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作为投资拉动经济最坚定支持者的林毅夫先生，仍在坚持不懈地呼吁，中国经济仍需投资拉动。并列举了从二战到现在13个曾经相当一段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7%的经济体，其成功的经验都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也许，从历史经验和理论基础来看，林毅夫先生的“投资观”并不是没有道理，甚至可以说，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确实要远高于出口、消费等其他“马车”。但林毅夫先生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中国国情。
首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市场化水平太低，投资无法成为一个市场元素对中国经济产生持续的拉动因素。
我们知道，投资要想充分发挥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除非发生特殊的情况，如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经济灾难等，不然，就必须以市场为主导，由市场来决定投资的目标、方向、投资规模和投资数量。
问题在于，从中国这些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来的实际情况看，市场对投资的影响力是很脆弱的。更多情况下，是政府起了主导作用。即便是企业投资，也是政府这只幕后之手在发挥作用。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不需多说，就是许多产业，包括所谓的新兴产业如太阳能、风电、LED光电等，也无一不是政府在强势推动。
相反，林毅夫先生列举的其他年均经济增长率一段时期超过7%的经济体中，哪一个像中国这样，政府如此强势地决定投资目标和方向、规模和数量，又有哪个是如此取代了市场、干扰着市场、干预着企业？
也正因如此，中国的高投资率，就留下了太多的隐患和问题。所以，在市场化进程没有步入良性轨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有效理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严重滞后的大背景下，投资要想对经济增长发挥正面和积极的作用，首先必须在市场化建设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其次，正是因为投资的市场化元素严重不足，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干扰过多，就带来另一个严重问题投资格局分布的不合理。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格局的不合理，非生产性投资严重挤占了生产性投资；二是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格局的不合理。
就前者来看，2003年可能是一个分水岭。因为，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放开以及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被激活，房地产投资就像一匹野马，疯狂奔驰，以至于在短短十年不到时间里，就将生产性投资挤到了墙脚。什么叫实体产业空心化，不就是生产性投资空心化吗？而如果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房地产投资唱主角，生产性投资却只能苟延残喘，那怎么可能不出问题？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怎么可能持续呢？
对后者来说，在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地方80%以上的国企已经改革改制成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大背景下，如果投资仍以政府和国企唱主角，也应当不是一件正常的事。
从2003年到现在，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民间投资者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应当不难判断。而政府投资和国有投资，依靠的是什么，也应当不难分析。一极是政府和国企负债累累，一极是民间资本没有出路，这样的格局，难道还能说投资能够对经济产生积极的拉动作用吗？还能维持下去吗？
除此之外，中国在对投资质量和效率的评价方面，也存在严重缺陷。总体上讲，“固定资产增长率”这个概念，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投资的最主要障碍。如果不能对投资的质量和效率做出科学的评价，没有科学的评价体系与标准，高投资率对中国来说，极有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
（作者单位：江苏省镇江市国资委）
(编辑:李燕华)
作者：谭浩俊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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