新的条约，我们能得到新的动力的话，欧洲的民众也许会说，好吧，这是我所理解的欧洲体系，是有利于我个人利益的体系，到那时，我们才能够顺利解决机制问题。

　　皮埃尔·维蒙：

　　欧洲一体化需有坚定信念

　　我想与大家分享几个我在欧洲对外行动服务局亲身经历的观察与思考。

　　第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事实是，有如此多的遍及全球的欧盟的合作伙伴向欧盟寻求支持，或是经济援助，或是外交干预，或是军事行动，或是财政支持。我们收到的请求的数量一直在上升，无论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联合国、非盟、阿盟等组织都包括在内。这说明了欧盟在全球事务中的位置和角色。

　　第二，尽管在成员国的外交行动和欧盟层面的行动之间存在着隔阂与困难。我认为这种互补性其实远大于隔阂，沟通也比通常传闻的要更有效、更顺畅。有时令我惊讶的是，即使成员国都有各自的利益以及自己的做事方法，但仍能就重要问题取得共识。

　　对我而言，虽然我们都认为各国对于巴以问题达成一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欧洲表现出了这种团结一致，对于各成员国间的互补性也是一种预见和肯定。

　　如果你也认同我刚才所说的两个思考，但对为什么我们还是做得不够多、不够好有疑问，那么就谈谈我们目前主要存在的三个问题。

　　第一，有关沟通。也许我们应该对于我们以往的成功经验进行更多的沟通。我们也确实有沟通，看看我们在非洲的行动，在索马里我们做了一些重大且有意义的贡献，以对抗猖獗的海盗，及帮助索马里政府的重建。虽然还是前路漫漫，但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再看看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对话，现在已经进入第三轮，正在逐渐步入正轨，虽然进程缓慢，但事情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以后我们还可以取得更多这样的成功，我确实希望如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成员国都在看着我们呢。

　　第二，我们应该加强推进和实施新的、更综合的解决方案，要将欧盟现有的各种机制和工具进行整合。最终我们要为欧洲对外行动服务局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一边是委员会，另一边是成员国。这是一种新思路，以前欧洲是没有的。这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还需要时间。

　　第三，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精力的东西，就是战略。在面对当今的问题时，我们有可能提出一些令成员国望眼欲穿的极富创新的思路，我想这是欧盟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所处的层面与成员国及欧洲相比有所不同，我们有着全新的视野和观点。

　　不管是我们都熟知的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缺陷、恐怖主义，还是当前我们面对的各种危机，我们必须站在未来三至四年的角度分析问题。在我们审视这些问题时，欧洲可以产生一些想法，并促使成员国一致向前探索。欧盟身上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在我们大步向前时，也将不断对其投入。

　　你们也许会惊讶，在今天这个探讨当今欧洲金融危机的场合下，甚至有观察员怀疑了欧元区的前途，却在我的发言中看出了对于外交事务的乐观态度。

　　我们却忘了一个事实，欧盟各国在外交上的密切合作已有逾四十年的历史，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共同积累了很多经验和策略，包括对于中东、非洲还有拉丁美洲等。这一点却被人遗忘了。我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在拥有的这种可能性，集思广益，和衷共济。

　　对我个人来说，如果要我提出一个结论，我会更进一步，促进欧洲的一体化，在目前阶段，与其说是关于欧盟各机构的改革，不如说更多是关于信心和对我们自身工作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