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改革要有正确方向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重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已经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了。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方向只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制定改革重点、方案，以及总体规划，第三步就是要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那么，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一步阶段，第二步、第三步的阶段难度也许一个比一个大

　　近些年，经济社会中各种矛盾越来越多，而且正在激化，面对这些矛盾，如何解决？看起来大概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路线向前进，建设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或者叫作规则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这是顶顶层的设计，是一种大的设计。另外一种意见是从本世纪初渐渐发展起来，而且近年来在社会上、在民间渐渐形成的一种顶层设计思路，开始叫做顶层共识，后来叫作中国模式。有的学者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按照有的学者对东亚国家的说法，叫做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就是用强势政府、大国企、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的增长。这两种观点、两种方向、两种顶顶层设计在过去几年中有激烈的争论。

　　我认为：中共十八大的最重大的意义，就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顶顶层设计中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正确的方向，正如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当然，不仅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内容，而且包括建立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样的内容。

　　重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已经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了，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只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制定重点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步就是要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那么，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一步阶段，还有第二步、第三步的阶段，难度会一个比一个大，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把注意力放到第二件事情上，就是如何布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整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要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的建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十二五”规划，它是针对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市场经济非常复杂，非常精巧又非常巨大的一个系统。

　　改革是不是能够边设计边施工，我们过去习惯这种做法，而现代市场经济可能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体系，这就很难边干边想了。有人讲，经济工作会议最近也说了，允许摸着石头过河，我一琢磨，为什么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说得积极一点，就是鼓励基层、地方的制度创新，不能禁止压制基层的创新。可是，这种创新一定要在一个大的目标，大的方向下进行，比如说，这种创新是不是加强所谓中国模式？是不是加强强势政府，是不是加强海量投资搞项目，以此来提高GDP的增长速度呢？如果是这样，这就有问题了。其实，这几年来，中国国内地方有好多创新是很有意义的，比如上海市发起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还有广东简化工商企业注册手续，清理审批制度，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基层创新，这种创新为什么有价值？就是这些创新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个大的框架下进行的创新。

　　市场经济是一个大系统，这就决定了改革创新设计不能够以各个子系统各自为政，然后拼起来变成一个体系，这样的体系是无法运转的。举例说，十年前搞电子政务，结果是各个机关，各个地方都搞了自己的系统，每个子系统都专注于买谁的电脑，用谁的操作系统，买哪些外围设备，结果全国系统建立不起来，所以，信息专家们就提出说这个网络工程里面有一个词叫做“顶层设计”，要从顶层开始向下一层一层地设计，这样各个子系统之间才能互联互通，才能协调。

　　所以，“十二五”规划用了一个简化的表达，就是要重视顶层设计。怎么来做呢？首先，就是问题导向，从分析当前突出矛盾着手，能够明确改革的重点和这些重点改革的主要内容。第二，就是把这个研究综合起来，围绕完善竞争性市场体制这个中心作出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经济、市场监管、行政改革、法制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方案。最后，还需要有党和政府的权威机关，把各项改革方案加以比较，加以筛选，而且要根据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包括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关系来提出经济改革和税制改革的总体改革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城市化。一方面中国城市化的水平还很低，占51%，而且这里有一部分没有真正的实现城市化，因为大概有两亿农民工和农民工的子弟，并不具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就业所需要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个城市化需要加快，它确实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需要加快。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化成本已经很高，而效率很低，是一种靠大量的投入而实现的城市化水平，这种大量投资、以城市扩容为主要内容的低效率的城市化，是无法持续的。另外一个低效率就是一种政府主导的用大量的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的资金投入支撑的城市化，就是摊大饼，而不断扩大城市的规模建立起来的城市营运效率很低。北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各种各样的从政治到经济的机关、企业等，很不专业化地堆在一个城市里面，变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非常长，堵车、污染都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个城市的运营效率变得很低。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要加快，另一方面现有的方式又不能持续，就需要研究，它的体制原因是什么？如果不能解决这些体制上的原因，造成的消极后果就会很严重。城市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形成了运用差价经营、造成所谓的土地财政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城市化还需要解决政府功能问题，为什么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城市，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这个城市是从“市”来的，但中国的传统这个城市是从“城”来的，城者，都也，城就是政治中心，是这么来的。

　　对于上述问题，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造成的许许多多问题，要把这些问题排列出来，分析到底哪些是体制上的原因？掌握了体制原因以后，就知道要扫除哪个体制性障碍，实现有效率的体制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了，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这个提法非常好，只有解决了这些体制性的障碍，城市效率才会提高。

　　关于改革，设计好，执行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路线图，一定要群策群力。根据过去的经验，制定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总体规划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需要官、产、学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够集思广益，凝聚有识之士的共识，坚定民众的信心，获得克服阻力，推进改革的社会支持。如果设计出来以后，执行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有很大阻力，那就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本刊记者井华报道并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