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中的亚洲方向

　　“历史证明，金融危机通常能够改变金融行业格局。这一形势通常能够突显出资产负债表的重组，一个更强而有力的监管制度，并且对银行业的数量重新洗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日前闭幕的法兰克福金融峰会上表示。

　　“后金融危机”时代总是有精心布局 的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相伴，近5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也不例外。目前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进程正从决策阶段步入实施阶段。

　　在全球金融格局中，亚洲无疑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面对这场金融监管改革浪潮，亚洲国家又将如何应对？

　　全球监管：改革进行时

　　出现问题—金融监管改革—再出现漏洞—再改革，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惯例。而一系列的改革促成了今天的全球金融监管基本框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原有国际组织与后来新成立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金融稳定论坛、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构成。目前这些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正在为处于此轮“后危机时代”的全球金融监管发布新的改革方案而奔忙着。

　　安永大中华区银行及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蔡鉴昌表示，G20金融改革的实施正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推进。虽然改革的整体框架似乎已经确定，但是在国家层面如何实施相关监管法规的诸多细节尚未最后确定，包括《巴塞尔协议》、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及欧盟《资本要求指令》等监管法规。

　　虽然如此，但就如拉加德所言：“全世界包括欧洲在内的决策人和调整者为全面改革的议程进行了精心的布局。许多个开夜车的夜晚只为协商而使规则达到一致认同。”

　　根据安永及普华永道的报告，全球金融改革的新动向包括：针对资本充足率的全球改革大部分已完成，其中包括《巴塞尔协议2.5》规定的交易账户改革、《巴塞尔协议》关于资本水平和定义的改革，以及更改《巴塞尔协议》中的风险加权机制，特别是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提出了新要求。目前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各国对于《巴塞尔协议》中资产账户的风险加权方案运用的初步审查；在关于影子银行的磋商中，FSB正在细化关于有价证券和回购债券协议、不同于货币市场基金（MMF）的影子银行实体、包括基金经理和投资基金在内的建议；国际保险监管协会（IAIS）正在推动发布一项旨在鉴定非银行的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磋商方法，这项方案有待在2013年下半年施行。

　　金融监管的改革自然取得了相当的进步。拉加德表示，美国和欧洲银行已经大幅提高了他们的资本比率。在2007～2012年间，欧洲信贷机构的数量下降了5个百分点。20家银行有待解决，60家银行已经进行了深度重组。但依然“尚未达到建立起一个更加有力的系统机制这一要求”。

　　不过，努力还在继续。FSB计划在2013年上半年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组织一次研讨会，用以分享在执行金融改革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亚洲方向：不照搬，重创新

　　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较为集中的亚洲地区，正在全球金融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而经历过1997年金融危机的亚洲，自然也经历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后危机时代”，日本2001年设立了统一的金融厅，2006年制订了《金融商品交易法》。韩国1998年成立了统一的金融监管委员会，2007年7月通过了《资本市场统合法》。

　　虽然经历改革，且亚洲地区在近5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并未受到像欧美那样严重的影响，但相比欧美，亚洲各国的金融体系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也仍然有其“脆弱”的特点。金融专家认为，和欧盟这样的区域经济体相比，亚洲经济体缺乏一种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在国际金融交易中需要依赖美元或欧元；另外都有较高的储蓄率，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且政府对经济及金融的主导作用较为明显。

　　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条重要反思是欧美金融监管过分强调市场自由，金融危机过后，全球金融监管普遍变得严格，这点从巴塞尔协议的“增厚”就可以看出。尽管如此，相对于欧美国家，目前亚洲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导致其金融工具对于国际资本缺乏吸引力，也削弱了亚洲的金融定价能力。大多数亚洲国家对于金融系统的管制过于严格、金融创新不足是被普遍诟病的问题。

　　日本前首相、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去年年末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亚洲金融产业应更具开放性，而不是关闭门户。他认为，亚洲金融体制需要更多革新和良好的监管，而不是过度监管。

　　不过，“良好”的金融监管并不意味着亚洲国家应该照搬欧美国家的“套路”。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在去年11月召开的亚洲金融合作会议上称，在金融监管领域，亚洲有其独特性，很多国家受政治影响很大，需要个性化定制适合国情的监管机制，而不能照搬美国经验。

　　同时，尽管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对金融创新影响巨大，但中国投资公司监事长金立群认为，金融创新仍是亚洲金融业努力的方向，要吸取美国教训，但同时金融创新不能“因噎废食”。“金融创新如同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速度太快固然危险，太慢了也不行，关键在于度。”

　　另外，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亚洲国家需要在全球的金融监管改革协作中争取主动，加强相互之间的货币与金融合作，共同应对外源性的系统性风险。

　　中国选择：分业还是混业？

　　亚洲几个重要经济体采用的是不同的金融监管结构。韩国和日本采取的是整合模式（混业监管），中国采取的是机构模式（分业监管）。

　　但随着平安集团、光大集团、中信集团等一系列综合金融控股集团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综合业务的发展，金融机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尽管中国混业经营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已经面临着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难题，既容易出现监管漏洞，也导致监管重复，更有可能形成监管套利，风险互相渗透。因此，关于混业监管的讨论越来越多。

　　中编办副主任王峰在今年两会期间表示：“ 拿不准。怎么办？咱们就稳一稳，看一看，看准了再动这块。”他表示，现行的金融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过渡“究竟怎么动，还要有一个研究和实践的过程”。这也意味着中国“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还将持续一段时期。

　　有专家认为，鉴于混业模式会带来宣示效应，可能过度激励综合经营发展，加剧中国金融体系风险；体制变迁需要付出巨大的显性、隐性代价，但如果综合监管实施不到位，仍然无助于解决旧有的问题。因此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实施综合监管的条件，也没有必要急于过渡到综合监管体制。

　　也有专家表示，混业经营是中国金融机构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混业监管也将是必然的趋势。不过，目前实行混业监管还为时过早，现阶段应该着力加强监管协调。

　　作者：杨倩雯 胡初晖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