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盛潇岚 发自合肥
“徽商银行是安徽省国资委下属企业、正厅级的单位，这次调动实际上是平级调动。”
7月16日，当地一位高层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现年56岁、即将退休的原宿州市委书记李宏鸣调任徽商银行董事长，在当地备受关注。
然而，日前徽商银行H股上市刚刚获得了银监会放行，有望成为第一批海外上市的城商行，在此关键时刻受到高层任免的干预、突然换帅，徽商银行引起广泛关注。
虽然徽商银行的新任董事长李宏鸣有着长期、丰富的从政经验，官至市委书记、属厅级干部，不过，其完全没有银行从业背景。外界质疑，这位“空降”的董事长能否胜任一家拟上市金融企业掌舵人？
“李宏鸣不用管具体经营，主要在于把握大局。”当地一位官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而且李宏鸣曾经在省政策研究室、省发改委工作过，也做过黄山市市长，可能组织上认为他既懂宏观经济，又有地方历练。”
7月10日徽商银行举行股东大会，尽管截至记者发稿，股东大会决议还没有公布，但当地某国有大型银行一位高管认为，“股东大会只不过是‘走个过场’，李宏鸣当上董事长毫无疑问。但新任董事长没有银行从业经历，这对近期徽商银行在H股上市，以及长远的发展会形成什么影响均是未知数”。
掌舵人被指“外行”
徽商银行总部位于合肥市市府广场之侧，安徽省政府与其一街之隔，两栋建筑相隔不过百米，似乎“关系密切”。
表面上，徽商银行是一家特立独行的城商行，当年以“城商行领域第一家联合重组的省级银行”的称誉登场，开创了中国城商行和城信社联合重组的新模式。但长期以来，其高层任免却听任“组织安排”；发展多年，除了南京分行外，其余分行均在安徽，似乎执意要保守式发展，偏安一隅。
此次董事长换届，争议焦点在于新任董事长非银行系的背景。
与前任王晓昕出自银行系统不同，新任李宏鸣来自行政系统，历任省工学院团委书记；省委政研室政调处一级巡视员、省委政研室政调处副处长；省体改委生产体制处副处长、省体改委企业体制处处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2003年9月起，任黄山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2008年后开始担任宿州市委书记。
也就是说，李宏鸣完全没有银行从业经历，而这样的背景能否胜任一家拟上市金融企业掌舵人？
合肥市一位机关领导表示，“董事长不用管具体经营，主要在于把握大局。而李宏鸣曾经在省政策研究室、省发改委工作过，也做过黄山市市长，可能组织上认为他既懂宏观经济，又有地方历练，但具体是怎么考量的就不得而知了。”
当地一位高层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李宏鸣是1957年生人，也就是说快到退休年龄了，仕途上升有限，组织上就将他调到企业。徽商银行是安徽省国资委下属企业，是正厅级的单位，而市委书记是正厅级干部，一般也都是省委委员，虽然表面上看是平级调动，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肥差’。”
值得一提的是，李宏鸣曾任黄山市市长，而上述高层人士称，“一般在黄山工作过的干部都比较容易跟领导打好关系，也比较容易升迁。比如，以前黄山某大型银行行长就被提拔到省总行的人力资源部当老总了。因为安徽省的培训、考察、接待等工作都安排在那边，而且黄山市不考核经济，不允许搞工业，搞好旅游就行了，相对而言干部的压力会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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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偏安一隅的保守做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徽商银行在成立之初颇受瞩目，在业内甚至具有标杆效应。
这是全国第一家由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联合重组设立的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创造了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改革中独具特色的“徽商模式”。
时任安徽省银监局局长的杨家才为徽商银行的日后做好了规划—整合、增资扩股，并积极运作上市。为了架构一套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徽商银行成立了董事会，并从民生银行挖来行长李和，请到郭传杰、吴晓求、巴曙松等知名学者担任独立董事。
豪华的独董阵容，全新的市场化规划，可以说，在徽商银行诞生之初，它便承载着多方期望。杨家才曾对媒体说道，“在今后的增资扩股中，我们要淡化政府的影响，如何做到这一点，我的办法是无官股、无控股。”他希望通过这三步逐步稀释地方政府的股份。
但之后，这家被寄予厚望的城商行并没有按照杨家才设定的轨道发展。
空降高层领导的事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2009年的行长换届风波就曾闹得沸沸扬扬。当时，在部分董事不知情的情况下，有关部门直接宣布将时任行长的李和停职。
此时，与王晓昕同时卸任的独立董事吴晓求曾对这样的人事安排程序颇有异议，认为徽商银行此举不符合银监会颁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的相关规定—解聘高管层应由董事会2/3以上董事通过。
“股东大会只不过是‘走个过场’，李宏鸣当上董事长毫无疑问。” 当地某国有大型银行一位高管表示，“新任董事长没有银行从业经历，这对近期徽商银行在H股上市，以及长远的发展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都是未知数。”
不过，上述当地官员认为，“国有银行基本都是国资委控股的国企，高层同时有着行政级别，经营运作也有明显的行政痕迹，所以其实高层变动对银行的盈利状况影响是有限的。但行政干预显然对徽商行未来的发展没有好处。”
行政色彩不仅在人事上体现，同时在银行经营中也显出了弊端。
近年来由于地方政府平台贷款风险的积聚，大中型银行对平台贷款开始持谨慎态度。为解决资金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过信托、集资等方式解决，控制城商行也成为必要方式。
徽商银行2012年报显示，前11大贷款客户中，有8户都是地方融资平台，分别是安徽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合肥市滨湖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公司、铜陵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安徽省公路管理局，贷款共达71亿。
1.6万股东“阻碍”A股上市
除了董事长换届，7月10日股东大会的另一项重要议题便是徽商银行H股上市计划。
不过，早在2011年5月，徽商银行便正式启动上市进程，但股权分散问题却成为制约其登陆A股的硬伤。
根据《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规定，IPO前公司的股东人数须在200人以下；同时财政部及一行三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中规定：公开发行新股后内部职工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总股本的10%，单一职工持股数量不得超过总股本的1‰或50万股(按孰低原则确定)。
而该行2012年年报显示，2012年末该行股东总数1.6335万户，其中国有股东91户，法人股股东239户，个人股东1.6005万户。远远超过了200人的监管限制。
实际上，股权分散几乎是所有城商行上市都绕不开的问题。城商行股权结构之所以分散，是由于大多数城商行都是由信用社或其他商业银行重组而来，庞大的股东人数使得银行的股权显得分散复杂。
具体到徽商银行，这是全国首家由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联合重组设立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其在合肥市商业银行的基础上，吸纳芜湖、蚌埠、安庆、马鞍山和淮北等共6家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六安、铜陵、淮南、阜阳等4市的7家城市信用社合并组建而成，因此其重组被称作是“6+7=1”的模式。
一位银行业内人士认为：“由原合作制金融组织改制形成的存在内部职工持股的金融企业，如提出公开发行新股申请，应采取回购内部职工持股、向其他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转让等方式，进一步降低内部职工持股的数量和比例，回购或转让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但城商行的情况会比较特殊，它的发展历史决定了其股东关系比较复杂，个人股东较多，由于产权和政策更迭，城商行往往历经多次股份变动。主管方、所有人增资频繁，导致股本演变十分复杂，因此股权的清理非常困难。”上述人士认为，IPO前不超过200股东的限制，是城商行无法登陆A股的痼疾。
银监会放行 备战H股
一方面股权清障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另一方面A股IPO目前停滞不前的状态，短期内登陆A股无望，徽商银行转而将目光瞄向港股市场。实际上，李宏鸣的到来就被外界解读为，为H股上市备战。
对于H股上市进程，徽商银行董监办相关人士不愿对上市具体事宜作出回应，并建议时代周报记者咨询总行办公室，但总行办相关人士却迟迟未予露面。当记者询问新任董事长的到来是否能尽快促成徽行H股IPO，多位徽行人士均三缄其口。
在7月10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徽商银行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包括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等一系与H股上市相关的议案，并通过了A股上市有效期延长的议案。
“徽商银行转战H股也是无奈之举，并不是说会放弃A股的计划，只是目前来看会无限延后。”当地一位知情者表示，此前已有多家城商行提出赴港上市计划，但未有一家成行。
据最新消息称，银监会有意让个别城商行作为首批银行先行赴港上市。一位接近银监会的人士表示，重庆银行、徽商银行将作为首批城商行，由银监会放行先去H股上市。这意味着，作为备战港股IPO的最新成员，徽商银行有望成为第一批登陆H股的城商行。
据了解，国内企业去港股或者国外交易所上市均需要证监会的批准，而银行还需要银监会的审批。
上海某投行一位资深人士表示，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组织的力量”：“比如美国的公司在纽交所上市，主要看纽交所列出的上市条件，如果其中有一条需要美联储或美国证监会等部门批准，你就需要提交相关的文件。但国内情况是，只要在海外交易所的上市，就要经过监管层的层层审核。”
据悉，徽商银行已选定5家机构作为其承销商，分别是：中银国际、中信证券国际、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以及瑞银集团。“主承销商和保荐机构应该会从这五家中选择两三家机构进行联合保荐。”上述投行人士称。
[记者手记]行政之下谁来保障股东利益？
本报记者 盛潇岚
几乎所有中资银行的高管选拔常常有着浓厚的行政任命意味。包括徽商银行在内的各家银行，“空降兵”并不鲜见，他们或从其他金融机构调派，或来自监管层等上级单位。不管是否合适岗位的需求，不管是否征得股东的同意，总之组织的一纸调令，便走马上任。
外资行则截然不同，他们的高层大多来自集团内部。翻开外资行大佬们的履历，会发现很多相似点：几乎都出身“哈耶牛剑”等顶级名校，在各自银行的从业时间普遍在20年以上，都曾从基层做起，凭业绩步步晋升，立下过赫赫战功，甚至曾力挽狂澜，救公司于水火之中，个个都可称作职业经理人的典范。
产生这样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体制不同。国内大型银行基本都是国资委控股的国有企业，组织委任的“银行家”们同时有着行政级别，其经营运作也有着明显的行政烙印，也因此，高层变动对银行的盈利状况影响有限。
而外资大行则一般都由大型财团控股，高层们追求资本效率和回报，同时敢于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革。一切围绕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决策的传达没有繁文缛节，效率高、执行力强。于是，高管对于银行的运营具有绝对且直接的影响力，核心高管的去留经常会引发股价大幅震荡。
不过，无论是国资委还是大型财团，大股东对高层任免都有着绝对话语权。但是，国外财团的高管选拔标准似乎较为透明，无论具体的标准是什么，“一切致力于股东利益”的前提似乎万变不离其宗。而组织的人事调动则颇让人摸不着头脑，可以任人唯贤，亦可以空降毫无从业经历的圈外人，至于具体的标准如何，外人更是无从得知。
众所周知，职业经理人的选拔机制对大型银行的发展更有利，而中资银行要想在国际市场上与外资大行同台竞技，更需要吸纳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加盟。但谈及变革，道阻且长，中资银行高管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到底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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