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博源基金会成立五周年学术论坛于北京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未来的机遇与挑战"。会议邀请了吴敬琏、林毅夫、李剑阁、高西庆、巴曙松、江平等70多位政商学界精英,一起展望中国改革的困境与机遇。
从5月份以来到6月份加剧的、在三个星期达到高潮的银行间的货币市场的情况,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关注和兴趣。在论坛上,中国光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吴富林表示信贷大部分毫无疑问地是进入到实体经济的。虽然有理财和通过信托途径的资金运转即人们所说的空转,吴富林认为其中有空转的成分,但没有人们说得那么严重。通过一次、二次或者三次交易之后大部分也是进入实体经济的。
中国光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吴富林(图片来源:搜狐财经) |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中国光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吴富林:在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它的指标的时候,预言家的预测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是它的假定条件。包括林毅夫20年8%的结论等等,这些数字或者是振奋人心的或者令人感到要提出问题的。但是我觉得数字本身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假定是什么。譬如林毅夫先生价格是要改革红利,要人口的数字,要产业的升级,要技术的创新,史正夫三维市场经济,竞争性地方政府,竞争性的企业体系等等,我们讨论这些假定可能比讨论数字本身,因为8还是7,还是7.5%,这个不是实质性的背后的假定。刚才吴老师讲到生产力全要素,劳动资本和人力,这个里面金融条件是很重要的,金融在经济增长长期轨迹当中是什么角色?经济史家做了很多分析,十九世纪初期法国金融体系结构和效率,根据一些专家的分析,从当时英国比较慢一百年,法国金融效率慢英国一百年,它的中央银行制度,货币本位制度,它的金融市场,英国在1662年已经有票据法了,有汇票法了,从历史角度我们看到金融非常重要性。
联想到中国的情况,从5月份以来到6月份加剧的,在三个星期达到高潮的,我们银行间的货币市场的情况,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关注和兴趣。我曾经在商业银行的两个分行做过行长,时间六年,我在商业银行总行资金计划部做过六年总经理,以我的职业经理来观察,我就有很多问题在思考,一个是我考虑中国经济究竟要多少钱?中国经济如果说像刚才林毅夫先生讲的和刚才我说的其他两个增长假定,中国经济究竟要多少钱,这是一个问题,究竟需要多少货币,现在一百多万亿GDP大家有很多讨论,根据我们的实证考察,可能不准确了,这个问题很难。我们感觉大部分是进入到实体经济,信贷毫无疑问进入到实体经济。理财和通过信托途径的资金运转,人们说是空转,我认为有空转的成分,但是没有人们说得那么严重。通过一次、二次或者三次交易之后大部分也是进入实体经济的。我们考虑这个问题,中国经济要支持这么一个增长究竟需要多少钱,需要多少货币?我注意到在林毅夫先生的架构里面,在福格尔架构里面,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的展开。我们国家讲投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形成一个插叙结构了,我们边界资本收益率在降低,如果从货币信贷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降低幅度更大的是我们的信用的边际效应,资本的边际效应在下降,信用的边际效应下降更加明显。怎么办?从中短期来讲怎么办。
第二个思考的商业银行肯定要通过这次事情,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发展战略和我们的发展模式,这种战略模式的改革,一定不是简单的回到把表外业务和金融业务砍掉这个时代,资产负债表不是简单的回到80年代和以前简单的信贷收支的时代,肯定不是,这个路怎么走,我们在思考。如果说我们货币市场是一个在货币国际化条件下的开放市场,那么上周的情况会是有几种可能性?我在想这个问题。1950年代,国际上曾经有过美元荒,但是我们这个情况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流动性是冲突的。如果说国内需求和国际需求同步增长,我们将如何调控货币?就这个事情不是就事论事,我们想就这个事情有一些思考,结合增长的讨论提出来,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最后一句话,有一个观点分享一下,现在讲人民币国际化的学者很多,我的观点人民币国际化急不得,为什么急不得?不展开了,英镑的国际化,即使在金本位条件下,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元的国际化即使在金本位还没有退出的情况下,已经获得那个实力的情况下,也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80年代日元国际化性质很高,但是它不是成功的。货币国际化作为市场演变与政府双重的结合,我认为急不得,尤其是在中国目前的阶段,要以先解决我们的内部的经济金融深层次问题为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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