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 靠什么化解“官员世袭”的社会质疑

　　因为信息传播日益发达的缘故，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消极腐败现象被揭露出来。如果大体划分一下类型，其中一大类最为人诟病的现象是官二代接班。不时有消息见诸报端：某书记的公子当了副县长，某市长的女儿当了副书记，某主任的女婿当了常委，某部长的外甥成为科长等等。这些信息有一

　　个共同的作用，那就是，它们严重地解构着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

　　理性地说，从政中体现某些家族性的特点，其实也不算个别现象。如果说，我举菲律宾阿基诺家族的例子，举印度甘地家族的例子，举巴基斯坦布托家族的例子，往往会使人们同缺乏民主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我若举美国布什家族、克林顿家族为例，举韩国朴正熙、朴槿惠父女为例，大概不会有多少人会认为这是封建主义在起作用。

　　为什么？问题不在于具体谁进入官职，而在于他们进入官职的程序。人们确定对公权力分配结果是否接受，通常基于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合法性，二是科学性。

　　所谓合法性，就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那套道理。这套道理，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不民主的，但起码要自圆其说。例如，在王朝统治下，完全可以强调世袭。在民主政治下，你要强调人民是权力的主人，那就真的要让人民感觉到自己在选择掌权者，决定大事，能就那些重大问题表明自己的意见。所谓科学性，就是要考虑到在权力交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制定大家都接受的规则，按照规则来防止权力交接可能进行不下去的情况。

　　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既缺乏合法性，又缺乏科学性。我们靠枪杆子打了天下，这是我们掌权合法性的初始来源。但是不能忘了，没有“老百姓翻身做主人”这面旗帜，老百姓当初不可能跟你走。因此，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依据老百姓深信不疑的“跟共产党走翻了身，说明让共产党做我们的领路人是正确的”这个逻辑，作为人民的代言人、领导者，把党定义为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用计划经济要求“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法，归根结底要回到“人民如何当家做主”上来。万事都由全体民众当家做主自然做不到，但由他们选择他们认为放心的人去做，这已经是最低限了。遗憾的是，前面的事实却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有资格选人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掌权者。掌权者不但自己选自己，而且现在索性就在自己的儿子、孙子、亲戚、朋友中选。不是说官员的孩子不能为官，关键是，我们有些选择方式有问题，我们有些用人制度有缺陷。我们高举的民主大旗，本来是我们执政合法性的强大来源，但在实践中有时体现不出来。结果是，每错误地做一次，人们就用大旗上那两个灼人的字眼质问我们一次；每错误地做一次，我们就会因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而倍感尴尬，执政合法性也就会随之下降一点。执政合法性是极其稀缺的资源，是经不住这样大手大脚地付出的。

　　这或许正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呼吁深化改革的原因。不是因为主张改革者有什么特殊偏好，把他们看作“麻烦制造者”更是荒谬。而是因为看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消解、融化，所有有点责任感的人都深感忧心忡忡。

　　怎样改革？我们看到，最大的问题不是对执政合法性重视不够，而是我们用以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依据本身存在深刻的矛盾。我们关于坚持和强化党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的宣传不可谓不多，但效果甚微，边际效用甚低，就是因为这个矛盾在起着自我消解的作用。因此，当务之急是消除这个矛盾。

　　消除矛盾有两种方法。一是否定民主。否定了民主，不再强调人民当家做主人，直截了当地把党作为人民的代理人，党做主等同于人民当家做主。我看到一些研究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千方百计论证民主的缺陷，论证在中国推进民主发展于国情不合，是误入歧途，并且试图以否定西方民主来导出中国可以不要民主的结论。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努力不可能成功，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这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当初高举的大旗、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错误的？这样一来，我们党就等于从历史上否定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二是坚定不移地高举民主的旗帜。不是别人举，我们就不举；而是别人举，我们比别人举得更高。为此，要痛下决心，清除一切背离民主的思想、理论、体制和做法，尤其是用人制度中那些打着“党管干部”旗号、实际上在不断剥夺老百姓和普通党员权利、败坏党的声誉的做法。不是不可以讲党的领导，不是不应“党管干部”，不是不可以一党长期执政，但所有这些都应在符合民主基本规则的范围内运行。毫无疑问，这样做起来，党的活动肯定会比过去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以接受约束取信于民，获得更多的执政合法性，使党的公信力止跌回升，这样的好事，又何乐而不为？这样，至少和否定民主的选择相比，逻辑更顺，可行性更大，风险更小。（作者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原文刊载于6月10日《学习时报》，本报有删节）来源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