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欧阳晓红 近期国家外汇管理局（简称外管局）公布的国际收支数据显示，经常项目总顺差2138亿美元，同比仅增长6%；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1173亿美元，上年为顺差1861亿美元。
这一组数据颇为靓丽，因为其改变了中国持续了13年（1999年至2011年）的双顺差格局，转为“经常账户顺差、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储备资产微增”的新格局。
对此，国际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天时地利人和”。不过，这种趋势能否持续？
外管局相关负责人解释，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改革、外汇储备基本稳定后，如果经常项目顺差，必然形成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
此外，2012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度升值仅0.25%，这些利好因素则给予央行更多的政策空间，或许汇率改革的时间窗口已然打开。
14年首现资本项目年度逆差
“中国的经常账户余额趋于平衡；资本与金融账户则出现近14年来的首次年度逆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如此归纳我国2012年的国际收支特点。
张明的逻辑是，用目前国际通行标准（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率低于3%~4%就意味着不存在显著失衡）来看，2010年起至今，中国的经常账户余额已经基本趋于平衡。
其次，资本与金融账户在最近14年来（1999年至2012年）首次出现逆差。2012年，中国的直接投资顺差仍达到1801亿美元，这意味着在更短期限的资本流动方面，中国面临着将近3000亿美元的资金外流。从季度数据来看，除第一季度资本与金融账户面临顺差外，在2012年的后三个季度，该账户都面临持续逆差。
具体而言，外管局初步数据显示2012年，货物贸易顺差虽有所增长，但服务贸易和收益项目逆差扩大、经常转移顺差减少，经常项目总顺差2138亿美元，同比仅增长6%，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6%，较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
2012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1173亿美元，上年为顺差1861亿美元。除第一季度外，2012年第二至第四季度资本项目和金融均呈现逆差。此外，外汇储备增长大幅放缓。2012年，国际收支口径的外汇储备资产（剔除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影响）仅增加987亿美元，同比少增74%。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的储备资产增量创下最近10年来的新低。而2007年曾突破4000亿美元，即使在2011年也仍然高达3878亿美元。
一位外管局人士坦言，过去的一年，由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动荡加剧、国内经济增长减速，我国总体面临资金流出的压力。他解释，近期公布的银行代客结售汇和跨境收付款数据虽然显示2012年12月外汇净流入有所反弹，但这只是减缓了资本净流出的速度，2012年第四季度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逆差318亿美元，第二、三季度分别为逆差655亿美元和712亿美元。
但对于“国际收支从“双顺差”转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新格局，这位外管局人士认为，这表明我国国际收支自主平衡的能力增强，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方向，也体现了藏汇于民的成效。
不过，货物贸易顺差部分为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所对冲，外汇储备增长放缓，不会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利好方面是，“央行可以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根据经济运行状况和变化，保持合理的流动性，满足实体经济的合理资金需求。”上述外管局人士表示。
新格局可持续？
不言而喻，国际收支新格局来之不易。国际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天时地利人和”。
赵庆明说，我国过去几年一直在追求这种平衡。这其中也有偶然因素，去年前三季度的中国经济不被国际资本看好，人民币一度出现贬值预期。去年8月中下旬之后，贬值预期基本消失，但很快又转为升值预期。2012年全年升值幅度仅为0.25%，是自从2005年7月汇率改革以来的次低。
而这种周期性因素也是张明对国际收支新格局可持续与否的担心所在。令他感到困惑的是，如果国际收支再平衡主要由周期性因素驱动，那么随着周期性因素的变化，中国的国际收支完全可能重新失衡；而如果国际收支再平衡主要是由结构性因素驱动的，那么中国经济就有望实现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
其实，对于上述担忧，决策层也没有底。外管局亦意识到由于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主要是市场主体根据境内外利差、汇差等市场环境变化开展的“资产外币化、负债本币化”的财务运作所致，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因此平衡的基础尚不稳固。
“如果2013年国内外环境一旦向好，不排除还可能出现阶段性的资本流入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提出"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平衡"的任务，表明这项工作依然要常抓不懈。”上述外管局人士说。
但至少可以预见的结构性因素是，中国经济基本面显示，人民币不再具备大幅升值的基础。央行近日公布的《2012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简称《报告》）称，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使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正如张明分析，结构性因素之一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至2012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均超过30%。人民币汇率升值改善了中国的贸易条件，有助于降低出口增速，提高进口增速，从而有助于降低贸易顺差。
而“劳动力为代表的国内要素价格调整与服务贸易逆差与海外投资负收益的扩大”是其他的两大结构性因素。张明说，海外投资净负收益意味着中国这样一个国际净债权人在向国外源源不断地支付利息，这无疑意味着显著的国民福利损失。
诸如“国际金融危机的变化与人民币出现贬值预期”则是周期性因素。问题是，尚无从判断哪种因素的作用更强。这也昭示，2013年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像“以日本新一轮量化宽松为代表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可能改变中国面临的短期资本流动的方向。”张明认为。他预计中国将在2013年转为面临新一轮短期资本流入。
作者：欧阳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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