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谈农业革命新挑战：劳动力减少 环保压力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快速城市化进程，农业劳动力占比从改革初期约70%下降到目前35%上下；同时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在中国几千年农业史上堪称一场革命。农业革命有效保障了中国十多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并构成中国大规模城市化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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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农业革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30多年来主要农产品产量不同程度地持续增长。粮食、棉花涨幅较低，共增长1-2倍；水产品涨幅最高，增长10多倍；油料肉类涨幅居中，增长5-6倍。

　　2004-2012年粮食产量“九年增”，既是中国新时期农业增长成就之一，也是农业革命表现之一。不过具体看“九年增”这一前所未有成就的背景条件之一，是此前五年中国粮食产量前所未有地持续下跌，这又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空前规模过量库存存在联系，因此，我们需要客观理性地解读“九连增”现象发生的根源及政策含义。

　　第二，农业和粮食平均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以1978年不变价增加值衡量年均劳动生产率，2011年为1688元，是1978年362元的4.66倍，改革开放时期年均增长4.77%。1978年每工日平均产出6.65公斤粮食，比1953年9.2公斤下降近三成。2003年每工日粮食产量31公斤，年均增长6.35%。2011年达到61.1公斤，2003年到2011年间年均增长率达8.84%。

　　第三，主要农产品平均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过去30多年13种主要农产品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均值7.1%，最高是鸡蛋约10%，最低苹果3.5%。4种粮食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7%，最高是小麦8.1%，最低是稻谷6.3%。

　　第四，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边际劳动生产率指的是在特定劳动投入水平上追加投入一个单位劳动力带来的产出增加量。以1978年不变价农业增加值作为衡量指标，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从1978年110元上下增长到2011年527元，年均增长近5%。粮食边际劳动生产率从1978年每个工日0.92公斤增加到2010年增长到8.13公斤，年均增长约7%。

　　第五，在粮价周期波动方面，谷物不变价经历了明显周期波动，但在整个时期没有趋势性大幅上涨。具体表现为2011年每公斤均价为0.58元，略低于1980年0.60元。这样的特点反应了农业生产供给系统在过去30年大体平顺支撑结构。

　　第六，过去30多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累计转移约2.2-2.5亿人。如果加上城镇人口新增劳动力就业，非农就业总增量就达3.7亿之多。与OECD国家过去一个多世纪农业劳动力平均占比从53%下降到10%相比，中国该占比值从改革初约70%降到2010年35.6%。

　　上述变化构成农业革命整体演变的不同侧面表现，最有实质意义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如马克思所言：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劳动生产率提升，才能在改善不断增长人口总量膳食结构同时，还能支持越来越多农业部门劳动力转向非农部门。中国当代农业革命的基本特征事实，与简单经济分析常识高度吻合，与农业部门生产率不变前提下“农业无限劳动供给”的刘易斯传统二元结构基本理论假说其实并不一致。

　　当代中国农业革命主要是三个方面驱动因素的结果。首先是“政策好”与“人努力”。政策好是指改革计划经济时期错误体制政策，实行符合经济规律和农业经济特征要求的政策。改革建立以确认农户自主产权为本质内容的家庭承包制土地制度，由此构建适应农业经济规律和特点的农村微观组织架构。放开价格管制，鼓励要素流动，允许和培育农产品市场产生和发展。

　　降低直至取消农业税负，重视农村教育以开发和培育农业劳动力资源。大幅增加了农业财政支出：1990年到2010年农业财政支出（支农、基建、救济等）从308亿元增长到8130亿元。市场取向的农业改革政策，加上中国农民整体勤劳努力与聪明善学的优良素质，善于通过“干中学”提升人力资本，构成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关键条件。

　　其次是农业科技进步与现代投入大幅增长。中国农业科研投入持续增长，科研机构内部经费支出从1989年大约20亿元增加到2010年大约200亿元；高校R&D课题投入经费从2001年的不到1亿元增加到2010年大约30亿元。

　　1978年以来中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从不到6亿多亩增长到9亿多亩，农业用电量则增长了几十倍，化肥尤其是复合肥使用量大幅增长，农用薄膜覆盖面积达到3亿亩左右。2004年以后大中型农业机械增速大幅提升。

　　再次是全球化开放环境的助推作用。开放政策与开放环境引导中国农业生产和贸易结构转型，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农业产出效率。农业进出口从1981年110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约16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9.3%。出口以水产品和园艺品增长较最，进口以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为主，与中国农业要素禀赋和相对成本结构特点具有一致性。虽然近十年来中国农业贸易逆差较快扩大，但开放发挥比较优势对提高农业效率和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革命在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与改善膳食结构同时，还直接与间接对中国长期增长做出显著贡献。整个改革时期农业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的年度平均值约1个百分点。另外农业革命支撑的劳动力转移具有间接宏观增长效应。

　　根据广义奥肯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农业劳动力转移之间定量关系估计结果，劳动力转移对宏观增长贡献在整个改革时期简单年均值超过2个百分点。随着结构转型持续推进，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2020年有望降到约25%，2030年将降至14%以下。“退出”和“转出”将是决定未来农业劳力占比下降的两大最重要因素。

　　未来中国农业持续增长面临多重挑战。一是现代投入增长推进农业革命的同时也带来各类环境污染压力，包括化肥残留，残膜白色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二是食品安全新挑战包括三聚氰胺，瘦肉精，苏丹红，孔雀绿，地沟油，毒豇豆等。如果说传统粮食安全主要解决“有没有吃的”问题，新一代食物安全则要更加重视应对“有东西敢不敢吃”的问题。三是农业劳动力老化挑战。农业劳动力年份分布从1990年“下宽上窄”的“金字塔形”，已快速变为2010年“腰身粗壮”的“圆葫芦形”。

　　面临劳动力“量减年老”和环保压力趋势上升等限制，中国需要持续进行制度创新发掘农业增长潜力，并在更高水平上借助技术进步与现代投入增长效应以持续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最终完成农业革命的历史使命。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卢锋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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