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吸走了谁的金

　　银行扩张日益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越来越受关注，人们抱怨，不受制约的银行膨胀赚取了暴利，更带来严重的负外部性，最终受损的将是经济的长远增长和社会福利。

　　2013年6月3日，在上海举行的“外滩国际金融峰会”上，交通银行新任董事长牛锡明的发言，再次引发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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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天的论坛上，民营企业家郭广昌大胆向在场的金融家们提问：我们老是觉得为什么银行把那么多钱都赚走了，好像2000家上市公司，一半利润是10家银行拿走了，这样拿下去，我们制造业怎么办，还能拿多久？

　　资产大放水

　　赚钱动力强，风险控制弱。

　　对这个尖锐的问题，牛锡明没有回避，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了银行业暴利的原因——资产膨胀太厉害。

　　牛锡明，现在金融业的盈利水平确实比较高，在整个上市公司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共有一万多亿的盈利。但他认为，银行盈利这样高，主要还是这几年银行资产膨胀得太厉害。

　　牛锡明解释，中国银行业2002年资产只有20万亿，2012年年底突破了100万亿，这么短的时间之内金融资产大幅度膨胀，这是银行利润最重要的来源，利润主要是资产膨胀型的利润。

　　事实上，牛锡明记忆中的数据已略为保守。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截至2013年一季度末，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为138万亿元，2012年底为131万亿元，而2008年底资产规模不足62.4万亿元，四年增幅约为70万亿元；再看美联储公布的数据，2012年底，美国银行业资产为13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83万亿元。

　　银行业资产的快速膨胀究竟是喜是优？为什么近几年膨胀得如此迅猛？这当然是相当复杂而敏感的宏观问题，与宏观货币调控部门的宏观政策直接相关。

　　牛锡明则明确表示了对庞大资产的担忧，他说：这么大的金融资产，本身所掩盖或潜伏的金融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而我们只看到了它显性的一面，就是利润，但没有看到它风险的一面。

　　很明显，这也是目前中国金融界的普遍忧虑：我们现在是赢得了利润，但是利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只有两个来源渠道，一个是把其他部门的利润转移到了金融部门，一个是以未来的不良资产为代价，赢得了现在的利润。

　　牛锡明继而又含蓄地点出了银行业暴利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他说，我在金融业干了三十多年，我感觉到我们的盈利机制建设是比较完善的。因此，大家在市场上去竞争业务、取得盈利，这个动力是超强的。但是风险的控制机制相对是薄弱的。

　　赚钱动力强，风险控制弱，这番话几乎从一个侧面给出了答案。

　　资金热，经济冷

　　钱去哪里了，都去还银行利息了。

　　总的来说，银行资产的膨胀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超发，一个是商业银行信贷的发放。就是因为以上两条，中国金融体系发放的M2已经超过100万亿，这最能说明为何商业银行资产如此膨胀。

　　央行发行基础货币是因为渐进升值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为了控制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只有用人民币购买贸易顺差和进入境内的热钱，这是纯粹的印钞，这些就是基础货币，又叫高能货币。

　　商业银行拿上这些基础货币后，要去挣钱盈利，就只能拼命放贷，又加上中国行政性控制的巨大利差，导致放贷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谁放的多谁就挣钱多。

　　前几年的图景是，央行经常和商业银行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央行惧怕信贷投放过多，导致通货膨胀，就通过发行央票或者定向票据，或者打电话窗口指导，甚至召开行长会议进行约谈等等方式，但是商业银行总是不大听指挥。为何？答案只有两个字：挣钱。

　　因此，中国的银行业在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方面，吹起了两个大泡沫，这两个大泡沫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两大毒瘤，到现在还在时刻折磨着宏观调控者的神经，进一步的投资拉动基本无从谈起。

　　最近中国出现资金热、经济冷的现象，人们问钱去哪里了，结果发现，银行的钱被借去归还银行利息了，哪里有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监管者的“护犊心态”

　　对于金融体系的这种负外部性要有足够的警觉。

　　不过，监管层屡次对银行业的放贷以及产生的暴利，给出了委婉的辩解。

　　2012年2月，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亚布力论坛上发言，认为保持银行业的利差是有“好处”的，这些好处就是：由于国家银行是通过剥离不良资产，然后进行财务重组上市，在国家改制的过程当中背了很多的财务负担，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保持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保持银行盈利能力，是为了尽早偿还过去的历史欠债。

　　2013年3月的两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对银行业暴利的说法也进行了辩解。他说，说中国银行业存在暴利有点过分，但是相对于其他行业，去年银行业的利润状况确实是不错的。周小川认为银行业的利润的高低可能由多种因素决定，其中有一种因素是（银行业利润）存在很大的周期性。

　　针对银行业高利润是否主要是由利率管制造成的问题，周小川说，“高利润是不是完全是利差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他解释，从亚洲金融风暴到现在，中国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利差大致在3个百分点左右，其中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高一些，大约是3.6个百分点左右。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以及危机恢复期间，银行是全面亏损的，而且亏损留下的窟窿，之后好多年都没有完全补上。可是那个时候的利差比较高，而现在的利差则有所收窄。

　　两位高管把维持利差、导致银行业暴利的初衷归结于归还历史欠账上。可是，是谁承担了银行业巨额不良资产的成本？

　　就银行业而言，我们看到的是，除了当时被下岗的人员以外，其他人随着银行业很快进入暴利阶段，薪水猛涨，远远高出社会平均水平。

　　至于就不良资产本身而言，则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不良资产处置部门，也就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先后被剥离的达20万亿的不良资产，是以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交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它们处理不良资产所得收益连归还特别国债的利息都不够，最终这些特别国债还挂在中央银行的账上无人问津，早被大多数国人忘却了。

　　而从银行业分离出来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最近几年也成了暴利行业，此前的不良资产在一轮轮货币超发泡沫中突然升值，不良资产成了优质资产，资产管理公司们自然赚得钵满盆满。

　　那么，被剥离的不良资产成本到底是谁来承担？要想让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来还，已经几无可能，那么央行的挂账只能以发行货币稀释存款人的存款价值为代价。

　　这样，在当下中国的银行业就产生了这样的景观：当宏观经济上升时期，银行业疯狂放贷，风险控制被弃之不顾，资产膨胀，利润暴涨，银行业薪酬待遇让全社会艳羡；当宏观经济下行，不良资产形成，处理不良资产又成了政府的职责，而对不良资产付出“对价”的则是全体国民，银行业在“经济安全”的借口下安然无恙，当然不排除在改制时一些下岗职工付出成本。这就是目前中国银行业在“护犊心态”和“父爱情结”之下的道德风险。

　　从长远来看，银行业暴利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就大的方面来说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层面上的，一个是宏观经济层面上的。

　　在社会层面上，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就以2013年5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为例，“2012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和“2012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显示，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远高于私营企业，其中金融业收入最高，是农、林、牧、渔业收入的4倍还多。

　　宏观经济层面上，则是形成了制造业的空心化，同时产生了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这两大毒瘤。

　　如此看来，限制金融业的暴利已经是刻不容缓，根治它，则必须从最根本的改革开始，一个是利率市场化，一个是汇率市场化，一个是资本账户的开放。

　　更重要的是，监管者需要站在社会福利的角度，对于金融体系的这种负外部性要有足够的警觉，从而及时调整政策，维护经济长期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