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鉴定之乱
“故宫博物院陈列的玉器也都是标准件，不是那些个‘金缕玉衣’专家鉴定的，但是傅忠谟先生没有教出徒弟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海林、特约撰稿何盼娅 | 北京报道
2013年5月中旬，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北京中贸圣佳两家拍卖公司先后发出公告，要拍卖钱书书信手稿，遭到钱书遗孀杨绛反对后，两家公司陆续宣布撤拍。
在保利撤拍的3封信中，有两封被通信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前社长魏同贤指为伪造，对此保利方面表示：“相关拍品已撤拍，不予回应。”
这为近年来文物和艺术品拍卖市场乱象又添一新例。“20年时间，从零到现在的几百亿，市场发展迅猛势必带来很多问题，比如人才问题，对这个行业特性的认知问题等，都存在着缺陷。”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北京华辰拍卖董事长兼总经理甘学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12年3月16日发布的《2011年国际艺术市场：艺术品交易25年之观察》报告披露，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和古董市场，结束了美国数十年来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据《2011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年报》显示，2011年度，全国共举办779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成交额达553.53亿元。
此外，近年来民间收藏热潮使得对于文物艺术品鉴定的需求暴涨，随之而来的鉴定骗局和乱象层出不穷。2011年3月，《北京商报》记者探访北京琉璃厂附近文物市场，报道称，北京琉璃厂东西两条街上，存在众多贴有“文物鉴定”字样的商铺，“只要肯出钱，即便你拿来的东西是新货，也有人能够把它包装出历史背景，即便你拿来的是块石头，也有人能‘指鹿为马’。事实上，这种明码标价的艺术品鉴定证书，在任何场合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出于各种目的，仍有人愿意出钱做鉴定。这个市场非常火爆，而且水太深。”
本刊记者梳理了近年来文物艺术品鉴定领域内的重大骗局，以探析当下文物鉴定的技术缺漏和现实瓶颈。文物鉴定走在商业化和文物保护的双轨上，能否摆脱分裂的痼疾，理顺内在血脉，尚不明晰。
骗局闹剧屡屡刷新“底线”
2004年9月25日，“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去世。他的死，被挚友称为“丧失了一个天才，一位如此热爱文物的大师”。
早年，马承源为海内外收藏家鉴定文物，不收分文。马承源一生著作等身，出版了80余部青铜专著和论文。同行、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评价：“他的16册《中国青铜器全集》是目前中国最好的一部青铜器书。”
对于马承源的离世，官方报道称其因病逝世，但台湾《中国时报》曾发文《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2004年自杀之谜》，透露马承源或因受到伪造竹简的谣言刺激而跳楼自杀。
文章提及2002年马承源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谈到这批竹简，称1994年春，香港古玩市场陆续出现一些楚简，其中有真的，但是假的也不少，几可乱真，多数是大陆不肖文物专家伪造。那几年，香港、台湾都买过伪造竹简，日本书法家也买过。
当时香港中文大学汉学家饶宗颐取得一批竹简，经过鉴定，排除假的，有十枝为真的战国楚竹简。在香港非常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编纂的张光裕教授迅速把古玩市场消息告知上博，并电传一批摹本。马承源和专家研究后，竹简文字文体及墨色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一致，证明这批楚竹书确实是真品，决定立即抢救这批竹简。
收购竹简后，上海博物馆投入巨量人力及经费整理竹简，但当2002年古竹简出专书发表研究成果后，“用国家经费买的楚竹简是假的”这样的消息陆续传出。
文物鉴定的难度和纷乱从上述顶级专家云集但真相却渺茫的事件中可见一斑，而近年来曝光的文物鉴定骗局更是屡屡击穿舆论底线。
上世纪90年代，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高水旺烧制的仿北魏陶俑的工艺品，于1994年夏在北京古玩市场上被国家机构列为“抢救性收购”的“北魏珍贵文物”。
2011年9月5日，原华尔森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谢根荣继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之后，接受二审。自此，“金缕玉衣”的惊天秘密被公众知晓。
金缕玉衣本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商人谢根荣的“金缕玉衣”是他找来一堆玉片，请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牛福忠串成的。牛福忠又请来中国收藏家协会前秘书长王文祥、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前主任杨富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史树青，5位专家在装“金缕玉衣”的玻璃柜子外“走了一趟看了看”，为这件“文物”估价24亿元。
谢根荣用这一纸估价说明骗银行放出7亿元贷款。
另一场闹剧曝光于2012年初。汉代玉凳由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2011年初拍出2.2亿元天价，成为当年拍卖市场的“最贵玉器”。汉代玉凳为汉代青黄玉龙凤纹化妆台之组件，曾被拍卖公司说成是一套“让今人看后叹为观止，具有极高的收藏和历史价值”的文物珍品。
但一年之后，关于这套玉器到底是国宝还是赝品的争论突然爆发。2012年2月23日，邳州宝玉石行业协会会长汪如棉公开表示，这个所谓的“汉代玉凳”2010年产自邳州市，当初是作为高仿工艺品出售的，由向阳村几个小伙子忙活一年多，他们还几次请自己去做指导，提出造型、纹饰及图案的设计建议，最初以23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外地人。汪如棉说，“不知怎么回事，弄到今天竟成为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进行拍卖了”。
2012年，十位中央美院油画系首届研修班的学员联名发表关于“徐悲鸿油画造假”的公开信，针对2010年6月在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春拍中以7280万元成交的名为《人体蒋碧微女士》的“徐悲鸿油画”，信中指这幅画只是当年他们研修班的习作。
宋徽宗《千字文》被疑作假、唐大禧被拍卖画作系仿作等事件，一再将那些新高迭创的拍卖会变成了赝品闹剧。
鉴定难度不断升级
伴随层出不穷的鉴定丑闻，各地文物造假的内幕也浮出水面。从制假到售假的产业链条在中国已经发展成熟，作假的手段五花八门。
2012年3月，一份涉及中国文物的《地下作旧产业调查》公布。该调查对中国庞大的文物造假体系产业链进行了分析，并对文物造假按照类型进行分区。
陶瓷造假重灾区以江西景德镇、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禹县神镇、宝丰县)、浙江龙泉地区、广东潮州等地为重；青铜器造假重灾区则是以河南洛阳伊川县烟涧村为代表的制假村；玉器造假重灾区：河南(南阳镇平县石佛寺镇)、安徽(蚌埠)，这些地区主要是汉代玉器造假地，辽宁是全国90%的仿制红山玉的聚集地；书画造假重灾区：天津鼓楼地区为最广，北京潘家园、琉璃厂等地的假书画多是由地方流入，南京夫子庙和清凉山古玩市场则多为当地书画家，作品被造假严重。
众多造假地区中，“河南造”是一个让收藏界和鉴定界都头疼的词，不少专家都曾经栽在“河南造”上。
走进北京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上，每个青铜器销售点上都有产自河南的青铜器。历史留给了这里的人们铸造青铜器的工艺，在这片土地上，青铜时代铸造了夏商周“九鼎帝王”；进入20世纪末，随着收藏热的大潮，河南地区的一个个制假村应运而生。
河南省伊川县烟涧村是中国著名的“青铜器之村”，因为出产高仿青铜器而闻名中国甚至世界。数据显示，这个村子的专业加工户达到300多家，从业人员1880余人，年创产值9000余万元，主要产品有东汉马踏飞燕、东周天子驾六、战国方鼎、春秋莲鹤方壶及各种造型壁挂、仿古台灯等1000余种。
此外，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也存在着数量众多的“青铜村”、“制假村”，村子里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制作青铜器。每天成千上万的仿古青铜器从这里流向全国和世界。
河南目前有很多村镇都以生产赝品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河南省宝丰县汝瓷研究所所长马聚魁2009年接受《北京科技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只有300多户人家的村落，成规模的文物仿制厂就有20多家，小作坊更是为数众多。他们除了仿造、复制三彩、陶器等作为工艺品出售外，同时也仿造、做旧“文物”，当作另一种价格稍高的“工艺品”公开出售，销路都非常好。
马聚魁介绍了当地农民将器物做旧的过程。对于瓷器，他们会将刚烧制成的器具埋入土中，时间长的可以达两三年；然后再将盐酸和无水乙醇涂抹到器具上，让瓷器与土结合得更加紧密，给人一种在地下埋藏多年的沧桑感。对于铜器，工匠会戴上厚厚的手套，对着铜器的边缘使劲摩擦，并用铁棒打磨铜器边缘，为的是让铜器有使用过的痕迹，最后再涂抹上化学试剂让其形成腐化层。
此外，作为全国最大的古玩市场，北京潘家园的字画造假早已形成系统产业链，2000年后开始繁荣起来。当时涌现了大批造假者和大量假字画，齐白石的虾、郑板桥的竹、范曾的“关公”，启功、欧阳中石以及刘炳森的书法，王沂东、张晓刚的油画，还有郎世宁、左宗棠、鲁迅的作品，用潘家园不少卖主的话说：“哪个名家的都有，如果找不到，那肯定是刚卖完。”
北京大学文物学院院长李彦君曾提供一组数据：2007年，全国的艺术品拍卖行拍出的官窑瓷器达2万件。2006年到2009年乾隆玉玺共拍出100多件，而实际上乾隆玉玺真品流出的仅有3方。
李彦君解释，之所以没有人追究，是源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霸王条款。这个条款由拍卖行业制定：拍卖行不负责拍品的真伪和瑕疵。
除了造假井喷带来的鉴定困难，造假技术“升级”，也使文物鉴定亟需寻找新方法。
以书画复制技术的进步为例，“现在北京就有很多电脑复制、打印的东西，很多博物馆的老专家之前没接触过。如果按照传统鉴定方法，对图章、气息、神韵，查著录，等等，都已经失效了。”湖南省文物鉴定专家李智勇说，现在吴冠中的油画或水粉都可以打印出来，而且具有立体效果，现代科技已经到了肉眼无法辨识的地步，“我们以前就是靠眼睛，靠手摸一摸就可以知道，现在靠鼻子闻，靠耳朵听。”
此外，不同的文物鉴定难度亦不同。“书画在中国市场最大，制假手段丰富，鉴别复杂。那么多名头那么多画家，每一个画家创造那么多东西，都不一样，无法归类和标准化，甚至不能用一个标准来看同一个画家的东西。”甘学军告诉本刊记者，瓷器鉴定相比书画稍微单纯一些，“玉器有材质和工艺水准的高下指标，在鉴别上相对便利，书画就更麻烦了。”
经验鉴定存在历史断代
在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赵榆看来，文物鉴定目前除了科技鉴定没有跟上之外，经验鉴定亦存在历史断代。
“1949年之后文物市场没有了，鉴定专家只能在文物市场里培养，没有市场就没有课堂。老一代的鉴定家在市场中锻炼，解放之后进入文博单位，所以现在的博物馆陈列，特别是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各个门类的物品都是标准件。因为它们是被鉴定领域里公认的权威所鉴定的。”赵榆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赵榆举例，瓷器类，新中国成立初期故宫博物院用的是著名瓷器鉴定家孙瀛洲和他的得意弟子耿宝昌，“所以在故宫博物院陈列的瓷器都是标准件，没有伪件。”
玉器专家是傅增湘的长子傅忠谟(傅忠谟的长子傅熹年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故宫博物院陈列的玉器也都是标准件，不是那些个‘金缕玉衣’专家鉴定的，但是傅忠谟先生没有教出徒弟来，因为没有文物艺术品市场，没有课堂。现在出的那些笑话，原因之一就是那批‘专家’他们没有跟傅忠谟先生学，名师才能出高徒，市场才能锻炼本领，这两条都没有。”赵榆说。
“关于鉴定培训班，‘文革’前举办过一期，‘文革’开始时夭折了。1974年，‘文革’后期，我调入国家文物局，1975、1976年开始办文物鉴定学习班，请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安先生等到学习班讲课，从那时开始，鉴定技术和知识由老一代传下来。”赵榆告诉本刊记者。
“1992年后有了拍卖市场，鉴定人员开始在市场上边学习，边自己买自己卖，跌爬滚打，练出来一些社会上的鉴定专门家，虽然没有出现像解放前那种权威，但还是有很多中青年人的鉴定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赵榆说。
2009年中国嘉德征集到一件宋人《瑞应图》手卷，开始定为价值3万元的“苏州片”，“经过章津才、傅熹年先生鉴定，确定为珍贵的宋代书画，国家博物馆一级藏品，最后以5824万元成交，抢救了一件国宝。”赵榆说，这些年比较严肃的鉴定专家还是有的，“比如齐白石的一只老虎，南方的鉴定家说他是假的，写文章在报纸上攻击，北方的许麟庐、章津才、米景扬说它是真的，结果经过一些买家了解，确实是真的，3000多万元成交。”
同样是业界专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秦汉考古学家刘庆柱则认为，凭著名鉴定专家的经验其实也可能闹出笑话。“汉代玉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个专家签了字鉴定了，连故宫有的专家都说是真的，却忽略了基本常识，汉代都是席地而坐的，违背考古学常识。”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鉴定技术整体来说需要科学化，大陆的科学研究体系就是师徒相传，看什么像什么。虽然器物类有采用科学检测，比如瓷器的热释光、木器的碳-14检测，以及青铜的金相学检测和自然锈蚀检测，等等，但这方面目前的鉴定队伍我觉得做得不够。”刘庆柱说，目前高等学校缺乏这方面的系统学科，“还谈不上是个学科，只是根据市场流传的一些东西进行摸索，相当不成熟。”
“从宽”还是“较真”
甘学军亲历了拍卖市场从无到有的历史，24岁时从国家文物局正处级管理岗位上离开，下海经商，参与组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家拍卖公司。他认为，在收藏领域，“鉴定是一个永远要解决但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近十年来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蓬勃发展，艺术品投资的氛围越来越浓烈，对于艺术品鉴定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大量的行外人加入了这个市场，产生一个新的行当鉴定业。”甘学军说，从收藏家或投资者等不同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鉴定方法和理念。
权威准确的鉴定涉及各种因素。“瓷器鉴定在技术上层次已经很高，玉器有材质、工艺等标准，最复杂的是书画，无法归类和标准化。”甘学军说，某一个地区对某一个东西更熟悉，准确率相对较高是很正常的，“比如齐白石，一个生长在北方的画家，他的画风比较适应北方人的情趣，北方人比较喜欢，在北京地区鉴定水平就会高一些，而且大量齐白石藏品集中在北京地区。南方如海派，对于南方某些画家的鉴定水平会高一些。”
“但区域性只是对于近现代书画的鉴定比较重要，关于历史文物书画界定，区域性就差了，因为历史时间沉淀太久，就要看鉴定家的修养和学识。”赵榆说，其他的都是分阶段分领域的，比如有的对宋元鉴定修养高一点，对于明清又差一点，“一个专家要是自称通才和大师的，都值得画问号，一个鉴定专家不可能是全才。”
除了鉴定本身遇到的难题之外，从事文物艺术品经营、出版及鉴定工作20多年的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文物鉴定问题实际上是在不同层次、不同语境下、不同维度上发生的一个问题。”
“如果从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讲，就要从宽。已故的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谢稚柳先生曾说，看着30分、50分，就差不多判断是真的了。现在这个观点被文物界很多人反对，说太松了。可是不能说有的是假的就不保护了，我们先保护起来，让子孙再研究。谢先生当时的观点就是文物保护。”刘尚勇说。
另一个角度是抛弃社会功利目的的学术研究，“这个就必须较真，到底是不是真的，学术研究还允许翻盘，今天说是真的，明天说是假的，后天又有了新证据说是真的，来来回回翻盘都可以。学术鉴定是不断趋向于真理，还原历史的真相。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否定之否定。”
刘尚勇说，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的鉴定就偏重于学术鉴定，他的文章翻来覆去在变化，“学术鉴定，基本上可以总结为鉴而不定，一直在鉴定，但是永远定不下来，因为学术允许百家争鸣。比如故宫收藏的所有名画都被人质疑，但质疑不可怕，名作仍然是名作，丝毫不影响其价值。张伯驹向故宫捐赠的‘中国第一帖’《平复帖》，无论学术上怎么争论，它依旧是国宝。”
此外就是市场鉴定，“市场是用估价来表明其看法的。如果特别真，就100分；比较真，90分；有点像，80分；或者有点影子，30分；等等。它是用价格的尺子来表明态度。像齐白石的画，贵的上亿，有的几十万。”刘尚勇说。
他认为，从不同领域、不同的维度和角度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鉴定，“所以没有办法大家坐下来讨论所谓的鉴定问题，各自有立场，没有统一的标准，要分别研究对待和去把握，很大程度上不是法律问题，也就无法用法律去规范。”
有没有必要对鉴定机构(专家)进行政府认证？
现实中，文物鉴定难以在商业化和文物保护之间平衡，在巨大利益纠葛之下，假文物被鉴定为真、真文物被鉴定为假的荒诞实例屡有发生，且利益勾兑层出不穷。
2003年，故宫博物院与嘉德拍卖行协议，以2200万元购买了一幅有争议的书法作品《出师颂》。《出师颂》自唐朝以来，一直流传有序，1945年后失落民间，2003年7月突然在中国嘉德2003年春季拍卖会上亮相，引起业界轩然大波。8月21日，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公开承认，他和嘉德拍卖行周末拍卖部的肖洋是父子关系，舆论一时更加质疑故宫此次收购存在暗箱操作。
2003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举行《出师颂》学术研讨会，时任财政部教科文司文化处处长王家新对收购价格、收购理由和收购程序等作出详细解释，关于收购程序，王家新介绍，首先是故宫给文化部、财政部、北京文物局打报告，接着由专家对原件进行鉴定，判断评估其价格，后来动用了国家优先购买权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得。
虽然有澄清，但《出师颂》收购风波已然使得外界对于文物鉴定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而大量鉴宝类电视节目的诞生，更是将文物鉴定推上了风口浪尖。
2012年5月，《天下收藏》节目组将王刚6年里砸掉的315件民间持宝人带来的、被节目组专家团鉴定为赝品的“宝贝”碎片拼贴，与首都博物馆馆藏真品对比展出。展览到8月，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委员会主任姚政先后带30个专家和收藏者，看了5次展览，得出的结论是：王刚砸掉的90%是真品，其中30%是珍品。
对于“错砸”，《天下收藏》制片人韩勇表示，节目专家由专业机构的专家、拍卖公司的高级从业人员以及高端艺术品行业当中的经纪人等三部门组成。“我们拿这些东西也不是什么疑难器物，对于鉴定结果我们是完全可以负责任的。”
虽然有解释，但由于拍卖市场的增速发展、全民收藏热的袭来等，文物鉴定不断受到商业利益的冲击，被疑为早已走上为商业背书的歧路。
2011年3月15日，央视3·15晚会曝光一起关于文物鉴定的黑幕，央视记者拿着从古玩市场花300元买下的一幅齐白石画作，来到北京金坤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鉴定师颜仲省断定这幅画是赝品，但在收下了1000元鉴定费后，还是开了写着“齐白石本人画”的证书。随后，记者花200元买的小瓶，在北京聚宝斋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师刘育新过目后，摇身一变又成了价值20多万元的光绪仿品。被央视曝光的“给钱就出证书”的公司包括：北京金坤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北京聚宝斋文物鉴定中心、鸿骞文物鉴定品收藏中心、北京古雅阁文物鉴定中心。
而民间鉴定机构和专家产生背后，是汹涌的民间藏品的鉴定需求。目前国内最权威的文物艺术品鉴定机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要从事博物馆的藏品鉴定和司法鉴定。
“市场有这么多需求，公立的学术机构中的学术资源和专家应该更多地跟社会大众的需求结合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应该关门。既然拒绝民间鉴定，就应该为社会提供规范的高水准的服务。”甘学军说，此外，政府应该制定行业规范和规则，把鉴定的流程和责任确认下来，“不过，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认定某机构某人有鉴定资格，否则出了问题，和现在的区别就是公众对市场的抱怨转化为对政府的抱怨，这样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政府搞认证既是越俎代庖，也是不切实际、没有意义、适得其反的做法。”
造假之风自古而然
专访著名考古与盗墓史学者倪方六
现今，文物造假又呈一波高峰。造假者技艺更加精湛，造假对象则趋于重大文物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骆晓昀 | 南京报道
几年前，在一个饭局上，一位美籍华裔考古专家听说倪方六要写“中国文物造假史”，给他提供了一个让人唏嘘的造假案例：
上世纪，河南两名盗墓贼盗出一批青铜器，被当地公安抓获。量刑需要参考被盗文物的价值，因此公安局请来两位专家鉴定。当时专家意见一致，皆认为被盗青铜器是一级文物，属国宝，价值连城。
因为这个权威鉴定，两名盗墓贼被处以死刑。后来发现，所盗出的文物是赝品，并不值钱。如果当时专家鉴定时严谨一点，罪犯也就不会被枪毙了，而盗墓贼家人至今不知真相。
“这件事情也说明文物造假手法之高超，造假之惊人！然而造假绝非新鲜事情，可谓自古而然。”著名考古与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对《瞭瞭望东方周刊》说。
基本没机会“捡漏”
南京朝天宫如同北京潘家园，热闹熙攘。文物摊贩们在空地上铺下一块厚布，将宝贝们一一展示于上，自己则蹲在摊边和买家看客聊天砍价。
2011年前春节前，某地电视台到南京找倪方六拍摄一档有关文物造假的节目。记者手持摄影暗访机跟着倪方六，在朝天宫附近的大小文物摊位间穿梭、砍价。
“我跟一个摊贩说，要过年了，公司老板让我来选几件东西当年礼送人。要好东西，你这摊上的都是假货。”倪方六向本刊记者回忆这次暗访。
摊贩倾身附耳，低声说：“老板你跟我来，真的都不在摊上。”跟着摊贩绕行至朝天宫后边的一条小巷，那里停着一辆黑色轿车。“上车后，车中人神秘地拿出几件包装精良的青铜器，这件50万那件100万元，开价都非常高。我仔细看了一会，笑了笑就找机会下车。”
无论是摊上的还是车里的，其实都是假的。倪方六解释说，“现在捡漏的机会微乎其微，摊贩做戏已成常态，增加些神秘感有人可能就信以为真。”
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徐州刚有一个大墓被盗，一批青铜器流失。可见这些制假卖假的商贩对信息的掌握十分及时、准确。在那样的背景下，如果抱着“捡漏”的心态，觉得收脏容易压价，很可能钻进圈套。
解放后，最有名的一次文物造假北魏陶俑事件，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牵涉面甚广，几乎骗倒了当时全国所有的专家，连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也不例外。
一名专家在北京琉璃厂闲逛时，发现了一批北魏陶俑：它们的形态从未现世，因此引来众多关注。时值洛阳被盗一北魏时期墓穴，所以该专家认为是北魏时期珍贵的文物，遂上报国家博物馆，拨专款、专项抢救性收购古玩市场上的“北魏珍贵陶俑”。
当时，中国国家博物馆还叫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虽然从肉眼判断这批文物是真的，但还是不放心，就使用考古中常用的高科技断代手段C14进行检测，发现这批陶俑在年代上与北魏完全吻合。
即便如此，为确保万无一失，馆里又邀请苏秉琦、王仲殊、安志敏、史树青……北京几乎所有顶级考古学家、鉴定专家“过眼”。结果他们一致认可，确为真品。时任馆长余伟超操办收进这批文物。
未料，此后类似的“出土文物”竟然源源不断出现在北京的文物市场，一时形成收藏热。此时，专家们才觉得不对劲，起了疑心，感觉可能受骗。
国家文物局专门为此事成立专案组，调查证明：国家博物馆收进的那批文物确实为赝品，是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高水旺做的。该系列伪造之成功，连苏秉琦都看走眼了。
“故宫博物院当时也收藏了这批陶俑。”倪方六说，当时媒体还以《著名文物专家建议，文物单位抢救收购国宝级文物北魏彩陶俑》为题，报道过该事件。
漫长的文物造假史
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会仿制之前的器物。官制的多为皇室成员把玩之用的工艺品，这种“仿制之风”流传到民间，便形成了文物造假。最早的造假潮流能追溯到唐宋。
唐代主要是青铜器造假，朝廷甚至有官办仿造工场。如李隆基当皇帝时，在离南京不远处、今属镇江的句容，就设有作坊，专仿夏商周三代青铜器。
宋徽宗时代又掀起新一波文物造假之风。这段时期及以后，文物造假以三代青铜器和书画领域最严重。现在不少青铜器都是唐宋时造的假文物，有意思的是，唐宋假文物到今天也成为了宝物。
除官仿外，古代民间造假更为泛滥。以三代青铜器来说，宋元时代的江苏、浙江都有一些出名的造假作坊，如宋代的“台州铸”，元代的“杭州铸”、“平江铸”等。清乾隆年间，江苏、山东、北京、陕西到处都有造假作坊。
扬州和苏州，一直是江苏文物造假的大本营。扬州以书画和玉器为主，苏州则是书画、玉器、青铜器无所不能。民国时的青铜器出现了“苏州货”、“潍坊货”、“西安货”和“北京货”等来自不同地区的假货，以上地区都属于仿造出名的青铜器货源地。
收藏界有个至今传讲的笑话：民国大文物贩子之一吴启周，与卢芹斋开办了倒卖文物公司“卢吴公司”，却被自己的外甥叶叔重所骗。吴从上海古董商洪玉琳那里买到一批商代青铜器，结果得知是叶叔重搞的“苏州货”，气得吐血，从此退出江湖。
民国时另一起有名的造假案发生在南京。
时为首都的南京，有个张姓古董商极善作伪。1935年，他根据《古泉辞典》，伪造了一批萧梁时代的五铢钱范，声称是在南京光华门外草场湖出土，借此发了笔财。尝到甜头后又用唐志残石，刻上“谓山窑”三字，又刻上“大通纪年”。
当时中央大学教授朱希祖是中央古物保管会委员，见此石刻，惊为稀世宝物。张很大方，干脆将石刻献给古物保管委员会，获60块大洋奖励。报纸上还对此作了正面宣传。
此后，另一委员马衡看出了破绽。朱希祖遂将张告到法院，结果张姓古董商行贿法院，反而胜诉。胜诉理由有些强词夺理：你一个考古专家无法鉴定赝品应该自担责任，且“奖金”也是自愿颁发的，古董商未强要。从此朱希祖再不谈考古。朱希祖之子朱楔，后以考察六朝陵墓而出名。
现今，文物造假又呈一波高峰。造假者技艺更加精湛，造假对象则趋于重大文物。
盗墓对文物造假推波助澜
如今在各博物馆附设的文物商店里，都可以购买到仿古文物。这类物品以工艺品的身份在市场上合法流通。制作仿古文物的厂家需取得相关资格，而很多没取得资格的厂家也在这一行业中伺机谋生。一般来说后者的产品售价要低于正规厂商，生产管理业相对混乱，很多文物造假也是从这一渠道流出。
与制假者一样，盗墓贼也有自身产业链，两条完整的“产业链”部分重叠且共同发展。
盗墓贼以“伙”为单位作案，探墓盗墓后将赃物送至中间人处，再由中间人向富商、收藏者乃至博物馆贩卖。“现在的盗墓贼与文人雅士都有一定联系，他们往往得手后就将物品送到北京。”倪方六说，“除了收藏家和鉴赏家，潘家园背后的大老板们也承担了中间人的角色。”
由于中国文物种类繁多，制假产业链也较复杂。以青铜器为例，制假者一般先选择精致、好销的器型，确定后请专业人士拍照、制图。这些专业人员或为制假团伙自己的技师，也常常“外包”给正规文博单位、美术院校的“工艺大师”来完成，这些人也愿意接此类可捞一外快的私活。有些古董只有博物馆的人才能见到拍到，所以有时“私活”也必须请他们做。
接着便需要制作蜡模。制蜡模对技艺要求很高。“在安阳有个村庄，那里的一些村妇长期在村里这样的作坊里打工，技艺已相当熟练，都成了制模的能手。”倪方六说。
赝品能不能以假乱真，关键看做旧工艺，以青铜器来说，做旧有很多种办法，物理法和化学法以及各种民间土秘法会分步骤使用，以求达到最终完美的效果。
玉器的作假更有讲究。如苏州的玉器制作，从选料到设计都十分讲究，“苏工”更是玉器雕刻中顶尖的技法。但以前无论“苏工”如何美轮美奂，却始终无法骗过眼尖的收藏家，其关键在于玉器雕磨打琢做旧后，却无法拥有古玉的“水头”。
这里的“水头”和缅甸翡翠用来判别等级的“水头”概念并不完全一样。以新疆和田玉为代表的中国软玉是古玉器制作所运用的传统材料，玉器长期埋在地下后，其透光度和柔润度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形成特殊的光泽。
在过去，“苏玉”最后一道工序并非在苏州完成，工匠们会将玉器运到安徽蚌埠做最后一道工序，经蚌埠大师之手的“苏玉”外人很难辨识。“蚌埠人肯定有自己的独门祖传秘法，就算苏州人再精明能干，这道做旧工序也只能到那完成，苏州人并没有偷师成功。”倪方六说。
“盗墓贼也会购买赝品，多用于‘埋地雷’。”倪方六说。“埋地雷”是现代河北河南等北方盗墓贼的说法，就是将假货事先预埋在要“盗”的地方，这是针对喜欢现场“包坑”大老板的作假方式，实质就是忽悠买家，让其现场看着“生货”的出土过程。“眼见为实嘛，不明真相的老板往往会上当，盗墓贼有时比文物贩子更奸滑。当然，所埋的‘地雷’都是稀罕、贵重的假古董。”
有一个故事是：民国时，长沙有个姓蔡的古董商，经常与盗墓贼合作，也善于仿造古董。有一次，盗墓贼将一件他仿制的战国铜器埋入盗洞内，后来蔡姓古董商约某大学著名文物和考古教授上山看“货”。该教授亲眼看到他们从盗坑内取出一件精美铜器，其纹饰和铜锈都非常逼真。该教授便花巨款收买。
博物馆买赝品
业界认为，中国博物馆的馆藏品种有5%~10%为赝品，而倪方六甚至认为这个数字可能被低估，实际上国内博物馆的问题藏品不少。
“早几年，徐湖平任南京博物院院长时，曾收藏了一件先秦时期青铜器，后被圈内认为是假货。”该件青铜器质地年代并不存在疑问，重点在于此盆器的错金工艺被质疑造假。从市场价值上考虑，有铭文或者错金工艺的青铜器其价值要高于普通青铜器数倍甚至几十倍。青铜器上的铭文是论字的，用“一字千金”来说一点也不过分。
当下博物馆购买藏品的程序本身是比较严谨的，都会请业内权威专家鉴定，专家会在鉴定意见书上签名。具体鉴定时一般不只请一位专家“看”，但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如果权威专家认为是真品，即便其他人有不同意见，甚至提出质疑，博物馆也敢收。事实上，一些博物馆在收购文物时存在违规操作现象，有时候先收购了，再请专家来补个鉴定意见。
倪方六认为，博物院购入赝品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对藏品的需求量很大。每家博物馆每年都有一笔专门经费用于收购藏品，费用的多寡按照博物馆级别由数百万至数千万不等。大博物馆经常不够用，购买重器的时候需要再申请专项资金。但有的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博物馆，钱花不完，费尽心思想着如何买东西花掉。
因此造成文物市场中一种诡异的局面，本应再三鉴定的文物，或是存疑的文物，都会被博物馆当成“抢手货”如果你犹豫不买，就可能被别的博物馆买走。而文物贩子正是利用这一点来骗取国家钱财。
其次，虽然有问责制度，但由于博物馆购买文物是集体行为，即便买入赝品，从专家到馆长其个人都不会为此付出行政责任，至今也没有听说哪个馆长真因为收了假文物丢职的。当然也不会影响下一年度的购买预算，甚至连当事人的奖金都不会被扣发。
就博物馆长买赝品丢职位之事，倪方六说起上世纪30年代的一个案例。
1933年，美国人普爱仑贿赂北京古董商岳斌，岳找人凿下一北魏帝后礼佛浮雕，卖给美国人，浮雕后来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堪萨斯市纳尔逊博物馆陈列。
岳斌见浮雕来钱，又仿做了一件两幅，其中被德国博物馆的馆长买去了一件。这名德国馆长后到美国参观看到，告诉对方，你这是假的，真的被我们德国收藏了。美国方面说不可能，德国馆长回国后再鉴定，证明自己的馆藏是复制品，他因买假丢掉了职位。
岳斌给德国的东西是请当时京城最有名的仿古专家张兰会复制的，此人以善修三代青铜器出名，仿石刻也能乱真。1949年以后，张被中国历史博物馆聘为技师，专门负责整文修物，经他手的文物很难看出修缮痕迹。
现今社会的浮躁风气也从另一方面影响了专家的判定能力。“早年间期间藏家如果有一次重大失误，名声坏了往往不得不金盆洗手，退出古董江湖。而现在的很多专家，今天错了，明天继续错。如果有人仔细整理专家鉴定的错误数据，可能相当惊人。”
“如今鉴定圈的不良风气还在于‘我知道你看错了，我也不说’，其背后心理是‘日后我出错时，你也别抓我把柄’。”倪方六说，“国家对鉴宝类电视节目的管制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在现场那种情况下，很难有专家能完成谨慎的鉴定。”
“相比大陆的一些鉴定专家，当下台湾地区的专家相对更受欢迎和尊重。” 倪方六说。
“官方认证”能否规范文物鉴定
不管是《文物法》还是《拍卖法》，事实上都约束不了文物鉴定和买卖市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 | 北京报道
今年5月底，北京市文化局批准了五家单位成为北京艺术品鉴定试点单位，再次搅动了本就热闹的鉴定市场。
此前的4月18日，文化部网站发布《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艺术品鉴定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文化部决定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陕西等六个省(市)开展艺术品鉴定管理试点工作。
对于鱼龙混杂的鉴定市场，权威认证是无价的信息，也是目前市场稀缺的资源。这次，“官方认证”似乎给市场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这将成为规范市场秩序厘清市场乱象的法宝。
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的措施与舆论期待仍有差距，艺术品鉴定尤其是文物鉴定的市场管理尚待起步。
谁来鉴定“鉴定机构”
北京市文化局批准的五家艺术品鉴定试点单位，分别是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国书画》杂志社、北京东方雍和国际版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和中传华彩(北京)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文化报》发文问：如今北京市有了五家正式公布的鉴定评估机构，不过细察之，这五家中没有一家是文博机构，有几家是开发研究艺术品认证技术的公司，还有一家是媒体。他们是如何入选的？他们将依赖何种手段保证鉴定真伪结果的权威性？如何收费？鉴定程序如何？如何评估艺术品的价格？
由于没有进一步细化的说明，这五家鉴定评估机构的权威性存在争议。虽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必须也是必要的，但评估机构的服务是否被认同，则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要靠时间与实践的考验。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相关部门想通过确立艺术品鉴定试点机构来规范市场的初衷是好的，但艺术品鉴定没有绝对标准，官方指定鉴定试点机构可能给自己背上了一个包袱谁来鉴定这些鉴定机构的可靠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鉴定机构信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必须高悬。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双舟教授接受采访时亦表示，政府指定试点单位旨在建立起规范的鉴定管理程序，并不是要涉及其具体的鉴定业务，更不会因为政府指定就能加大其鉴定结果的权威性。
文物鉴定是难点中的焦点
北京市五家试点机构的业务范围，也是舆论关注的问题之一。
公开接受采访的雅昌艺术网总经理朱文轶则表示，只对在世艺术家的现有作品进行鉴定：“接下来我们就打算从这些仍然在世的艺术家入手，和时间赛跑，将他们创作的艺术品纳入艺术品鉴定的体系之中，通过广泛的技术采样，把艺术家自己鉴定的证书、视频等各项参数逐一存储，确保体系中每一件艺术品都有据可循，传承有序。”
在艺术品鉴定中，文物鉴定是争议焦点和鉴定难点。作为试点机构，为何避开这一领域，朱文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得很清楚：我们发现，在诸多的鉴定模式中，艺术家本人对个人作品的鉴定相对来说可靠性更高、风险性更低，更容易被市场所接受。
业内人士显然非常关心文物鉴定的领域。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季涛特别撰文称：“这次认定对目前的民间文物艺术品鉴定估价行业，影响并不大。”
“当业内看到上述名单，一定会认为与原先想象中的传统鉴定机构一定有所不同。首先，这里没有民间一些文物艺术品鉴定机构的影子；其次，似乎文物古董的鉴定估价没有包含在内；此外，其中有几家是开发研究艺术品认证技术的企业。”季涛透露。
对于此次试点，季涛也有积极评价。他说，这次的鉴定机构的试点认定，首先解决了政府、执法机构的鉴定估价需求。对当今艺术品市场的鉴定评估工作将会起到一定的规范、引导作用。
他提起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某法院委托拍卖的房产及房内物品中，有一些装饰用途的艺术品，其中一些明显是仿古艺术品，像仿古瓷、铜器、邮票、钱币等。如何鉴定这些艺术品的真伪，给出准确的评估价？他协助法院找到一家民间文物鉴定机构，鉴定费用是按照高档文物报价的，每件几千元，而法院要去估价的是些明知为假的仿品，实际价值可能比评估费都低，这个鉴定所又不愿意降价。最终，这家法院找了一家懂点艺术品的认证评估事务所给出评估报告，大小近百件物品评了几万元，以此为底价得以拍卖成交。
季涛说，有些贪腐刑事案件，其受贿艺术品的真伪和估价会直接影响对当事人的量刑判决。因此，上述政府文化部门认定的五家鉴定机构，为各类官方机构的艺术品鉴定、评估工作提供了基本依据。
要特别强调鉴定责任
艺术品鉴定市场缺乏秩序早已不是新鲜话题。文化部刚刚发布的通知中也直言不讳：近年来我国艺术品市场发展迅速，艺术品交易中的真伪及其鉴定问题成为行业发展的障碍和社会关注的热点。
对于文物鉴定，长期以来市场鉴定存在监管空白是问题的源头。
1983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这家由国家文化局成立的机构，是中国唯一的政府文物鉴定机构。
此前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通过。曾主持起草保护法的文物专家谢辰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时起草文物保护法时还没有所谓的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就没有民间鉴定需要文物鉴定资质、资格这一方面的考虑。因此目前我国没有完善的文物鉴定资质、资格管理制度，而国家鉴定委员会这种权威机构又不对民间鉴定。
《文物法》规定，乾隆以前的文物不准交易；乾隆以后的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进入市场。如此，全国古玩市场绝大多数都是违法交易；而按现行《拍卖法》， 只要事先声明不“保真”，买家须自负文物古玩真伪的风险。
不管是《文物法》还是《拍卖法》，事实上都约束不了文物鉴定和买卖市场。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民间鉴定成为鱼龙混杂之地。尽管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明文规定“回避原则”，但仍然无法避免一些权威专家“落水”。前些年著名的“金缕玉衣”事件便是例证。收藏家马未都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要解决文物行业的问题，“首先要健全制度，二流制度也比一流的人强”。
谢辰生也认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主要的还是制定一套规矩，类似建立文物鉴定资质资格管理制度。
故宫博物院科研处处长、研究馆员余辉曾建议：国家可以对文物鉴定人的资质进行限制。对于鉴定资格的认证可以采取以个人为单元的形式。另外要特别强调鉴定责任，如果鉴定错了，鉴定人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文物鉴定的“靠谱”路径
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中国古陶瓷数据库，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有的窑没发掘，有的窑还不知道在哪儿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静 | 北京报道
2013年3月12日，媒体报道：宋代画家米芾的国宝级画作《深山夜雨》将于17日亮相美国纽约贞观拍卖行，起拍价约为人民币2亿元。
消息一出，藏家朱绍良在微博上吐槽：“贞观拍卖一向雷人，看到这幅‘米芾’作品，就知道林辑光先生(贞观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编者注)又犯病了�可恶的是还有比老林雷的，推波助澜，欺骗大众。”
天价拍卖同时带动了中国赝品市场的大繁荣，“拍卖出去的文物，半个月后文物市场上就会出现大量一模一样的赝品，价格就跟着拍卖公司的天价走。”《中国文物黑皮书》作者、学者吴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赝品的猛增把文物市场池水搅得更浑，高仿品真伪难辨，专家不专，文物鉴定“雾里看花”，“中国目前整个艺术品鉴定基本上处在无政府主义状态，乱象丛生。”吴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回归到鉴定的技术根本，在“眼学”逐渐无法抵挡高科技制假的攻击，同时科学鉴定发展尚未成熟的时期，文物鉴定究竟何去何从？
“眼学”在高仿面前屡吃败仗
“眼学”曾经是鉴定艺术品的主要手段。
“仿制品在宋代就有了，它和赝品不一样，仿制是因为喜欢或者出于某方面的研究去复制一件古代精品，制造者不以欺骗为目的。”吴树解释说，“在高仿品还未大量出现之前，凭借鉴定者的经验、学养和阅历，根据文物的器形、纹饰、款识等特征判定真伪的‘眼学’，准确率还是很高的，很长历史时期内能够为收藏者把关。”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收藏大军迅速扩张，中国收藏家协会估计收藏者过亿，盗墓人员超过10万人，全国现有各类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近万处，商铺数百万家，从事文物走私、制假、贩卖活动的从业人员难计其数。
“科学制假的出现，让传统的‘眼学’屡吃败仗。”吴树说。
“高仿品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以瓷器为例，瓷器‘眼学’鉴定的要点主要有五个：看口沿，看外形，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形状特点；看釉色，是青釉还是白釉；看颜料，青花的花色不一样；看底部露出的胎色；看外部钙化程度。”吴树说，高科技作假能够做到几乎完全复制电脑上的艺术品图像，包括弯曲的弧度、老化程度甚至是材料中所含的化学元素配比。
一位接受吴树采访的高仿高人仿制的艺术品经常在拍卖会上拍卖，以仿品的价格卖到国外去，又以古董的价格高价拍卖回国，“倒腾”过程中没有一位鉴定专家识别出来。
吴树在做文物市场调查时曾经亲自做过一个实验。当时，数位国家级鉴定专家在世纪坛搞义务鉴定活动，吴树拿了一真一假两个文物去“验货”。一件是从潘家园借来的摔破的元青花赝品，他把碎片粘了起来。另一个是保存很好的出土的西晋水盂，是真品。
当时一位国家级专家看了一眼两个外形相差甚远的文物，毫不犹豫地说：“元青花是真的，但是摔破了，又太小，没有什么价值。另一个是仿晋代的水盂。”
“由此可见，‘眼学’的鉴定方法主观性太强，面对弯曲弧度精确控制，重量出入限制到克的高仿，‘眼学’没法对付。”吴树说。有一位老专家对吴树透底：“艺术品鉴定，用眼睛能够看准60%就已经很不错了。”
吴树通过对艺术品市场长达7年的调查总结出，目前“眼学”最厉害的存在于三类人中：“一个是大大小小古玩市场经营多年的古董经营者、文物贩子、古董商。因为买错了他就得付出代价，卖不出去亏本了都是自己的，这部分人的实战经验特别强。第二个就是做高仿的，景德镇做瓷器高仿的人眼睛就透了，假的只有他自己能认出来。第三个就是盗墓者。而博物馆里的权威专家由于长期脱离考古、脱离市场，不了解现代仿品，看到的多半是自己博物馆那一部分有限的藏品，不像博物馆的就不认，像的就认，假的只要够像也可能会认。”
国外鉴定专家出错的代价高，有经济赔偿和被除名的危险，而目前国内专家开具的鉴定证书即使后来被证实是假的，本人也几乎不负责任。
另一方面，作为专家认知的标准，各地博物馆藏品尽管有国家鉴定委员会和省级鉴定委员会把关，其实也存在一定比例的赝品，吴树认为比例在5%~10%之间。“特别是地方博物馆，有很多艺术品均从民间收来，判断失误的情况部分存在。甚至连故宫里一些遗留下来的东西，其实早在清代就属于‘收错’的。”
“鉴定和作假现在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作假的人永远是矛，专家们是盾，一直只能防、挡。现在的情况是，矛越来越锋利，而我们的盾还是纸糊的。我对鉴定市场很没有信心。”吴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八国联军”成功应对机器
鉴定和高仿，看似一盾一矛的互相对垒关系，高仿品就被当成了造成目前古玩市场“坑蒙拐骗诈”混乱局面的元凶。而实际上卖菜刀的并不等于是杀人犯。
文物界给高仿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高仿，是指从瓷器制作的基本材料开始，严格按照原作的胎质、外形、尺寸、釉色、工艺等进行高度一致的仿制。它不同于人们常说的“赝品”，虽然它们都是“新”的，但高仿瓷器的精美程度不亚于原作。
著名古陶瓷艺术家黄云鹏曾说：“称得上‘高仿’的陶瓷，一是品质、材质、工艺上可与真品媲美；二是要经过‘做旧’，和真品接近到80%以上。”
“高仿是一门艺术，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每一个瓷器的每一个画面，传承的都是历史的文化。”古陶瓷艺术家李广琪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不断强调。
然而做高仿的艺术家或作坊工匠，没有谁能保证自己的作品不在古玩市场上流通。高仿作者即使明确告知首个买家该作品非真，此后仿品经几轮倒手、忽悠涨价，等它以文物身份出现在国际拍卖行时，其身世早就扑朔迷离了。
提到高仿就无法避开景德镇。樊家井的仿古瓷一条街更是景德镇高仿的缩影。各种技艺高超的艺人隐藏在形形色色的小作坊里。这条原本是城乡结合部的一条小路，经过上世纪80年代生产关系变革以后，个体瓷器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从这里几千块钱买进，未来在国际拍卖会上或许以数千万数百万元卖出，收藏者相传的种种案例使“神话”在这里变得触手可及。
这里的特色是开诚布公地仿制，很多店铺门口直接摆放着盛满泥浆水用来涂抹瓷器的大小木盆，用来蚀褪瓷器浮光的氢氟酸、高锰酸钾瓶，还有用来擦拭瓷器使其变得陈旧的稻草和草木灰等。“做旧”广告下，地址电话写得明明白白。
“现在景德镇做仿古瓷的有上千家，高仿也有几十家，这些人术业有专攻，仿成化、仿宣德、仿元青花、仿洪武，个个都是水平很高的专业户。有不少人仿得比我好。”黄云鹏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景德镇的高仿高人所做的高仿瓷，有一套对付机器检验的秘诀。
大多机器检测都是检验瓷器的底部，分析瓷胎的成分是否和老瓷一样。高仿瓷的底部原料就来自于老瓷取料的老坑。比如做瓷胎用的磁石是安徽祁门太后坑的，是慈禧太后时期挖过的。
瓷器底部釉面下的气泡也是专家检测的重点，古代的窑炉是用柴烧的，温度不均匀，瓷器会出现大小不一的气泡，而现代天然气的温度均衡，但高仿高人可以通过调节天然气的放气量来控制窑内温度，关小几分钟，再放大几分钟，人为制造大小气泡。
“陶瓷行业就看两方面，审美观和工艺，二者都符合的话，基本上就能定为是那个时代的东西。但陶瓷是一个粗放型的行业，不可能像医药分析那样，化学元素含量标准化。”李广琪对《瞭望东方周刊》分析说，“就像在烧窑炉过程中，师傅多了一铲子，少了一铲子，这样出来的数值就会不一样，所以完全依赖科学也不行，还得靠经验。”李广琪说。
每一个时代的瓷器都有自己的流行密码，只要符合了这些流行密码，从用料、工艺、配方、绘画手法等方面都符合，这件瓷器就会被定为那个时代的艺术品。
李广琪也有自己的上机器秘诀。他送上机器的瓷器都是拼装货，俗称“八国联军”。
“景德镇这些年在开发房地产的过程中，挖地基时挖出全部都是废旧瓷片，这些瓷片都是过去沉淀下来的垃圾，里面有很多的底啊，半截的啊，破破烂烂的。我们就把那些东西捡回来，切割了，然后随着这些东西的造型把它拼接起来，检测的时候谁会去磨口啊，他一定要取瓷器的底部成分，做分子分析，分析瓷器的胎土成分，什么二氧化硅的含量、氧化钡、氧化钛呀，三氧化二铝，等等。我们在做雍正时期的瓷器时，找上雍正的这些瓷片装上，你去怎么检测它也是老的，根本不怕过机器。”李广琪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
“有些青铜器也一样，检测出来三只脚是老的，盖上的三个钮是老的，身上的铜烂没了，铸个新的补上去，依然是拆装的新货，但检测的时候一般不检测主体，脚和钮作为样本的话，这个拼装货还是会过关。”
中科院高能所核考古组的尝试
面对强大的高仿，经验与一般机器都不足以应对，究竟有没有更高端更靠谱的技术呢？“中国目前艺术品科技鉴定只在瓷器方面有了初步的探索和突破。热释光的测试方法是针对最后一次过火的时间，可以测出艺术品出土时间，但会有5%~10%年份的误差。” 吴树说，“比如明清具体哪个朝代的东西就没法测准了”。
事实上，热释光的测试方法也被制假分子破解了。一位香港收藏家曾在河南买下一批唐三彩的高仿品，回到香港用热释光测试，结果显示距今3000年，时间提前了1000多年。高仿制造商就开始寻找破解之处，最后找到安检系统的X射线是“法宝”，X射线扫射一秒钟，瓷器就可“老化”100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是国内开展科技手法鉴定古陶瓷工作最早的机构。改革开放前，研究所的研究重点是古陶瓷的技术发展史和古陶瓷工艺史。1999年，一位澳籍华人宁志超带着两只元青花象耳瓶去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做鉴定试验，没有得到明确回复，他随即找到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做鉴定。研究人员试着用核分析手法，用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几个青花瓷片作对比，进行真伪识别。
上述案例之前，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用的湿化学鉴定方法是有损分析，“但属于文物的东西是不能让你取样的，一有瑕疵价格就大打折扣，我们高能所拥有同步辐射X荧光、质子激发X荧光、常规X荧光分析技术，可以做无损研究，进行元素原位的无损测量，这些方法是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所以具有技术优势。”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松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尝试表明核分析技术在古陶瓷分析鉴定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依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拥有的多种现代核分析条件和实验技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核技术考古组在1999年成立。
核考古组成立后，先后与8省(福建、江西、浙江、河南、河北、陕西、山西、云南)1区(内蒙古)2市(北京、成都)的考古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为收集窑址考古发掘出土的产地和地层年代明确的标准样品提供了可靠的途径。
考古组共收集了约40个典型名窑发掘出土的产地和地层年代明确的10000余件古陶瓷残片标本，建立了具有代表性、统计性和实用价值的6000多个样品有损分析和10000多个样品无损分析的古陶瓷数据库，是迄今为止国内分析样品量和数据量最多的数据库。
据冯松林介绍，样本采集和建立标准样品库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样本只要考古队一手挖掘出来的，窑址地表采集和民间收藏的瓷片我们不用，我们的数据库基本上覆盖了收藏者追逐的主要窑口，现在就缺汝官窑和景德镇御窑明清部分，其余的基本都收集了。但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中国古陶瓷数据库，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有的窑还没发掘，有的窑还不知道在哪儿。”
冯松林说，核考古组基于大量样品的分析数据，已经解决了多个陶瓷考古难题，例如回答了浙江越窑秘色瓷是否专门烧制的学术争论、为陕西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古瓷年代区分提供了重要判据、将湖田窑二元配方的年代提前约300年、建立唐三彩的产地溯源和真伪识别依据、元青花的识别数据等问题。
核考古组的研究成果目前还主要用于基础研究，“只有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对古陶瓷真正认知了才能涉足社会服务，否则就是不负责、不严谨。”冯松林说，“不过，基础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对接已经开始尝试。”
核考古组和北京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合作筹建了两个“科学检测室”即初检点，近期就要开始探索性社会服务。很多人慕名而来做检测，经冯松林“眼学”淘汰的就有100多件，剩下200多件值得用仪器初步检测，而通过全面检测的仅5件。
“第一步是初检，初检目的是分辨是否有人为添加的化学成分，是否基本符合古代瓷器特征；第二步，通过初检后才能进行全面检测，在不同位置分别测胎、釉和色料4个点，对分析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后给出分析报告；最后一关是我们和古陶瓷专家一起做综合评估，自然科学和人文相结合，包括从器型、胎质、釉色、绘画风格、文化内涵和烧制工艺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冯松林介绍鉴定流程。
走经验与科学结合的道路
目前，民间陶瓷检测鉴定机构使用的数据库主要由《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中500多个古瓷器样本和国博馆藏品的数据所组成，没有明确统一的参考标准，数据没有合理的波动范围，关键是缺乏必须的微量成分数据，同样一件艺术品，这些不同的民间科学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很可能不一样。
“这些民间检测鉴定机构不严谨的检测，亵渎了科学的严谨和严肃性，让藏家逐渐以为科学的检测也不靠谱，文物市场的混乱由此越演越烈。”冯松林说。
曾有一位景德镇高仿商自信地对冯松林说：“瓷器的化学组成我都能仿得一模一样！”冯松林解释说：“你做不了，主量成分可以仿，但微量做不了。百万分之几的含量，十万分之几的含量是难以仿制的，如果真品的某种微量元素相对来说高，现代原料比较低，那还好办，只要将微量元素逐一加进去。但反过来不行，原来比较低，现代原料的某些微量元素含量比较高，你就很难减到符合要求。”
在建立准数据库的研究工作中，核考古组还顺便做了仿品数据库。“艺术品拿来测试，跟仿品数据库一对上号了就是假的。从2005年开始积累仿品数据库。本来不是有意识去做，但仿品多了以后，就收集了各种仿品特征。”冯松林说。
与“眼学”相比，科学鉴定本来应该有巨大优势，但是目前国内几家有数据库的研究机构各自为阵，数据库标准不统一，数据库信息不共享，而且这些有科研能力的鉴定机构往往都盯着官窑名窑做重复性工作，浪费资源和人才，也很难在一定时期内有效遏制赝品的存在。
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鉴定办法也有缺陷。通过材料材质、化学成分含量、老化痕迹等来确定真伪是技术手段，至于艺术品的文化内涵则需要人文科学的专家来确定的，“没办法量化的东西我们就没法弄，所以‘眼学’不可能被淘汰，未来的发展肯定是和科学相结合。我们国家鉴定人才培养也最好是文理兼有的专业，既有陶瓷考古的知识，又有自然科学的知识。”冯松林说。
可否对“私生子”施行“特赦”
潜心研究中国文物市场多年，吴树一直呼吁的治理办法是修法建制。“要想治理好这个市场，必须从根本上下手。”吴树说。
《文物法》保护不了文物。据吴树介绍，当前我国急需得到保护的文物是通过“三盗”(盗墓、盗捞、盗窃)流失的“文物私生子”。这些文物数量特别巨大，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具备历史久远、工艺精湛、科研价值高等特点，堪称国之瑰宝。它们的去向很明晰一部分走私出境，流失到国外文博机构和私人藏家手里。剩下的则失散于民间，或鱼目混珠，掺进大量文物赝品中，在市场里非法交易，或被收藏爱好者“非法”私藏。
“更要命的是，这些‘文物私生子’就算被羁留境内，由于藏家和商家缺少专业常识，天天都有毁坏现象发生。”吴树建议大胆采取怀柔政策设法让这些“文物私生子”浮出水面，然后进行适当的保护，继续“藏宝于民”。
所谓的“怀柔”政策，用《文物法》起草人谢辰生先生的话讲：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对‘文物私生子’施行‘特赦’，允许在指定的场所进行交易。”
吴树建议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或机构，指定时间段，对这些物品免费鉴定、登记造册，在依法明晰国家产权的前提下，允许收藏者在国家指定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交易或继续收藏。
“这种办法有如房地产产权归属一样，土地是国家所有，房屋使用权和交易权归个人。但市场放开了，就必须下大力气封堵‘文物私生子’的源头，以最严厉的手段打击‘三盗’(盗墓、打捞、盗窃)行为。现有的打击力度轻，甚至在部分地区，部分执法者与‘三盗’分子勾结犯案的现象屡有发生。”吴树说。
《拍卖法》也有问题。
“目前文物拍卖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拍卖企业滥用或误读《拍卖法》第六十一条的免责条款，免责条款为赝品大开绿灯，这一条必须取消，还要加大对专家虚假鉴定、卖方知假卖假等行为的处罚力度。”据吴树调查，目前没有几个国家有专门的《拍卖法》，拍卖行的交易行为归属相关商品法，出了问题惩治严厉。“如在美国制售假画如同制售美钞同等治罪，在韩国如果文物仿制品不标注制作人就不准上市。”
“修法之外还要建制，建立一个完整的文物鉴定体系，最大限度地将各种科学手段引入鉴定机制，然后分级建立服务民间收藏和文物交易市场的鉴定机构。这些机构可以效仿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运作模式，对交易市场出现的纠纷案件进行分级仲裁。专家鉴定文物，可以参考公立医院的医生待遇，无论鉴品真伪，实行计件奖金，证书有如医生开诊断书，与个人利益脱钩。这样做了，即便不能彻底肃清鉴定业的腐败现象，但‘看钱断真假’的概率肯定会少了许多。”吴树说，“只有修法建制，才能肃清中国文物市场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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