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泡餐盒解禁的多重效应

　　2013年5月1日开始，一次性发泡餐盒正式解禁。与14年前禁用发泡餐盒引发“禁而不止”的社会担忧不同，本次解禁引发的新一轮关注则在于：发泡餐盒真的安全卫生吗？“白色垃圾”会否卷土重来？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的是，解禁发泡餐盒究竟会对民生产生何种影响。

　　一次性发泡餐盒的解禁，有着卫生健康、环境与经济等意义上的多重民生效应，兹事体大，必然引发更多社会关注。

　　所谓民生效应，指政策对公共福利所造成的各种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影响效果。就发泡餐盒解禁而言，体现为直接影响的，有健康卫生、生产成本及价格等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体现为间接影响的，则主要以环境污染为主。与此同时，还必须予以正视的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心理上的敏感，相关因素的变动可能会对公众形成主观心理上的影响，进而影响福利。

　　据有关报道介绍，一次性发泡餐盒的生产大多“使用再生料，掺杂少量的新料，再配一定量的滑石粉，再生料和新料混搭是发泡餐具企业的普遍做法，且再生料的比例要高于新料”。此外，“一些工厂从国外进口工业塑胶废弃物，进行加工提取，生成聚丙乙烯发泡颗粒（即再生料），再将这些颗粒卖给发泡餐具厂作为原材料”。这两段所介绍的重点是，某些发泡餐盒的生产原料主要来自于工业塑胶废弃物。由此派生的首要民生问题在于，这样的生产是否安全并合理？产品标准的制定是否恰当，其执行是否严格？

　　与此前“禁而不止”的非正规生产及利用不同，解禁后，发泡餐盒将作为一种替代性餐具大量进入餐饮业。要让公众放心使用发泡餐盒，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一则，餐盒的生产与使用是否可以做到无害安全；二则，即便做到了无害与安全，如何才能消除公众心理上的疑虑。毕竟，经历了长达十多年“去发泡餐盒式”的宣传后，公众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发泡餐盒不利健康的“负面”印象。

　　作为一种用于餐饮业的商品，无论出于客观上的健康卫生保护需要，还是出于主观心理上的信任需要，我们都有必要以更严格的生产标准和管制来要求一次性发泡餐盒。只有高品质的产品才足以保障餐饮的卫生与健康，提升全社会的安全感。

　　其次，发泡餐盒解禁关涉环境质量，这也是当下公众的另一个主要疑虑。尽管就生产过程本身而言，发泡餐盒的利用具有循环经济意义上的积极作用，但相对于目前的可降解餐盒，使用过的废弃发泡餐盒对环境仍有极大的杀伤力。这意味着，解禁发泡餐盒还会通过环境间接影响那些非使用者的福利。就此而言，解禁发泡餐盒更加具有影响全社会福利的特征。

　　一方面，使用过后的发泡餐盒作为废弃物，很难通过自然过程降解。其回收处理的难点有二，一是技术，二是成本。无论技术如何进步，回收水平如何提高，随着解禁后使用规模扩大，短期内“白色垃圾”总量无疑将激增，从而造成环境负担。如果发泡餐盒的消费会带来污染，损害公众的环境质量与身体健康等福利，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这个矛盾，并消除公众对环保的疑虑？

　　另一方面，理论上而言，通过严格管制等手段，我们或许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消除废弃发泡餐盒的环境影响。但这意味着必须增加相应的投入和成本。由此派生出另一个与民生相涉的问题是，究竟由谁来承担成本。事实上，这些成本应由社会共同承担，如果发泡餐盒的使用规模足够大，则相对市场各方的承担能力而言，分摊到单个餐盒上的回收处理成本并不高。一般而言，有关末端回收处理的主要利益方包括：发泡餐盒的生产厂家、消费者以及第三方的服务商。但目前情况是，相对模糊的责任与权利界定，使市场出现了价格失灵。应面对的重要问题是，未来在成本分担的机制上，各方能否有合理的权责配比，能否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统一的市场体系。

　　在消除卫生及环境等负面影响之后，如果发泡餐盒的解禁与推广的确具有一定的经济性，那么，如何通过产品多元化和降低市场壁垒来鼓励竞争，推动技术进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意味着解禁发泡餐盒的第三重民生效应，即在经济上的民生效应。在总体上为消费者带来更实惠的价格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扩大公众对相关产品的选择权，并进而扩大消费的自由度，增进社会福利。

　　相信在经历了被禁和解禁的过程之后，发泡餐盒市场中的各方能更加充分和理性地理解上述各种效应，而政府也会更加全面和科学地应对解禁发泡餐盒所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