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国有经济比重越高 法制水平越低

　　编者按/十年时间，中国国企的改革关键词由“脱困”变成了“做强”，但这也引发了社会对国企改革路径、功能地位的广泛讨论。

　　在中国新一轮政治经济周期开启之时，《中国经营报》围绕国企改革的路径，编发一组稿件，期间既有“民营化”的见解，也有内部深化改革的论道。我们相信，无论何种方式和路径，国企都是中国改革绕不过的命题。

　　对于中国最庞大的经济主体——国企，未来如何进行监管，形成更加完善的国企国资监管体系？国企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哪里？这些核心话题都成为正在召开的两会中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中，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经济学家陈志武认为，国企的利益必须民有化，否则不管是反腐败还是收入分配改革或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没有办法实现。

　　《中国经营报》：有观点认为，国企改革是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如果国企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反腐败等都难以高效推进，你怎么看待当前的国企改革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作用？

　　陈志武：当前国企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很多，比如国企带来的资源浪费，如果没有国企，政府的很多权力部门就没有经济基础去腐败，去利用国企的资源做他们的私事，政府部门管制的这些金融资源和审批资源太多，这样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条件，给有权力的人提供了特别的发财致富的机会，但是对一般老百姓则不是这样，这也造成了收入分配的扭曲等。 因此，我认为，从很多角度来说，国企的利益必须民有化，否则不管是反腐败还是收入分配改革或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没有办法实现。

　　《中国经营报》：国企的改革应该从何着手？或者说路线图在哪里？

　　陈志武：国企改革之所以非常关键，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

　　第一，国企的利润和产权的升值到底应该由谁来享受，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由此衍生出的是国企的经济模式也必须要调整，否则整个社会有限的经济资源、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就会非常低，因为未来银行体系的呆坏账的不断出现会对中国经济制造更多的麻烦，而只要国企继续是中国经济的主角，因为国企掌握的资源过多，整个经济对投资的依赖以及企业对投资的过度偏好就会继续下去。

　　我曾经做过很多研究，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有经济比重越高，民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敏感度就会越低。在全球七十几个国家中，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增长的速度就会越来越慢。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考虑两个极端的现象，一个经济体完全是私有的，另一个经济体完全是国有的，那么在私有的经济体中，个人家庭和私有部门能够消费的财富会随着经济的增长通过两个渠道来增加：一是工资收入会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这是中国也有的情况，尽管我们看到中国老百姓的工资收入增长近二三十年总体来说是赶不上GDP的增长速度的，但大致这个渠道在中国还是有的；二是资产的升值，比如在中国，随着GDP的连年增长，土地的价值增长很多，房地产业和工业经济的发展都使土地增值很多，因此企业的产权价值也增长很多。比如在美国，产权和土地价值的增长速度一般是GDP增长速度的两到三倍。

　　在私有制下，土地价值的上升、企业产权价值的上升都会变成私人财富，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劳动收入增长的速度，相比之下，如果一个经济体中所有的土地和产权都是国有的话，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只有通过劳动收入的增长来增加，这就造成了在中国，我们总是说经济增长要保8，而对于美国来说，只要有3%、4%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所呈现出的欣欣向荣的程度跟中国9%、10%的增长速度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1998年、1999年美国互联网泡沫达到顶峰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4%左右，这跟土地资产的所有权安排是息息相关的，也是美国不需要太高的GDP增长的原因。

　　如果中国经济未来能打破所有制的障碍，哪怕未来只有6%、7%的经济增长，也同样能通过工资的增长和资产的升值、土地的升值给老百姓更多的财富，更充分地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这样也可以使民间消费更快地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国有资产民营化的改革以及土地私有化的改革可以做到这一点，进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民间消费也就水到渠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太多决策层的官员和他们的智囊并没有意识到，根本的障碍就在这里，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这方面改革必须要进行，不然中国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必然会继续下去。

　　第二，国企改革必须包含的内容就是要重新考量过去十几年国资委所倡导的把央企做大做强的思路。当前，尽管国企的数量越来越少，但规模越来越大，很多央企染指了与其主业不相关的行业。

　　有很多的研究表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公司现在越来越专业化，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的国企正好是往世界潮流相反的方向走，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沪深300指数中的上市企业平均跨越的行业板块数在2000年年初是2.6，2010年则在2.9左右，说明国企的经营不仅没有向专业化深化，反而越来越泛。

　　事实上，我认为一个企业最擅长的最多是两个行当，因此，国企未来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分拆掉与主业无关的一些经营项目，向主业回归，以这种方式改变国企效率低的局面。

　　第三，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制运行，我也做了很多研究。以各个国家比较的话，研究表明，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法制水平就越低。从中国自己的数据来看，只要有国有企业存在的行业，行业的公平性竞争就会越差，因为国企背后的股东既有立法权，又有执法权和行政权，国家机器给国企提供了大量支持，有些国企甚至参与行业的立法等，这些都导致行业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

　　很多人说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只要存在真正的市场竞争就行。但是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对，因为国企和民企天然是不对等的，平等竞争的概念在逻辑上就是难以自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要真正进行改革，要真正建立市场经济的原则，必须对国企进行改制。

　　第四，事实上，当前各级行政机构，包括各级人大没有哪一家对国企上缴利润的行为能进行真正的制约。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民利益的代表，从来没有对国企进行过听证或者问责，国资委在大的框架方面有些监管，但基本上国企的巨额盈利如何分配是不受制约的。

　　改革的方式可以把国资委转变成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公司，其股份均分给全国公民，可以自由交易买卖，把全民所有制里面的所有者从虚的、不存在的变到实际存在的，落实到13亿中国公民每个人的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只不过把这些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产权所有者给具体明晰化，具体落实。按照我的另一个说法，是把这些所有者真正给请出来，知道谁是所有者。最理想的情况是国民权益基金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可以由13亿老百姓，也就是基金持有人或者股东决定，可以通过投票权选择、换掉或者是聘任新的董事会成员等。这样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全体国民可以从国有企业的分红中得到好处，也可以对管理层进行市场化的约束，这样的方式不仅全国性的国有企业适用，也可以推行到省一级的国有企业中去，当然这需要更细化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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