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波斯金：为什么要整合？

　　斯坦福

　　放眼全球，关于是否需要、何时、怎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削减巨额预算赤字和主权债务重负的激烈争论正在导致决策者和公众之间的分裂。截然相反的支出、税收、货币以及监管政策和方案正在增加。整合（预算）还是不整合，这是个问题。

　　政治左翼叫嚷着要求更多支出、提高高收入者税收、推迟财政整合。比如，经济学家兼《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建议等上10—15年。（同样是这群人中的许多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同样的理由反对美联储成功的反通胀政策。）政治右翼则要求通过削减支出实现更快的预算削减。

　　在欧洲，包括欧洲央行在内的决策者要求重债国实行整合，但在谈判中态度颇为灵活；不过选民拒绝了这一要求最新的例子是意大利。在美国，共和党建议通过改革福利支出和税收减少免税、减税和豁免可以补偿个税和公司税（税率为35%，经合组织中最高）税收收入的减少在十年内实现预算平衡。

　　美国参议院中的民主党人则建议在十年的时间里增税1.5万亿美元（在1月上旬达成的6000亿美元增税计划基础上）、增加1000亿美元（众议院民主党的计划是这一数字的两倍）的新刺激支出以及在长期略微减少支出。他们的税收改革路线图意味着减少富人和公司减税额，他们的税率不再能够削减。

　　刺激与整合，成本收益几何？减支和增税的最佳组合又是什么？

　　经济学家都同意，在充分就业时，增加政府支出会挤出私人支出。认为非充分就业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能快速起到提振效果的凯恩斯主义模型表明，增支效果会很快由正转负。因此增支必须嗑药一样反复使用才能维持经济高增长。这一策略让日本背上了世界最高的债务/GDP比率，而几乎没有得到好处。

　　诚然，最新的研究表明，当经济陷入长期深度衰退，而央行已将短期政策利率降至零水平时，增加政府支出能有效地暂时增加产出和就业。但同样的研究还表明，在很多环境下，政府支出乘数很小甚至为负，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迅速衰减。

　　这些环境包括哪些？第一，高债务/GDP比率，同时利率较高妨碍增长时。类似地，在扩张期，增加政府支出更有可能挤出私人支出。转移支付和非军事采购支出这类支出不易削减，或从海外获取成本更低（比如美国2009年财政刺激中的太阳能面板和风力涡轮机）也容易产生较小的乘数。此外，当经济的汇率变动灵活时，如果政府支出推高了利率，货币将会走强，导致投资和净出口下降。最后，增加政府支出的效果可能因人们预期一旦央行退出零利率下限就将出现增税（导致他们削减当下支出）而被抵消。

　　这些情况在如今的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都适用。它们与糟糕的设计一起，可以解释为何美国2009年的支出需要耗费好几十万美元才能创造一个就业岗位。

　　最新研究还揭示，自二战以来，经合组织国家的成功财政整合定义为同时实现预算稳定和避免衰退平均实际减支-增税比为5—6比1。减支，特别是福利和转移支付的削减远没有增税容易引发衰退。不幸的是，在最近的许多欧洲整合中，增税才是主导，包括上周塞浦路斯的援助方案。

　　当然，谨慎点不会错，以免夸大了短期整合的好处。毕竟，当前美国和欧洲经济体与其他战后国家在诸多重要方面大相径庭规模、多国同时实施紧缩、已经很低的利率，以及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

　　但是，除了深度衰退情形，凯恩斯主义所宣称的推迟减支是避免伤害经济的必要手段的观点充其量只能说有待商榷，并且会导致唯一控制支出的时机只有长期繁荣这一推论。而巨额赤字和高债务水平会拖累长期繁荣前景。此外，由于存在预算的政治经济学和不可能将一时立法与未来立法绑定在一起，可信地随着经济复苏逐步减支绝非容易的任务。

　　更糟糕的是，推迟和增加赤字和债务的成本是巨大的。比如，在不对美国福利项目做重大改革的情况下由于受益者人均收益额的增加和人口老龄化，其规模将出现爆炸性增长下一代人的生活水平将下降20%。

　　最可靠的改革是结构性改革比如提高退休年龄、改变福利模式而且一旦实施就难以改变。仅仅为预算削减设置金钱数量目标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一目标很容易修改以避免政治痛苦而削减也将就此撤销。

　　如果有及时的短期刺激有助于提高产出和就业，其长期成本又较为合理，那我举双手赞成。但证据表明，高效的财政政策基本上只有理论可能，即使是在利率处于零下限时，这是拜重重政治约束所赐。尽管整合也许意味着一些短期成本，特别是在衰退之时，但拖延整合的长期成本是巨大的。逐渐推行可信的整合计划是最理想的情况，但整合无论如何必须推行而且主要手段就是控制支出。

　　迈克尔波斯金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9—1993年任老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作者：迈克尔波斯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