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晚，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复旦管理学院论坛上表示，“营改增”后，中央除了应承担一部分地方支出责任外，还必须为地方政府找到新的财源。
马骏称，目前有三种方案来增加地方税收收入。第一种是将属于中央税种的特别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划归地方，此举可增加地方税收约9000亿元/年。
第二种是在改增值税体系的同时，给地方开辟新税种的权力，比如零售税。假设地方平均的征税率在6%，这差不多能筹到1万亿元/年的财力。
第三种是调整中央地方分享税的分享比例。比如现在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分成比例是75%和25%，若能调整为55%和45%的比例，另外将中央和地方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分成比例60%和40%调整为50%和50%。这样能给地方政府提高约1万亿元/年。
此外，他建议中央承担地方一部分支出责任，即以前由地方花钱的项目中央承担一部分，如食药监管、环保监管、跨地区基础设施等工作。据测算，这有望解决地方政府2000亿支出负担，从而缓解地方政府税收减少所带来的资金紧张。
但究竟采取哪种方案目前业界尚存争论。
马骏倾向于第一种方案，因为这对经济带来的震动比较小。
他认为第二种方案影响面比较大，在增值税下降后，若地方开征零售税的话，企业的结构将因此产生很大变化。尤其在电子商务盛行的阶段，若地方自行去确定零售税的话，会面临挑战，比如A地征收5%的税，B地征收2%的税，那电商企业都会搬到B地。这种方案操作起来不是很容易。
他称，第三种方案施行后，地方分税比例上升后会助推地方的GDP冲动。比如地方增值税比例提高到45%甚至更高，这可能继续加大地方政府追求GDP冲动。
马骏在谈到地方融资体制问题时，建议建立以地方债为主体的地方融资体系，此举将增加地方融资的透明度，并形成有效的约束力。
“我估算每年地方政府为基础设施或民生项目的融资需求大概在5万亿元，但其通过阳光渠道获得的融资大概在1万亿元，这包括中央代地方发行约3000亿元债券和约7000亿元城投债。”马骏称，“另外四万亿融资从哪里来，地方政府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如2009年地方通过融资平台找银行借款，两年后快出事的时候，审计署去查，此后银监会不让借了，说余额要持平。不让借了怎么办，只有找信托公司通过资产打包来融资，后来信托公司也被限制了。限制后，地方找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融资，这导致地方政府融资非常不透明。”
他认为，债券市场本身允许投资者用脚去投票的，如果你不喜欢它，可以卖掉这个地方政府债券，那么这个债券融资成本上升，甚至高到让地方政府融不到资的程度，这可以形成硬约束力。
作者：陈益刊来源一财网)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