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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记者 陆振华 布鲁塞尔报道
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结束第一轮谈判后，诸多分歧开始浮出水面，其中包括是否建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
国际投资协议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是一种标准范式，允许外国投资者绕过投资所在国的司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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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已达成初步的政治意愿的中欧双边投资协议（BIT）谈判，也同样会涉及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议题。目前看来，中国似乎并不用特别担心。
德国发展研究院投资政策专家艾克西·贝格（Axel Berger）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欧盟会将建立ISDS机制纳入谈判；不过，中国目前签署的投资协议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是非强制性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外国投资者利用这样的机制来主张他们的权利。”德国发展研究院为德国联邦政府和柏林州所有，艾克西·贝格侧重欧盟和中国国际投资协议的研究。
《21世纪》：投资协议是如何赋予外国投资者超国民待遇的？又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艾克西·贝格：在与发展中国家谈判国际投资协议（IIA）时，工业化国家历来为他们的投资者提供额外的法律保护，应对政治风险。在1960和1970年代，西方跨国公司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困难的政治处境，区别对待、有时是直接充公而没有足够的补偿。
1980年代后，IIA设置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以使外国投资者能绕过所在国的司法系统，直接起诉所在国。通常，国际仲裁应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发起。所以，这些协议让外国投资者事实上拥有了超国民待遇。
《21世纪》：为什么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会成为投资协议的一个标准范式，以让外国投资者来起诉投资所在国？所在国又为何会将自身的司法权让渡给私底下的仲裁？
艾克西·贝格：最近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工业化国家，都低估了签署附带ISDS条款的国际投资协议的风险。直到他们被外国投资者起诉，才开始改变政策态度。
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成员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才开始就此展开谈判，以便在外国投资者权利和所在国之间取得平衡。
但是，修改ISDS程序的努力却没有多大收获，比如设置上诉机制。
《21世纪》：从你的研究来看，中国签署的投资协议中，是否发生过外国投资者起诉中国政府，并且导致政府让步、仲裁结果也与中国法律不符的情况？此类案例在欧洲已经不少。
艾克西·贝格：自从199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一些国际投资协议谈判。其中，全面、非强制性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特征。中国政府签署的此类协议赋予了外国投资者广泛权利。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外国投资者利用这样的机制来主张他们的权利。
《21世纪》：中欧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也可能正式开启。欧盟会要求加入这样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艾克西·贝格：我认为，欧盟会提出，将投资争端解决条款纳入到谈判中来。中欧过去签署的大多数协议也包括争端解决条款。尽管如此，双方应考虑增加仲裁透明度要求，以及纳入可能的上诉机制。
有趣的是，中美正在谈判投资协议，美欧也已开始谈TTIP。如果这三方能够共同对投资争端解决提出改革建议的话，会是一个受欢迎的结果。
作者：陆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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