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应实施大规模减税计划 减轻穷人税负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近年来民众最关注的社会热点之一因为事关每个人切身利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前不久，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表示，要抓紧研究制定具体政策，确保制度建设到位、政策落实到位，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收入分配到底如何改革，也成为两会代表委员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近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是个系统性、制度性问题。新京报记者 郭少峰

　　现状

　　隐性收入非法收入比较突出

　　新京报：国务院转发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央政府对收入分配问题的认识和评估是怎样的？

　　迟福林：意见承认了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我认为，这对问题的估计还是比较清醒的，应该算是很客观的把握。

　　新京报：怎么解释这种“清醒”与“客观”？

　　迟福林：第一，收入不公的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现在要着力解决一些腐败的问题，探索中长期怎么解决；第二，现在收入分配差距尽管有所缓和，但是仍处于比较高水平；第三，由于制度的缺失，使得收入分配秩序在某些方面还比较混乱。这三个问题有共识，高层看得很清楚，也很客观。

　　新京报：其中提到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依然较大，这个“依然较大”到底有多大？

　　迟福林：现在基尼系数比较高，城市和农村收入差距都是在3倍以上。但趋势总体有所缓和，尤其是城市农村之间的差距有所缓和，两三年前是3.3倍，现在降到3.1倍，说明这种差距有所缓和和有所抑制，不过这种缓和和抑制还是比较小的，还是在一个高位上略有所下降。

　　对策

　　收入分配越公开透明越有利

　　新京报：收入分配也是一个系统性和制度性问题，你认为哪些制度性的东西导致现在秩序不够规范？

　　迟福林：影响收入分配是结构性的问题，既有初次分配，也有再分配；既有制度性的安排，也需要政策性的调整，像户籍制度改革也涉及其中。

　　新京报：户籍制度的影响主要是哪些方面？

　　迟福林：户籍制度的问题关乎着大家能不能公平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户籍制度最大的影响是进城农民工不能够公平地享受再分配，在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上存在差距。他们要自己花钱才能有公共服务，这个差距事实上已成为影响人们实际收入水平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新京报：国务院转发的这份文件中提到，隐性收入和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依据你的研究和评估，有多突出？

　　迟福林：当前灰色收入在一些领域依然存在，引发的矛盾日益突出，这是要承认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建立基础制度，而收入分配的基础制度缺失是一个现实。

　　毫无疑问，收入分配越公开，越透明，对改革越有利。未来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要以公开透明为基本要求，进行各种制度建设毫无疑问是一个大趋势。只有公开透明了，才可以使收入分配领域的基础制度有效运行。

　　如果不能构建起公开透明的基础制度，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就难以有效落实，也会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此外，如果收入情况不摸底，财富分布不清楚，数据体系不完善，都会影响改革的方向及相应政策和效果。

　　新京报：这方面该做哪些努力？

　　迟福林：我建议首先应尽快建立完善的基础数据信息体系，加快居民个人收入记录和统计，争取尽快覆盖所有的城乡居民；其次是加快建立规范的现金管理制度，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包括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完善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报销制度等。

　　实施大规模国家减税计划

　　新京报：国企高管薪酬以及员工福利都会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在未来收入分配制度设计上应该有哪些大的突破？

　　迟福林：收入分配方案已把这个提出来了。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在国企内部，也提出要缩小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此外，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将这部分收益主要投入到民生领域，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如果在未来5年能将这一比例提高到25%左右，将会产生数万亿资金，大大弥补养老金的缺口。

　　新京报：税收被视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目前的税收体制还需要哪些改革来促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迟福林：税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凸显。税收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既有个税的问题，也有企业税，还有资源税、遗产税等方面。中国必须根据目前发展情况，对税收有一个全面的、结构性的改革和调整。

　　新京报：那你觉得这方面可以怎么作为？

　　迟福林：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实施大规模的国家减税计划。一方面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等方式，减轻中等收入人群的税负；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减税，通过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更多人就业，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未来7年，尤其要有效控制财政收入过快增长，有效控制行政成本过快增加，使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明显提高。

　　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

　　新京报：今年你提出了一个有关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为什么特别强调“中等收入群体”？

　　迟福林：十八大报告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现在这个问题在于居民收入倍增有可能的情况下突出的矛盾在哪里？可能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偏低，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只有23%左右，如果十年以后中等收入群体还是30%以下，即便倍增计划实现了，那还是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基础上的实现，这不应成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居民收入倍增的实现。只有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了，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才有意义，才能使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小，实现建立橄榄形社会的大目标。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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