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中国安监系统有必要重新设计和改革

　　截至2月2日上午9时，连霍高速义昌大桥坍塌事故死亡人数上升至10人。当晚8时，义昌大桥坍塌事故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事故调查组发现的10名遇难人员身份已经确认，8台坠落车辆的信息（车牌号、大架号以及车主、司乘人员身份）已全部确认。调查组人员已赶赴陕西蒲城、河北石家庄等地，将大部分涉案嫌疑人员控制。剩下的工作似乎不多，来自事故现场的信息是，工作人员正用破碎机将垮塌的桥体分成小块。消防官兵已将百米外临时的营地帐篷收起，陆续撤离。营地附近的一块用警戒线围起的空地上，放着清理出来的车牌、背包等物品。而且因为下雨，事故现场泥泞不堪，除了几台正在工作的机器，留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寥寥无几。有关部门表示，现初步查明，这是一起严重违法生产、违法装载、违法运输引起的重大责任事故。连霍高速义昌大桥爆炸坍塌事故中的烟花爆竹，已被官方证实来自蒲城县宏盛花炮有限公司。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均有效合法。运输花炮的肇事车辆来自河北，据初步调查，事发前一天，该车装了约有600余件（袋）花炮后，由司机石某驾驶运输车辆离开蒲城。但发货单位以运输百货的名义进行运输，且运输车辆不是专用车辆。

　　至于事故原因，各种说法都有，先是说因为天气原因，后又说烟花爆竹运输车辆爆炸是因前方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堵车，后方发生追尾所致。据河南省公安厅宣传处工作人员介绍，驾驶烟花爆竹运输车辆的司机被“炸没了”，目前已经基本排除车辆追尾导致爆炸的情况，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由车辆追尾导致爆炸。三门峡市官方的说法则是，车辆所载烟花爆竹俗名为“雷子炮”，是一种大型非正规鞭炮。其威力巨大，事发车辆限载5吨左右，但实际装载雷子炮有几百箱，超过9吨。一车“雷子炮”，相当于1吨炸药。据悉，爆炸导致现场数百米外的数十吨重的货车从地面上弹起。而关于爆炸原因，该工作人员表示，爆炸可能由多种原因形成，但具体是什么原因，相关专家正在组织论证，“最终结果会在合适的时候披露。”河南省公安厅宣传处工作人员也并不认定“结果”，只是介绍说，从南侧桥梁受损的部位推测，爆炸中心位置应该位于坠落的桥梁中间的节点位置，但还需要专家考证。至于专家们的意见也不统一，有力学专家分析，因为运输烟花爆竹的车辆是封闭的，爆炸时对桥产生的冲击力会比较大。此外，爆炸位置刚好处于桥梁的中间节点位置，使冲击力发挥到最大，若桥梁内部的钢筋断裂，桥梁本身是很易折的。有爆破专家认为，基于北半幅的桥面和南北隔开的部分也被炸开了，说明当时是先爆炸，强烈的冲击波影响了北半幅路面的安全，是先爆炸后坠落。正因为如此，现场发现的遇难者多数是因为坠桥身亡。这位专家指出，“真正爆炸的力量并不太大。”桥台都没有损坏，关键是爆炸位置比较特殊，“这个地方一塌，整个一块就塌掉了。”义昌大桥是简质桥，简单来讲是每两个桥墩中间放一段上部结构，桥墩上部结构和桥墩紧密结合在一起，上部结构垮掉会把另一个桥墩也拉倒。王百姓分析，运载烟花爆竹的货车正好就停在这个节点位置上爆炸。从这一点来看，道路桥梁的结构也有问题，存在修正设计标准的必要。

　　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到，各种认定的结果是非常混乱的，甚至可以说没有结果，都是猜想。

　　我国是一个大国，各种环境管理的问题和压力非常严重、非常大，事故极多，影响动辄极大。最近的媒体报道指出，仅仅是交通事故，2天就发生了6起重大事故，造成了60人罹难。媒体认为，事故频发再次敲响运输安全警钟，但这其实也是媒体的猜测，从信息分析的角度，根本看不出“警钟响起”来了，事实是每年的情况依旧，甚至是更为严重。

　　作为智库学者，我认为这种情形与中国的安监体制也存在一定的关系。类似这些重特大事故认定，在国外都是需要经过相尽的调查，要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进行科学调查，调查结果也要广而告之，调查报告也要公布，这样才能唤醒社会的关注，也是制订后续管理政策的重要依据。现在的调查结果不可不谓是草率，很多事故刚过几天就有了“结果”，但仔细一看，其实是众说纷纭，各种可能性和或然性都没有排除，于是所谓的调查结果只是造成了更大的质疑声浪。更麻烦的是，大家在一片猜疑和压力之下，仅凭猜测就对嫌疑人进行了不明不白的“控制”，也是难以服众的，这些问题都显示我国的安监体制可能存在的问题，需要更为科学的顶层设计。

　　安邦建议，中国的安监体制应该做出调整和重新设计，安监部门应该设立重特大事故调查认定中心，应该集中一批专家团队，建立各种爆炸、化学、交通、采掘业事故试验室，专责进行重特大事故的事故调查和事故处理指导，做出应急反应，最后由他们统一在科学试验的基础上，形成权威报告。而各省级的安监部门可以与国家一级形成梯级配置，形成垂直的领导体制，而省级的安监中心更宜偏重应急反应和事故处理，在制度设计的基础上，由“专家”而不是“领导”作出有效的现场指导和处理。从GDP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发达国家，一个发达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在重特大事故处理上也应有大国标准，而不能像不发达国家那样草率。事实上，民航部门的事故处理就可以作为范例来实施有关计划，世界各国在这方面的规划和设计已经非常成熟，安邦的建议实际也只是在这一基础上的一种扩展。

　　总的来说，中国的安监体制要做出一定的调整，以大国标准来做顶层设计，适应复杂的局面。

　　作者：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