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 宋代发达的民间结社

　　1831年，法国人托克维尔到美国访问，呆了大半年，

　　他发现，“在美国，不仅有人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体，而且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又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认真的团体，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又有非常特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又有规模甚小的团体。”如果托克维尔有机会在十二三世纪访问中国，他一定也会发现宋人的结社，也丰富得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宋代的民间结社，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营利性的商业部门，即托克维尔所说的“工商团体”，宋人一般称为“行”、“团行”。一是非营利性的组织，宋人一般称为“社”、“社会”。

　　宋朝的团行，“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梦粱录》）。这是置立团行的初衷，但团行成立之后，则获得了约束本行商人、维护市场秩序、同行互济互助的行业自治功能。宋代城市的团行非常发达，据西湖老人《繁胜录》，南宋时杭州“有四百十四行”。

　　宋朝的“社”也很发达，就宋代笔记《东京梦华录》、《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记录的“社”，就有上百种，五花八门，什么社都有，演杂剧的可结成“绯绿社”，蹴球的有“齐云社”，唱曲的有“遏云社”，喜欢相扑的“角抵社”，喜欢射弩的可结成“锦标社”，喜欢文身花绣的有“锦体社”，使棒的“英略社”，说书的有“雄辩社”，表演皮影戏的有“绘革社”，剃头的师傅也可以组成“净发社”，变戏法的有“云机社”，热爱慈善的有“放生会”，写诗的可以组织“诗社”，连妓女们也可以成立一个“翠锦社”……各种结社应有尽有，只要你能拉到几位同好，就可以成立一个“社”。

　　《武林旧事》等笔记没有提及的结社，数目肯定更多，比如文的有“书社”（参加科考的士子结成读书社）、书院，武的有弓箭社、山水寨，等等。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宋人对于结社的偏好：北宋时，有一个叫王景亮的读书人，闲得蛋痛，“与邻里仕族浮薄子数人，结为一社”，专给士大夫起不雅外号，故社团被称为“猪嘴关”，这大概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非常无聊的团体”。可惜这个“猪嘴关”后来拿当朝权臣吕惠卿开玩笑，吕氏衔恨，便寻了一个借口，将王景亮等人抓了，“猪嘴关”也就解散了。

　　总的来说，宋人是享有高度的结社自由的。除了黑社会性质的团体，官方基本上并不禁止民间结社，偶有立法干预，也效果不大。小心眼的吕惠卿要报复王景亮诸人，也只能“发以他事”，而不能直接取缔“猪嘴关”。再如北宋中叶，有人举报蔡州有数千妖人搞地下结社、非法集会。朝廷于是派宦官前往调查。到了蔡州，宦官提出要派兵逮人。知州吴育说：这是乡民相聚集资办佛事，需要派兵逮人吗？叫一名小吏将为首之人唤来问话就行了。为首十人被叫来，问话后“皆无罪释之”，而那名居心不良的举报者则被吴育治了罪。

　　发达的民间结社可以促成高度的社会信任，因为丰富的社会组织正好构成了交错的社会信任网络。美籍日裔学者福山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低信任社会，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很低，社交范围非常有限，不容易建立家族与政府之外的社团。但福山的这个论断，完全不符合宋代社会。宋人车若水说，有人在金陵“亲见小民有"行院"之说”，比如有卖炊饼的小商贩自别处来金陵做生意，一时找不到铺面与资金，这时候，“一城卖饼诸家”便会帮他张罗摊位，送来炊具，借给他资金、面粉，“百需皆裕”，谓之“护引行院”。车若水忍不住称赞道：“此等风俗可爱！”金陵商贩的社会信任正是建立在结社基础上的，“行院”是工商行业组织，所谓“护引行院”，即本行业互相保护、帮助的意思。借助发达的社团组织，宋人构建了一个交错纵横的信任网络，并且慢慢将人际互信沉淀为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人情习俗。

　　一个健全、有力的社会，必定是由各种自生组织与自发秩序联结而成的，我们不妨称之为“有机社会”。而所谓的“一袋马铃薯”式的社会，则可以叫做“无机社会”，它因为缺乏有机联结而支离破碎，必然非常脆弱。（吴钩青年历史学者）来源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