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叔侄奇冤”昭雪，历史如何不再重演

　　亡者归来，真凶再现。这种荒诞的词汇组合，已非第一次出现在国人面前。

　　这次，还是真凶再现，不过是以DNA的方式本案关键证据DNA，张氏叔侄一开始就对不上，但对得上的“真凶”勾海峰，也已于2005年因另案伏法。从时间上推，与张氏叔侄被冤入狱同时发生的，则是“真凶漏网再杀人”的惨剧。

　　又是一起无辜公民无端遭遇构陷的刑事冤狱，办案机关手法之雷同，不禁令人后背发麻。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赵作海案、佘祥林案，包括此次的浙江叔侄被冤入狱，几乎如生产流水线般被制造出来的冤屈，被镶嵌在时间里的公民个体遭遇，考问着冤案终结机制的生效问题。如本案律师朱明勇所言，在案件侦查环节，刑讯逼供阴魂不散；在证明标准上都没有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证明被告人的清白，只能依靠“亡者归来”或者真凶浮现。

　　或者说，这本就是不该发生的构陷。而今，以司法机关“主动纠错”的方式，张氏叔侄终得昭雪，但在这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又有多少次足以纠错却被忽略甚至被刻意放过的改正机会？媒体盘点本案那些被错失的机会，能细数的便不止七次：包括本案一开始就物证奇缺，包括从始至终都对不上的那份DNA鉴定结论，包括在本案办理过程中被跨省启用的“狱侦耳目”手段，甚至包括被拖了许久才艰难启动的复查程序(在关键证据已锁定、案情已基本明了的情况下，也还是走了一年多时间)。阻力在哪里？整个司法流程中，谁在掩盖和遮蔽那些足以让案件及早纠正的机会？

　　因为本案的无罪宣判，2006年的一期央视《第一线》节目被网友狂转，这期节目隶属于“浙江神探”的系列报道，名为“无懈可击聂海芬”。节目大篇幅讲述时任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在参与侦破张氏叔侄一案中，在未找到任何强奸物证、口供矛盾重重情况下，如何“毫不气馁”，通过“突审”让“惊魂未定”的嫌犯交代，如何从细节入手获得“无懈可击”的证据。昔日不吝笔墨所描绘的正面宣传，个中细节现在读来却令人毛骨悚然。原本无罪的公民，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突审”，其“惊魂未定”的心理防线又是如何被突破的？更遑论本案的关键性无罪证据，被收集却刻意不被呈堂，经辩方追问后呈堂却又遭法院轻易排除。

　　疑罪从无，四个沉甸甸的汉字，置于煌煌法典，但在现实操作中却是举步维艰，越走越难。一个常用的变通处理思路，就是所谓“疑罪从轻”。张氏叔侄的十年冤狱，也算是“疑罪从轻”了。一审死刑、无期，到了二审变成死缓、有期15年，彼时的判决书惜字如金，轻判的理由被表述为“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发现案件有疑点(可能是致命的证据缺陷)，却不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而以某种暧昧的操作手法，权且留人一命，这甚至在一些场合被频频认为是“体制内良心”的发现与坚守。但“疑罪从无”的实质，从来就是有罪推定，是在有罪推定的幌子下对公民自由与权利进行讨价还价式勾兑，以照顾侦、控、审三方异化的“兄弟单位”情愫。

　　“冤案何以产生”？2013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高院院长齐奇表示，“刑事上的冤错案件，基本都与刑讯逼供有关”，而从本案翻盘的艰难历程观之，所涉因素却可能远远不止一个刑讯。3月20日，浙江省检指派出庭的检察员对这桩“叔侄奇冤”做了如下的“综合性意见”：“正义虽然迟到了，但不会缺席。正义就在眼前，历史不会重演。”此刻，或许该问的是：需要怎样的刚性制度设计与司法制衡安排，才足以支撑人们对“历史不会重演”的起码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