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IMF的中国智慧

　　一转眼，朱民远赴华盛顿任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经27个月了。由于在IMF不分管中国事务，他回国机会并不多。

　　五月底，在格鲁吉亚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出访后，朱民途经中国参加上海论坛。他一出现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议中心，就被团团围住，一名外国留学生甚至 拉住他毛遂自荐要去IMF工作。

　　坐在记者面前的朱民依然和蔼可亲，身上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儒雅风度。只是身上的西服，略显宽大。

　　“去华盛顿后，瘦了一些。”朱民笑称。

　　朱民履职IMF的近一年半，全球经济金融形势波谲云诡，欧元危机走向纵深，美国复苏乏力，早先扮演增长明星的新兴市场国家也纷纷失色，动力不足。以维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为使命的IMF自然须开足马力。在今年春季年会上成功筹资后，如何和三驾马车（欧盟、欧央行和IMF）的另外两驾通力合作, 救危机国家于水火之中，成为IMF眼下最迫切的任务。

　　“我们认为希腊应该、也会留在欧元区。”朱民相信，希腊不会退出欧元区，但他也表示，尊重希腊政府和人民的选择。

　　朱民把“抓增长”这个带有中国特色表达的词汇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头戏，在记者的追问下，他谈到了欧洲经济增长的建议和政策；同时由于分管70多个新兴经济体事务，他花了很大力气研究怎样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外部风险，增加其稳定性。

　　IMF充满挑战的工作让朱民感受颇深，“IMF工作面非常广，每天要处理变化非常大的全球市场、全球各经济体的情况，特别复杂。且工作高度技术化、高度政治化，高度外交化，所以对我个人是个很大的挑战。”时至今日，他仍将IMF的工作称为“学习的过程”。

　　相信希腊会留在欧元区

　　就在人们开始愿意相信欧洲问题有所缓解之时，历时两年多的欧债危机又掀起新的波澜。希腊政坛的动荡更是引发了市场对希腊退出欧元区的猜想，点燃市场对欧洲以及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担忧情绪。

　　朱民说，欧洲的形势一直在不断变化，特别是最近关于希腊，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是政府选举，大家对于政府未来的方向和政治经济政策比较关注；第二是居民存款是否流出。

　　自2010年希腊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与IMF已经宣布向希腊提供了累计达2000多亿欧元的贷款援助，但形势并未好转，希腊经济每况愈下。希腊央行预计2012年该国将连续第五年陷入衰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希腊3月份国内失业率已经升至21.9%，再创新高。援助所附带的财政紧缩条款在希腊国内引起强烈反弹，左翼政治力量因为主张扩张财政刺激经济而获得广泛支持。外界普遍认为，如果左翼政党在大选中获胜，希腊毁约的可能性大大上升，退出欧元区的概率也会变得更大。

　　对此，IMF的态度是坚决的，主张希腊必须遵守之前的承诺紧缩财政。IMF总裁拉加德甚至“劝说”希腊人积极缴税“集体自我救助”，而不是天天想着逃税。这番话招致希腊一些政党抨击。

　　“希腊还是应该留在欧元区，否则成本对希腊来说会很大，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冲击也很大。”朱民在专访中强调。

　　朱民也表示，IMF尊重希腊政府和希腊人民的决定，也相信希腊会留在欧元区。

　　不过，即便是抱着最好的希望，IMF也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拉加德5月份曾表示，IMF已针对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进行了技术性评估，她警告称，退出成本非常巨大。

　　朱民在专访中多次强调IMF对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运行的信心。但他不否认，“作为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机构，IMF会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做出分析和预测”。

　　同时，希腊未来的新政府与国际债权人之间很可能就救助计划进行重新谈判。“当然，希腊的情况在不断变化。根据变化的情况，如果新政府有各种考虑，我们也可以在新的基础上进行讨论。”

　　然而，即使希腊最终留在欧元区，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其他欧元区国家的问题仍像是一颗颗定时炸弹，不知何时爆发。

　　在朱民看来，欧元债券是加强欧元财政一体化的一个很重要方面，欧洲需要有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财政工具。而欧元债券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加速欧元区财政合作会有很大帮助。

　　IMF还鼓励各国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像欧洲这样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有些地方还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也说明它在金融发展方面的不平衡。”

　　朱民还强调，对欧洲银行业进行注资是很重要的，具体来说，IMF希望由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合并而成的新救助基金能够将资金用途多元化，尤其是用于对困境中的欧洲银行业注资。同时，他鼓励欧洲银行业引进私人资本，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稳定银行业对稳定整个欧洲会有很大帮助。

　　朱民强调，让市场恢复信心的动力不仅仅来自IMF，更取决于欧洲如何制定一个长期增长计划，尤其是在财政紧缩的情况如何平衡增长和紧缩的关系。

　　朱民认为，紧缩和增长两者都非常重要。一方面发达国家平均债务水平过高，估计今年年底将占GDP的107%，且这一数字还将继续上升，所以必须紧缩以维护市场信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增长，财政赤字也会进一步的恶化，因此增长也很重要。

　　朱民特别提到IMF刚刚完成的对欧洲增长的研究分析。他表示，欧洲除了总需求政策，在总供给方面也有很多政策空间，例如劳动市场改革。IMF分析结果表明，如果欧洲能够把结构改革和供给两方面的政策结合起来，未来五年能够达到4.5%的GDP增长。

　　他来自中国

　　朱民是第一位出任IMF高管的中国人。拉加德这样评价朱民：友善，有效率，思考问题方式很积极。

　　朱民到任后，无论是IMF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对朱民充满期待。对IMF来说，朱民来自中国这样的高增长发展中国家，更了解“增长”的含义；于中国而言，朱民也是中国在IMF权力结构中地位日益提高的体现。

　　对于一位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IMF副总裁来说，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显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多年来，IMF在涉及人民币汇率的报告中，一般使用严重或显著低估这样的评价。在去年7月公布的一份磋商报告中，IMF仍然强调，“人民币汇率仍显著低于与中期基本面相一致的水平”，还在一项脚注中加上了用三种不同方法计算得出的人民币汇率低估幅度：3%、17%和23%。负责中国第四条款磋商报告的奈杰尔·查克甚至认为，在此前一年，“人民币实际上是贬值了。”

　　不过今年，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初，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表示，“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目前被温和低估。”

　　这是IMF近几年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立场上作出的最重要也最积极的一次“变调”：从曾经的“显著低估”到如今的“温和低估”。

　　在今年4月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就已经大幅下调了对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的预期，而这正是IMF此次调整对人民币汇率评估的重要依据。

　　朱民说，中国的进出口账户盈余大幅下降传递出了一个很好的信号。也正是基于此，基金正在进行全面评估，分析经常账户变化隐含的汇率均衡水平。IMF希望中国的盈余水平可以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比较合适的水平。

　　在朱民看来，人民币汇率的关键点不在于水平而在于机制，汇率要更多地基于市场条件，这也是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和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今人民币汇率已越来越多地由市场自身调节，政府也出台了不少有利的政策向此前进。“例如扩大人民币波动范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过去德国马克的汇率波动也有上下区间，这个区间也在不断地调整，有管理地浮动，这是德国马克的国际化过程，也是一个逐渐市场化的过程。”朱民举例说道。

　　“人民币改革最终还是要根据中国的大国地位，还是要走向市场化，我觉得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有益的。”说话间，朱民的脸上流露出自信和坚定。

　　人民币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常被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朱民对此则持不同看法。“中国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模式和新的路径，不一定与以往的传统理论模式相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方面是并行的。”

　　朱民也在IMF的世界平台上试图创造新的模式和路径。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他一直关注增长的问题，并推动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研究小组，研究就业、增长和包容性的问题，目前已取得初步研究成果。

　　同时，朱民在IMF分管70个新兴市场国家，其中包括低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之前，IMF这方面的工作投入精力较少，朱民的上任改变了原先的状况。“以我的经历和背景，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痛苦也理解多一点吧。”朱民说。

　　因为来自中国，朱民被视为IMF的“新兴市场声音”，这当然也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性日增有关。此外，作为迄今为止在IMF中取得最高职位的一个中国人，某种意义上，朱民在IMF的履职也折射出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朱民对此也深有体会，他说：“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在不断增大，受到越来越多尊重，这很明显。”

　　这团“乱麻”没那么复杂

　　专访的近一半时间都在探讨中国话题，谈经济、谈人民币汇率、谈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汇率改革、资本账户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环环相扣，层层相叠，看上去“剪不断，理还乱”。

　　“这团"乱麻"也没那么复杂。”朱民说道，“自2000年以来中国金融进行了很成功的改革，银行业改革、股票市场改革、保险业改革等，加强了监管，因此整个银行业资本金充实，中国银行业地位已大大提高。目前全世界前十大银行中，约有四五家是中国的，全世界最大的银行是我们的工商银行，资本市场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果。下一步要通过WTO让我们的金融业也部分开放，比如说外资可以入股一些证券公司或银行等。”

　　而他也进一步建议，在全球更紧密联系的情况下，下一步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是开放，包括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

　　在朱民看来，金融归根结底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更多的开放和国际化才有利于推进国内资源配置和提高效率。在这个前提下，各方面都要沿着这个方向合作。

　　“从历史上看，包括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存款利率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刚刚放开，这需要一个过程。同时，在开放人民币上中国走了一条很聪明的路，即贸易结算人民币化，现在已经达到了15%，这是很大的进展。日本当年推行日元国际化的时候，最高时候日元占整个贸易的比例也仅到20%多，一直活跃在15%左右，所以中国已经走得很快了。从自己的模式和国情出发，中国一定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朱民认为，中国经济还在走向“软着陆”，“硬着陆”的风险并不大。

　　“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但这种下降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危机以来，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刺激政策使得经济强劲反弹，主要由投资拉动、由贷款支持。这导致整个投资比重在2010年占到48.7%，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必须把投资比重和贷款比重都降下来，增长速度逐渐放缓。”朱民认为，关键是在降速度的时候要调结构，例如加大服务业比重，增加服务业就业，增加老百姓的赚钱机会，缩小收入差距，拉动内需等。

　　过去的27个月对于朱民来说，充满了挑战，不过，具有超强学习能力的他显然也学到了很多。在一些人看来，朱民在IMF有双重角色“世界公民”与“中国人”，这两个角色既有一致之处也有矛盾的时候。如何化解矛盾，寻求共赢？正如朱民自己意识到的那样，只有立足高远，才是解决之道。

　　作者：杨斯媛 黄一青 严婷来源《陆家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