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国家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

　　近日在京城，与一伙活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理论界朋友聚会，大家一如既往地热议国事，在一番“共识破裂”后中国向何处去的热烈争论之下，我问他们，当年也是大家关注过的“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是否有答案了？

　　短暂的沉默后，有人答：该来的还是要来，看来当初乐观了点，以为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发生。

　　中等收入陷阱(M iddle Incom e Trap)，这个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命题，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

　　经济学喜欢把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临界点定义为人均GD P3000美元附近；社会学则更喜欢列举“中等收入陷阱”来临的特征，比如说国内的专家就曾列举出十大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经济学界认为，这是国家进入到一定阶段，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此说固然没错，但反映在现实层面可不是一说了之，这一时期最易激发社会怨气，引发社会动荡。还有学者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中产阶层发展不顺利，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较早发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界把它叫做“拉美陷阱”，皆因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拉美国家。上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起飞后期表现最为突出。拉美经济在上世纪中叶高速增长之后，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造成的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很尖锐，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彼时正逢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春二月，所以很快引起高层关注。记得当时国务院总理在接待来访的阿根廷总统阿方辛时，曾专门问及此问题。而当时改革政策的设计者们，更是期冀有朝一日中国能够避开这个陷阱(众多改革设计者自以为预防在先，完全可以避开陷阱，现在看来未必如此)。

　　近十年，随着东亚经济的高速崛起，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正式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已经由拉美地区国家蔓延到东亚(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现在还要加上北非中东地区)，目前，在这三个地区，许多国家都面临经济转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

　　世行专家对“M iddle Income Trap”的解释是，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却陆续掉进了“陷阱”，至今仍未能成功摆脱，有的国家甚至在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

　　总结原因，基本无外这几条：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由于中等收入陷阱诸多问题都集中爆发于一国在加速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记得当年探讨这个问题时，就有人欣慰地论证说，由于城市化进程受到户籍等制度限制的国情特色，中国不会出现拉美等国家普遍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因而可以避免，至少是减轻“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然而现在看来，随着中国步入城市发展的快车道，政府已经把农村人口转移、大力发展城镇化列为重点方向，那么由此带来的潜在风险是否也在加大呢？这是值得理论界深长思之的。

　　(作者供职于广东省社科院)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刘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